對於日理萬機的大國最高領導人而言,其任內不可能走遍世界每一個國家,因此出訪的每一個地方都是精挑細選,仔細研究討論後才選定,落實國家總體外交任務和戰略目標。根據外交慣例,領導人就任後的首訪、卸任前的最後一次出訪、每年度的首次出訪尤其具有特殊意義,被視作信號釋放,國際社會甚至放大解讀。習主席2016年的首訪定為沙特、埃及和伊朗等三個中東國家,旨在落實推進“一帶一路”,傳承中國與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傳統友誼。
中東最近有點亂
如果説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中東地區的最熱點主要表現為伊拉克戰爭和巴以問題,2010年到2012年為阿拉伯之春革命,2013年至今則為敘利亞內戰和IS崛起。自俄羅斯2015年9月30日開始軍事介入敘利亞事務,空襲敘境內的反政府目標,到12月15日沙特組建一個由34國組成的伊斯蘭軍事反恐聯盟,再到2016年1月3日沙特宣佈與伊朗斷交。近半年來,中東地區已取代烏克蘭,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最大焦點。可以説,當前的中東處於過去幾十年積攢下來的地區內外矛盾集中大爆發期,宗教(什葉派與遜尼派)、地緣(有改變現有邊界狀態的趨勢)、大國關係(美、歐、俄)、巴以問題、阿拉伯之春革命的後續處理、敘利亞內戰、反恐、國際石油市場等多種因素疊加,使得局勢異常複雜。
各方均想借機謀利,戰略意圖非常明顯。俄羅斯希望在中東壯大什葉派勢力,將伊朗、敘利亞、庫爾德人地區,以及黎巴嫩、葉門等整合,借助傳統盟友擴大在中東影響力,牽制美西方,並爭取西方早日解除因烏克蘭事件而對其實施的制裁。美國的主導思想則是“趁亂取利”,即媒體常説的“可控混亂”,利用地區動蕩,削弱各方力量,既消耗並拖住俄羅斯,讓其兩線作戰(中東和烏克蘭),加重經濟負擔,又支援IS消耗伊朗。歐洲總體持觀望態度,有限介入,伺機而動。巴黎恐襲事件後,執政當局一方面擺出加大打擊IS的架勢以安撫民眾,一方面又雷聲大雨點小,對真正實質性進入中東小心翼翼。相當於將中東事務“全權交給美俄兩國處理”,自己只需“靜候佳音”。
各方均高舉反恐大旗的局面,讓IS事實上成為各方共同擁有的王牌,相當於給予IS“護身符”。據IS官網報道,自2014年8月8日至2016年1月1日,國際社會對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IS目標共出動各類型飛機(不含無人機)6.33萬架次,實際實施轟炸僅9442次,其中美軍行動主要在伊拉克地區,其他各國在敘利亞境內。各國轟炸花費約為59億美元,平均每小時46萬美元,空襲費用約佔各國打擊IS軍費支出的一半。當前IS實際有效控制面積由2015年1月的9.15萬平方公里,到7月8.3萬平方公里,到12月底的7.8萬平方公里(與捷克的面積相當),即一年內控制區面積減少1.3萬平方公里,主要是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庫爾德人地區。這説明,空襲的最大受害者是伊拉克,最大受益者是庫爾德人,IS僅受皮肉之苦,未傷筋動骨,組織架構和相關制度依然完整並有效運作。
年度首訪意在實幹,並非冒險
習主席就任國家主席後,2013年首次出訪的對像是俄羅斯、2014年是俄羅斯索契冬奧會、2015年是巴基斯坦,都是中國全方位的戰略夥伴。2016年之所以選擇伊朗、沙特和埃及這三個中東國家,體現出習主席“親誠惠容”、“外交由被動應對向積極引導轉化”、“有所為有所不為”、“介入但不陷入”、“探索全球治理新理論和模式”等一系列外交理念的風格。
今年1月16日,新華社授權播發《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雖然這是中國政府制訂的首份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但發佈針對某地區的政策文件並不鮮見。中國曾于2003年10月發表《對歐盟政策文件》、2006年1月發表《對非洲政策文件》、2008年11月發佈《中國政府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2015年12月發佈第二份《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此次文件發佈的意義在於,這是首次在領導人出訪前夕發佈針對出訪對象的政策文件,何況是當前棘手問題最多的最熱點地區。這種在出訪前便亮明基本態度和立場,既作為訪問行程商談的內容,又作為檢驗訪問成果的標準之一的做法,在中國外交歷史上可謂罕見。
鋻於當前中國在中東地區的人脈、情報和傳統影響等資源條件,外界所言的“中國要調停沙特和伊朗矛盾”、“中國不甘心在中東只當配角”、“中國在冒險”等觀點有誇大成分。從出訪對象選擇到政策文件發佈可以看出,此次訪問注重實幹,至少有以下兩點深意:
一是探索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和模式。中東問題不是簡單的反恐問題,需從全球治理的高度,遵循正確的義利觀,通過協商與和平手段,平衡好各方利益,為此需要尊重國家主權,支援各國通過自身憲政體系等合法途徑解決本國事務,讚賞各國自主選擇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的權利,共同維護聯合國權威等。
二是集中精力謀發展,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東是古代絲綢之路的發源地,是現代“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地和關鍵節點。“一帶一路”不僅能夠深化中國與當地各國的友誼與合作,其意義還在於,推動中東各國擱置宗教和地緣等爭議,將注意力由宗教和政治轉向經濟發展與地區合作,通過促進區域繁榮和改善民生,降低地區矛盾,維護地區穩定。在當前國際環境下,軍事和政治爭奪只能加重矛盾,發展才是解決中東問題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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