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常的刑事司法程式中，“犯罪嫌疑人”不能被長期懷疑下去。刑事法治必須給嫌疑人一個預期：當追訴機關無法證據確鑿地實現對嫌疑人的追訴時，就必須將其無罪釋放。

　　23年前，三門峽公民高炎龍被訴搶劫殺人；19年前，他被判死緩，不服上訴；17年前，河南省高院將案件發回三門峽市中院重審，中院將案件退回檢察院，檢察院再退給原靈寶縣公安局補充偵查。公安局為高炎龍辦理取保候審後卻至今未結案，這意味著17年來高炎龍一直處於取保候審當中。

　　很難想像，當一個人被取保候審長達17年，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狀態？在常人眼中，被採取強制措施的人往往近乎罪犯，雖沒有最終定罪，但由此獲得的社會評價足以影響其正常生活；在法律上，意味著當事人一直戴著“犯罪嫌疑人”的帽子，其法定的權利處於不確定狀態，雖然人身自由不像被羈押那麼受限，但實質上其已經不是一個完整的公民。這種因定罪證據不充分而帶給嫌疑人的混沌境遇，恰是現代刑事訴訟制度所要極力避免的，所以立法規定了嚴格的期限。

　　該案雖然時間跨度較大，但取保候審無疑應當適用1996年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按照法律規定和相關司法解釋，案件退回補充偵查期限為一個月，取保候審最長不超過12個月，檢察院在補充偵查期限內沒有提請法院審理，法院應當以檢察院撤訴結案。也就是説，該案中，無論是公安機關、檢察院還是法院，都沒有遵從立法和司法解釋規則辦理。案件退回偵查後，公安機關有沒有繼續補充偵查？在這麼長的時間裏，有過無數次的案件清查清理，為何該案沒有引起執法部門的關注？究竟是因為執法人員疏漏還是有什麼其他原因？

　　據查閱的卷宗顯示，高炎龍沒有作案時間，其供述的作案時所穿衣服上未鑒定出死者血跡。倘若證據確實不充分甚至能夠認定當事人並非犯罪人，那麼這種錯誤在法律程式上並不難糾正，為何當事人三番五次陳情卻依然得不到順利解決呢？其中的癥結究竟何在？即便當事人仍是被高度嫌疑的對象，但只要證據不足以定罪，公檢法三機關都有責任還當事人一個清白。而在一系列可以依法終結高炎龍“嫌犯”身份的程式中，這些機構都選擇了不管不問，剩下的合乎邏輯的推理便是，有關部門不願意解決，而他們之所以要將一個懸置了17年的“犯罪嫌疑人”繼續懸置，無非是擔心隨之而來的錯案責任追究。

　　無論如何，在正常的刑事司法程式中，“犯罪嫌疑人”不能被長期懷疑下去。刑事法治必須給嫌疑人一個預期：當追訴機關無法證據確鑿地實現對嫌疑人的追訴時，就必須將其無罪釋放。因為法治社會，法律不能授予執法機關無限期懷疑公民的權力，而公民也具有不被非法懷疑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