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認識其中一些領導人,我知道他們並不是威權主義者。西方媒體的描述並不真實,人們的印象被大大扭曲了。”——《中國30年》
2008年12月22日 美國作家羅伯特 勞倫斯 庫恩的《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新書出版座談會在北京舉行。這是庫恩在座談會上發言。 本報記者 汪永基/攝
《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
“我想把中國的全面性呈現給西方”
很少有外國人,在中國會受到“國師”般的禮遇,65歲的美國人羅伯特 勞倫斯 庫恩享受到了。
也很少有一本書,會像《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般,備受矚目甚至追捧。近日,在該書中文版舉行的座談會上,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哲洙等數十位部級高官與會。
就出版書籍而言,這樣的場面實為一時之盛。
庫恩正是《中國30年》的作者。2005年,因為寫作《江澤民傳》,庫恩開始聲名顯赫,但同時他又承受著西方媒體的猜疑和批評,認為他“美化了中國”。
1月10日上午,《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見到了庫恩,他身穿深藍色西服、頭髮已花白。庫恩是個大忙人,他的日程表安排得十分緊湊。在採訪間隙,庫恩曾數次離開座位,回來後,他又連忙為自己剛才的離開做解釋:“非常抱歉。我不想顯得自己很沒有禮貌。但我中午就要去天津,所以走開了一下去整理行李。”
對於中國媒體給予自己“斯諾第二”的讚譽,庫恩坦言並不十分喜歡,“在中國這是一種表揚,但在西方也許並不是。”
談中國領導人:並非千人一面
在《中國30年》中,庫恩採訪了100多位省部級官員,並披露了中國領導人的一些從政細節。“胡錦濤擔任中共總書記後呼籲媒體要報道更多‘實實在在的新聞內容’和事關民眾利益的故事,少播一些高層領導的一般活動,胡錦濤在內部批評説,這等於是在‘浪費時間’。胡錦濤建議從新聞報道開始,減少對領導活動、沒有實質性內容講話的報道。”
《國際先驅導報》:《中國30年》這本書中,您採訪了政治局委員和各個領域的省部級官員。要知道在中國採訪高層官員是比較困難的事情,所以我們很好奇的是,為何只有您的採訪能夠一路亮綠燈?
庫恩:回答這個問題,要從我在中國20年的生活經歷説起。1989年,國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請我訪問中國,為中國當時的金融改革擔任顧問。從90年代中期後,我總是看到美國媒體對中國進行扭曲、沿襲對中國的偏見報道。當時我很沮喪和失望,為了向世界介紹一個真實的中國,我開始了一系列活動。這其中我講述了中國的很多問題,有成功面、也有陰暗面,接觸了包括農民工、殘障人士在內的很多人。這讓我取得了巨大成功,也讓我在美國建立起了名聲,我也因此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信任。這也許是我能順利採訪的原因。
到現在為止,我來中國有100來次了,我一直致力於介紹一個真實的中國,也常在美國媒體上介紹中國。而在這本書中,我不僅是向世界講述中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和他們的想法,我更向世界展示的是一個複雜的、多元化的中國。我不僅採用了過去我很多年來的採訪成果。同時我還為這本書專訪了一些中國領導人,豐富了中國的形象。
《國際先驅導報》:您是如何具體挑選您的採訪對象的?經過這一系列高層的採訪,中國領導人給您什麼樣的印象?
庫恩:其實你也知道,在中國這麼多年以來,要談論中國領導人的整體形象,是比較困難的。我一直致力於介紹中國領導人是有個性的、真實的人,而不是千人一面的。
世界對中國的主流偏見是中國是一個單一化的形象,對中國人的印象更是如此。我要介紹的是中國的多元化和複雜性,我跟很多中國領導人有接觸,他們有自己的個性、興趣和藝術愛好,所以我在寫作的時候,主要目的是展現中國領導人的不同面貌。
對高層領導人的集體概括相對來説比較容易,我認為這一代和下一代的最高領導人,他們的才幹、智慧和教育背景,在世界範圍裏都是最優秀的。我注意過他們的教育背景,習近平和李克強都有博士學位。還有的領導人,他們原來接受的是科學教育,是工程師,後來學習了法律和經濟知識。有的領導人則在幾個地方省份有過豐富的管理經驗,比如習近平曾經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任職,李克強在河南和遼寧管理過幾千萬人口,他們有著豐富的職業經歷,在世界範圍內也屬於最優秀的領導人之一。
對於其他領域的領導人,我也一直致力於介紹他們的真實個性。比如在農村改革,我跟中國社科院張曉山和陸學藝兩位農業問題頂尖專家有過深談,他們經歷了文革和改革時期,對中國農村改革有深刻了解。在衛生領域,比如黃潔夫副部長,我本身學生物科技,所以我很能理解他在衛生醫療領域的成就,他很有才幹,一直致力於醫療改革。
再就是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先生,他曾是一個出色的記者,在跟他的交往中,我學到了很多知識。還有一個例子,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冷溶主任,我之前對中國的政治理論沒有什麼了解,可以説他是我在這方面的老師。我跟很多領域的領導人有很深厚的友誼,我很榮幸能成為他們的朋友,他們也是我人生經歷中的寶貴財富。
談採訪:我拿到了第一手資料
“我得到了一手的材料,所有這些一手的材料,對於我來説很重要。”
《國際先驅導報》:除了採訪外,您寫作《中國30年》這本書的主要資料來源有哪些?
庫恩: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不太願意把所有這些稱為“採訪”,我更願意稱為“討論”。我是一位嚴謹的作者,在中國不同領域的領導人、普通人如士兵、工人,我都有過接觸。這為我理解中國提供了一個深厚的背景。我在思考中國領導人是如何想的時候,是基於我對中國領導人和中國民眾的理解。
除了跟領導人一起討論外,我還在中央文獻資料室獲得了很多新解密的黨內文獻,這給我提供了這本書的歷史背景。有些領導人已經去世了,我可以利用獲得的第一手的回憶錄和談話錄。這也是我另外一個資料的來源。
《國際先驅導報》:能具體舉個例子嗎?
庫恩:比如鄧小平在1978年底的講話稿,在我看來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講話之一。我得到了當時講話稿的起草者之一于光遠提供的一些資料,他們是如何起草講話稿,當時有哪些會議、進行了哪些討論。在我看來,這份材料十分重要。
還有鄧在上世紀80年代以及1992年的兩次廣東之旅。當時有位官員一直陪伴鄧在廣東的行程。他最後寫了一個很詳細的回憶錄,幾乎是詳細到了每分鐘。這個材料非常豐富,由於篇幅有限,最後我只使用了一部分的材料。我得到了一手的材料,所有這些一手的材料,對於我來説很重要。
談內容:中英文版都各刪去50%原稿
“在政治上一些敏感的內容,由於在中國還存在著這方面的限制,還是有很少一部分被拿下了。”
《國際先驅導報》:《中國30年》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是否有區別。這本書是寫給中國人看的,還是給西方人看的?
庫恩:這本書主要是寫給西方讀者看的,我主要是想向西方讀者介紹一個真實的中國。他們對中國現在的發展感興趣,對中國的未來走勢更感興趣。我要做的是把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展示給他們看。
西方媒體對中國有懷疑,也存在很深的偏見,他們更關注中國存在的問題,而不是成就。中國有問題,但我想把中國的全面性呈現給西方讀者。
對中國讀者,主要的興趣點,是我作為一個外國人,是如何來看待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有一定的了解。但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外國人的觀點。所以對中國讀者來説,正是由於這本書不是寫給他們看的,他們才會覺得更加感興趣。
《國際先驅導報》:中文版最終在成書的時候有刪節嗎?具體刪除了哪些內容?
庫恩:這一次,因為我們要趕上改革開放30週年這個時間,所以我只好寫完第二稿後,就把很長的稿子交給了中文和英文出版商。對於中文出版商來説,他們有所謂的中國速度,出版的速度很快。相比較,外國出版的速度會比較慢。到最後成書時,兩個版本差不多都刪除了50%原稿的長度。
對中文本來説,這本書的中文出版社,他們有不同的編審程式。而對於中國讀者來説,一些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內容,這些章節都被刪去了,因為中文讀者已經了解了這些情況,而這些內容主要是給西方讀者看的。同時,在政治上一些敏感的內容,由於在中國還存在著這方面的限制,還是有很少一部分被拿下了。
但是我可以説,我寫的絕大部分內容,我的書本質沒有什麼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