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2010年秋天，在互聯網上搜索“已知的未知”會得到超過30萬條結果，其中25萬條左右都會鏈接到我的名字。維基百科上有一個相關條目，其參考鏈接轉到了一首“詩歌”，那首詩歌還被譜了曲，你在搜索結果頁面的首頁就能看到。

　　這個短語看起來如此熟悉，但事實上，有些諷刺的是大部分人仍然不知道其來源及含義。

　　早在2002年初，這條短語就首次與我聯係在一起。在一次新聞簡報會臨近結束時，一名記者告訴我說有“報道”稱薩達姆侯賽因政權與恐怖分子尋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間缺乏必然聯係。提問者認為這些未經鑒別的報道可以作為缺乏“直接聯係”的證據。

　　拋開（至少此刻拋開）記者的問題本質不談，我將問題上升到了關于人類認知的局限性這一更高層面上。我回答說：

　　我對那些針對沒有發生的事的報道常常很感興趣，因為我們都知道，有已知的已知，就是我們知道有些事是我們知道的。我們也知道有已知的未知，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些事我們還不知道，但也有未知的未知——那就是我們不知道自己有不知道的。如果一個人看一看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的完整歷史，就會明白：意識到後一類是很難的。

　　乍看之下，邏輯似乎含混不清。但是在這段謎一般的語言背後是關于認知的簡單道理：有很多事情是我們完全不熟悉的，事實上，有些事情我們太不熟悉了，甚至都不知道我們不熟悉它們。

　　已知的已知是事實、規則和法律，我們肯定知道。例如，我們知道使物體落到地上的是重力。

　　已知的未知是我們在認知上的空白，不過我們知道存在這樣的空白。例如，我們不知道伊朗核武器計劃的確切內容。如果我們提出正確的問題，可以潛移默化地填補認知上的空白，最終使其成為已知的已知。

　　未知的未知一類是最難掌握的。它們是我們認識上的空白，但是我們卻不知道有這樣的空白存在。真正的意外往往從此類中產生。19名劫機者將商用飛機作為制導導彈，將3000男人、婦人和兒童焚為灰燼，也許是美國經歷過的最恐怖的一次未知的未知。

　　20世紀90年代末期，我與前國家宇航局（NASA）局長威廉格雷厄姆當時都在彈道導彈威脅評估委員會工作，在一次會議中我首次聽說了“已知的未知”這個短語。我們這個代表兩黨的委員會成員當時有一種擔心，擔心美國情報界的一些情報官在面對缺少情報的可能情況時會預設一種想法：事情沒有發生，事情不會發生。換言之，如果某事不能證明是真實的，就可以假設是不真實的。這種想法會導致對其他國家彈道導彈能力的誤判，在某些情況下，一些國家的技術要比之前預想的先進得多。

　　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未知這種思想說明，那些在政府中佔據負責崗位的人，以及在其他行動的負責人手中可支配的情報幾乎總是不完善的。它強調了在思想上保持謙遜的重要性，在決策或制定戰略時，謙遜是極為寶貴的特質。我們很難認識到（知道）可能有很多重要的未知。最好的戰略家會想象並考慮各種可能性，包括看上去不大可能的因素，然後就可以做更充分也更機動的準備，在出現新的或意外的情報時可以根據需要調整，那時，曾經明顯是未知的事情就會成為已知。

　　從托馬斯謝林給羅伯塔沃爾斯泰特的《珍珠港：預警和決策》一書寫的序言中我也讀到了這種理念，其中謝林用“預期不足”作為對美國未能預計到並阻止日本襲擊夏威夷的主要解釋。謝林所要表達的想法很明顯，而且有先見之明：我們必須準備好，敵人可能會以我們想象不到的方式襲擊我們。回想一下歷史，19世紀非常有影響力的德國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曾強調處理不完整或有缺陷情報時的困難以及難以避免的意外。一個對哲學感興趣的人可能會記得蘇格拉底有這樣一句話：“我從來不知道，也不認為我知道。”這句話解讀起來就是說：要做智者，首先要意識到一個人真正知道的有多麼少。

　　對我而言一個已知的未知就是如何去寫一本書。我之前從來沒有嘗試過，我不知道是否需要或如何將個人存檔的成百上千頁原始資料編纂在一起。我仍保留著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每天寫給對方的信，還有寫于20世紀60年代我在國會任職期間投票原因的筆記，以及我作為白宮辦公廳主任時為確保福特總統的要求和指示得以執行而寫的詳盡備忘錄。我還有近2萬份備忘錄—它們被幽默地稱為“雪片”，這些備忘錄是我在喬治沃克布什政府任國防部長期間記錄的，有些是重大決策，也有些都是小事，甚至包括理發的時間安排。還有存放在國會、國務院和國防部的圖書館里數以千計的加密檔案。

　　雖然檔案數量龐大增加了很多困難，但我還是認為這些檔案能夠喚起我的個人記憶。另一方面，文件能夠給我的記憶補充細節和內容，也能更嚴格地驗證我的記憶是否準確。伴隨著這本回憶錄同時推出的還有我的一部分檔案文件，可以在我的個人網站找到電子版（www.rumsfeld.com）。我也發布了一些本書沒有直接引用但具有歷史價值的文件，我也還會繼續發布下去。

　　我的歲數超過了美國這個國家歲數的三分之一，所以我很重視這本回憶錄，尤其是書名，“已知與未知”看起來很貼切。這本書寫的是我的人生，有些是人們覺得已經知道的，有些則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與很多人曾經讀到的、聽到的或假設的完全不同。這本書還寫了我曾經經歷過的很多事件，這些事件包括民權鬥爭期間在國會任職時、在越南戰爭期間、在冷戰期間，以及在恐怖主義橫行時代任國防部長時經歷的。我想要在這本回憶錄中呈現給讀者的既有已知，也有未知，但都是我們偉大國家的歷史片段。能夠成為這些歷史的一部分，我深感榮幸。

　　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

　　2010年12月?

　　第一部 反恐的教訓

　　“山雨欲來風滿樓。”

　　—“拉氏法則”

　　巴格達

　　1983年12月20日

　　“拉姆斯菲爾德大使先生，請容許我為您介紹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閣下。”

　　在侍從的介紹聲中，這位聲名狼藉的伊拉克領導人信心滿懷地向我走來。和其他以人民革命為幌子的鐵腕人物一樣，薩達姆身著軍服，腰間還別著一把手槍。當然，薩達姆所謂的“革命”其實就是一場政變，是對政敵的逮捕和血腥屠殺。

　　薩達姆身材高大健壯，頭發和胡須漆黑，我真懷疑他是不是染過了。那一天是1983年12月20日，這也是我唯一一次與這個人稱“巴格達屠夫”的人會面。

　　薩達姆走到我面前停住腳步，面帶微笑。我伸出手，他緊緊握住。隨即快門聲不斷。

　　那年冬天，我作為里根總統的特使前往巴格達，頭銜是美國總統中東問題特使，我也是25年來與伊拉克領導人接觸的最高級別的美國官員。里根政府中的高官們已經不再對薩達姆抱有任何幻想。他的經歷和大多數暴君別無二致，無非是在暴力衝突中奪權，繼而通過更為血腥的殘殺鞏固自己的統治。他在三年前發動的對伊朗的戰爭中，曾經使用生化武器。但是，在那時中東地區的現實環境下，美國常常不得不與“壞”得不那麼厲害的統治者打交道。我們在衡量誰有可能是我們的朋友，誰又有可能是我們的敵人時，形勢往往變化無常。就拿1983年來說，這一地區有一些國家的領導人比薩達姆更令人倒胃口。

　　那個時候，敘利亞和伊朗兩國威脅著美國的利益，而伊拉克復興社會黨恰恰是這兩個國家最大的敵人。敘利亞在總統哈菲茲阿薩德的統治下曾經是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佔領著黎巴嫩的部分領土。像黎巴嫩這樣的國家，西方世界更樂于看到它的獨立。1979年以前，伊朗還是美國的親密朋友。自從1979年阿亞圖拉霍梅尼這位激進的宗教領袖領導武裝的伊斯蘭教徒發動政變之後，一切都變了。同年發生在德黑蘭的親霍梅尼派勢力衝擊美國大使館、扣押66名美國使館人員的人質事件惡化了美伊關係，更為嚴重的是，進一步動搖了吉米卡特本已麻煩不斷的總統地位。卡特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也確實不走運 。

　　伊拉克就夾在敘利亞和伊朗兩國中間，腹背受敵。一定是達成了什麼交易，或者說更像是犯了某種錯誤，美國竟然站到了所有這三個國家的對立面。1983年，洶涌而至的兩伊戰爭開始朝不利于伊拉克的方向發展，嘗試緩和與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伊拉克的關係似乎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當時，伊朗發起了人海戰術，連剛滿12歲的孩子都被派上了伊拉克前線，負責用幼小的身體在雷區開辟出一條通道。那時無論我們對與薩達姆侯賽因接觸有多少疑慮、多少抵觸，都無法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在中東地區伊朗的霸權更可怕！里根政府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早在幾個月前便開始與伊拉克進行低級別的外交接觸。

　　我的這次不同尋常的訪問前一天就開始了，氣氛同樣不同尋常。1983年12月19日深夜，我率領少數幕僚抵達巴格達的伊拉克外交部大樓，與薩達姆政權的副總理塔里克阿齊茲舉行預備會議。我方小組成員中包括美國駐巴格達聯絡代表處經驗豐富的負責人比爾伊格爾頓和助理國務卿羅伯特佩雷特里奧，他們負責此次訪問的準備。

　　但是當我們走出電梯，一來到外交部總部樓上大廳，兩名全副武裝、面無表情的伊拉克衛兵便將我與整個小組隔開。我的幕僚團在震驚中被領到大廳，而我則向右拐，來到一條黑暗的走廊。在那一剎那，我不禁想象，有多少伊拉克人曾經在荷槍實彈的武裝人員押解下穿過這條昏暗的走廊，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麼。

　　我被領進一間明亮卻沒有窗戶的房間，牆上貼著類似白色皮革做的壁紙。屋中一個男人孤零零地站著，中等身材、花白頭發，戴著厚重的角質架眼鏡，身著軍服，腰間別著一把手槍。

　　“歡迎，拉姆斯菲爾德大使，”他用一口標準的英語說道，“我是塔里克阿齊茲。”他示意衛兵退下。我和他面對面站著。

　　塔里克阿齊茲後來成了薩達姆政權響當當的人物，經常出現在電視里捍衛他的政府。但是阿齊茲當然不是典型的中東官員，他博學大度、舉止優雅，曾就讀于巴格達大學美術學院。看起來，他這個亞述基督徒 在這個穆斯林國家的生活還是相當愜意的。他是薩達姆最信任的高官之一（想想薩達姆一貫的多疑，能做到這點也是很難得的了），同時他也是少數能夠長期伴隨其左右的人。阿齊茲身兼副總理及外交部長二職，足以彰顯他的才幹。

　　沒有人向我解釋為什麼伊方決定背離之前達成的協議並將我與幕僚們分開。在我看來，也許阿齊茲認為沒有其他人在場，我們二人之間可以更坦率些。後來證實確實如此。

　　在隨後的兩個多小時里，我們緊張、坦誠並且快速地討論了我此次巴格達之行的使命以及美伊兩國之間的關係。阿齊茲看上去深諳里根政府以及我作為總統特使的任務。他知識淵博，對伊拉克之外的世界充滿興趣，我發現自己對他的印象頗為良好。

　　我們長時間的對話談及了很多問題。其中最重要的話題就是我們兩國在抑制敘利亞和伊朗兩國時的共同利益。阿齊茲對伊朗尤為感興趣，理由可以理解：他幾年前剛剛從伊朗特工發動的暗殺行動中幸免，而這次襲擊也成為薩達姆發起兩伊戰爭的借口之一。阿齊茲請求我們幫助勸說美國的朋友及盟友停止向伊朗提供武器。我對他說，里根政府的官員之前曾經努力幫助過伊拉克，但由于伊方使用化學武器並侵犯人權，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我對伊拉克究竟對我們有何幫助仍存有疑問，盡管如此，有一點是很明白的，伊朗的領導人對美國充滿敵意，再加上曾經綁架美國人質，更是接近不得。

　　我指出，美國和伊拉克有一些共同利益。“這太不正常了，”我說，“整整一代伊拉克人從小到大對美國知之甚少，同樣，整整一代美國人也完全不了解伊拉克。”阿齊茲點頭稱是。

　　我與薩達姆的會面是在第二天早晨。這次會晤在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里竟然成了非議、謠言和想入非非的陰謀傳說，尤其是2003年我被牽連進推翻薩達姆政權的事件之後，這種質疑聲就更響了。據傳，我是奉里根總統之命去見薩達姆，或者與他談判秘密石油交易、幫助武裝伊拉克，或者是希望將伊拉克變成美國的附庸國。而事實是，我們的會面很直截了當，沒有那麼戲劇性。

　　會面時，我和這位伊拉克領導人坐在金赤相間、毛絨鑲邊的軟墊沙發兩端。房間很大，木門雕刻精致，牆上鑲有大理石。在這個還沒有完全解決人民用電、用水問題的國家，如此奢華就顯得很刺眼了。

　　我們的會議比昨晚與阿齊茲的長談正式了很多。這一次，我沒有被單獨隔離開。到會的有代表團的兩名成員—比爾伊格爾頓和羅伯特佩雷特里奧，陪同的有阿齊茲和一名伊方翻譯。

　　與伊朗的戰爭自然是薩達姆腦海中的頭等大事。伊拉克的首都巴格達距伊朗邊境只有區區一百英里，經常遭受炮彈和火箭彈的襲擊。就連我們舉行會議的總統府也有沙袋和柵欄保護。薩達姆盡管處境艱難，但他沒有直接請求美國提供軍事援助。和阿齊茲一樣，薩達姆表示他對其他國家向伊朗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極其擔憂，顯然是希望美國能夠對這些國家施加影響。此外，應國務院要求，我還與薩達姆討論了通過輸油管道從伊拉克向外輸送石油到約旦亞喀巴港的建議。薩達姆說會考慮這個建議，但要求美國保證以色列不會對其發動襲擊。盡管多數阿拉伯國家官方都不承認以色列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都忌憚以方強大的軍事力量。

　　薩達姆表現出驚人的開放態度，表示願意與西方國家合作。“尤其是法國，”他說，“非常理解伊拉克的立場。”在隨後的多年間，我不止一次地想起這段話，我沒有理由懷疑。

　　會談中，薩達姆示意我走到窗前，指給我看一座城市遠處的高樓。

　　“看見那幢樓了嗎？”他問道。我們一起望著巴格達街景，我點了點頭。

　　“如果那樓里的電梯壞了，我們該找誰來修理？”他問。我等著他來回答。

　　“我向西方國家尋求幫助。”他繼續說。他的觀點很明確：他需要西方國家幫助伊拉克向現代化國家發展。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他那時的這種遠見能夠超越或壓制住其他目的和欲望，不知道我們的近現代史會有怎樣的巨大變化。

　　我和薩達姆開始討論美伊關係的前景，他的一些說辭相當有意思。

　　“這太不正常了，”他說，“整整一代伊拉克人從小到大對美國知之甚少，同樣，整整一代美國人也完全不了解伊拉克。”

　　我暗自發笑。不錯，這些正是我前一個晚上說過的話，一字不差。當然，薩達姆重復這些話並非巧合。我不知道薩達姆是如何聽到我的講話的，是阿齊茲私底下告訴他的，還是我與阿齊茲見面的房間被竊聽了，這也不是不可能的。無論哪種情況，他能如此直截了當地重復這段話還是令我高興，精神也為之一振。我開始想，通過頻繁接觸我們也許能夠說服伊拉克人傾向美國，最終改變他們的行為方式。

　　在薩達姆將我的話完完全全重復一遍之後，我點頭稱是。“我完全同意。”我回答道，裝作自己是第一次聽到這些見解。

　　在我數十年的公共服務生涯中，收到的外國領導人和國家元首贈送的不同尋常的禮物不勝枚舉，但哪一件也不如薩達姆呈獻給我的禮物怪異。這是一盤錄像帶，水平當然得不了奧斯卡獎，但確是專門為了我此次訪問特別制作的。錄像帶是一段長度為兩三分鐘、制作相當業余的影片，展現的是敘利亞獨裁者哈菲茲阿薩德檢閱敘利亞軍隊並鼓掌歡呼的場面。之後影片中的一群人據說是敘利亞人，正在扼殺一群小狗。最後是一隊年輕婦女正在咬掉蛇的頭。從錄像的剪輯方式看，是要說明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場合，阿薩德都在場並為這些行為叫好。我覺得薩達姆是希望我能認定敘利亞人，尤其是阿薩德是野蠻殘酷之人。鑒于阿薩德政權過往的劣跡斑斑，要達到這個目的並不難。

　　近一個半小時之後，薩達姆感謝我的光臨，我也表達了感謝。聽起來也許很奇怪，他顯得相當理智。對薩達姆來說，他對美國高級官員代表里根總統到訪十分滿意。他知道，這將會提高他在伊拉克國內及整個中東地區的形象。

　　我沒有預料到的是，在今後的歲月里，薩達姆政權對美國的未來—以及對我的人生會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就在我訪問後不久，美國與伊拉克在斷交長達17年之後，于1984年重新建立外交關係。我們有著共同的利益：美國可以勸阻別國停止向伊朗銷售武器，從而幫助伊拉克；而伊拉克則可以幫助美國堅定不移地去對抗伊朗國內不斷壯大的伊斯蘭激進分子和恐怖分子政權。當然，美國最終無法重修與伊拉克的關係，我的巴格達之行也就成了某種不可外傳的事件了。那時美國在這一地區主要關注的不是伊拉克，而是麻煩不斷的小國家黎巴嫩，恐怖主義和內戰將這個國家撕扯得支離破碎。我在黎巴嫩危機中的經歷，為多年以後在喬治沃克布什政府任國防部長時應對困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事實上，很多時候，我回憶起那一時期的希望與失望，感覺其影響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