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深陷泥潭

　　多年以來，貝魯特一直被稱為“中東的巴黎”—是西方和阿拉伯國家旅遊者喜愛的勝地。濱海大道可尼基一線的高層旅館以及宏偉的港口使貝魯特成為現代化中東的象徵。當然這是1975年內戰爆發之前的事了。我以為我對八年後的貝魯特之行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但是實際的破壞程度遠非我能想象。1983年底我到訪之時，大范圍的鬧市區和港口的大部分都成了廢墟。曾經的豪華旅館經過火箭彈和子彈的洗禮已經滿目瘡痍，就連總統府也留下了火箭彈襲擊的傷痕。我就在那里第一次見到了黎巴嫩已陷入困境的領導人，他正努力掙扎著，想將已經支離破碎的國家聚攏在一起。

　　阿明傑馬耶勒本不是總統，在他弟弟巴希爾傑馬耶勒遇害身亡之後才繼任了總統職位。巴希爾傑馬耶勒曾是中東地區激進的政治家，他是一個年輕有為的領導者，曾發誓要改革黎巴嫩的政治體制，甚至主張與以色列實現和平。持這種論調的人在阿拉伯聯盟的統治者中間注定是不會有朋友的。巴希爾遭刺殺（線索指向一個敘利亞的恐怖組織），使他保守、嚴肅的哥哥得以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國家中掌權。

　　我第一次見到傑馬耶勒總統時他執政剛剛一年有余。他穿著十分得體，像是要刻意提醒我們：他和他的家族完全有資本加入法國里維埃拉Ｋ 富貴移民的行列。

　　傑馬耶勒一口氣能說很久。他了解他的國家，也知道自己的前途朝不保夕。無論在自己的政府內部還是外部，他面對的都是敵對和競爭。我驚訝于他的真情流露。傑馬耶勒開始相信，他的政府、他的國家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美國身上。只要美國和其他多國部隊堅守在黎巴嫩，困住敘利亞，傑馬耶勒認為或許他可以利用這一喘息時機組成聯合政府，並且將政府的勢力延伸到貝魯特之外。

　　我也相信這一點，至少一開始是這樣的。但是我同時感到，隨著黎巴嫩安全局勢的不斷惡化，黎巴嫩人對美國的依賴性也越來越強。例如，美國在訓練黎巴嫩軍隊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黎方軍隊在內戰中損耗嚴重，然而我無法確定我們用心良苦的努力是不是足夠。在一次訪問黎巴嫩軍事指揮部的行程中，我與他們的領軍人物和我們美國的教練員曾有過會面。我們的人員看上去在訓練黎巴嫩人與正規部隊進行對抗的常規戰法，而不是與小規模民兵或恐怖分子的小組作戰。正如我給舒爾茨的信中提到的，我擔心我們幫助黎巴嫩軍隊發起戰鬥的方法是否正確。

　　同時，我也不知道美國在黎巴嫩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過重了。我抵達現場的那一時刻起似乎就有一種期望，希望我們能夠幫助選舉出黎巴嫩內閣，如果全然無視這一點，那就是美國對黎巴嫩錯綜復雜的政治知之甚少。對于我，這種外交簡直就是業余的腦外科手術，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是使一個政府看上去就像是美國的傀儡。隨著他們依賴性越來越大，在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會感到心里沒底：對這樣一個遙遠小國究竟要花多少錢？

　　黎巴嫩總統感覺到了這一點。盡管里根政府對他的國家做出了承諾，但是傑馬耶勒顯然是沒有被說服，這可以理解。他不敢肯定美國會履行承諾為黎巴嫩人提供保護，傑馬耶勒害怕由此帶來的後果是他不得不與以色列或敘利亞達成協議，以保護他的政府不受傷害。對于大多數黎巴嫩民眾而言，這兩個選擇都是不可接受的。與以色列達成協議，會損害黎巴嫩與其他阿拉伯鄰國的關係。傑馬耶勒與他的多數同胞一樣對以色列人和他們的企圖深懷戒心，他擔憂以色列會像“一口吞下一片面包”那樣輕而易舉地將他的國家吞並。乞求敘利亞憐憫結果可能更糟，因為敘利亞政權絕不會有絲毫的同情心。我指出，如果說以色列吞並黎巴嫩就像吃一口面包，那麼敘利亞吞並黎巴嫩就像嚼一口薯片。

　　我在上任之初的12天里，為了讓美國介入黎巴嫩事務的理由能夠得到充分理解，我在九個國家召開了26次正式會議，行程達到了2.5萬英里。第12天的傍晚，我拖著疲憊的身軀，但絲毫沒有撥雲見日之感，我把自己對形勢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用電報發給國防部長舒爾茨，標題寫的是“泥潭”。這是一個令人不快的標題，但表達了我對這一地區的感受：危機四伏、變化莫測，不利于美國利益。我最初的評估是，我們需要在中東地區適度放手，但是需要謹慎，不要加劇形勢的惡化。特別是，我在電報中對舒爾茨說我們應該：

　　減少我們的能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絕不能讓美國軍隊作為“維和部隊”，我們的目標太大；

　　時刻提醒我們自己，卷入一件事容易，要想脫身卻難上加難。

　　與我初赴貝魯特時的期望完全相反，雖然我很同情黎巴嫩人民，但我還是感覺美國的介入不會有什麼好處。“我的嗅覺告訴我形勢對我們極為不利，”我建議舒爾茨說，“我真希望我們沒有介入。現在我們需要尋找適當得體的方式退出。”

　　接下來的幾個月內，黎巴嫩發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與敘利亞和伊朗有聯係的極端組織希望借此迫使美國撤軍。1984年初，恐怖分子謀殺了在黎巴嫩的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國人——馬爾科姆科爾，他是美國貝魯特大學的校長。由于我們在這一地區已經上了恐怖分子“黑名單”的頭幾名，因此，但凡被指為我們團隊提供安保服務的人都會受到特別關注Ｋ 。在這一地區親近我們這些高價美國人可不是什麼長壽之道啊！

　　我本來應該在貝魯特的美國使館主持工作，但是自從前幾個月爆炸案殺害了63人之後，使館便關閉了，所以我和我的幕僚們便在美國大使的住所工作，距首都有相當一段距離。不幸的是，大使的住所絕不比使館更安全。這里定期會遭炮擊，卻沒有地下室或掩蔽所可以藏身。于是，在襲擊中，我們便在樓梯下辦公，樓梯算是最安全的掩體了。

　　一天傍晚，我離開大使的住所來到樓群中的一間小屋，那里放著與華盛頓特區通訊所需的設備。代表團中必不可少的人物，參謀長湯姆米勒和大使雷吉巴塞洛繆與我同行。小屋被隔成兩小間，有一部電話和幾臺收音機。一扇小窗戶上裝著空調，小屋外面一棵樹旁停著輛越野車。

　　聯係上國務卿後，他告訴我，就在剛才他剛剛和我妻子喬伊斯通過電話，她看到了芝加哥電視臺和報紙上關于貝魯特爆炸和火箭彈襲擊的報道，遭襲的地區恰恰包括我所在之處。

　　“我和喬伊斯說了，還向她做了保證，”舒爾茨頗為自信地說，“我告訴她，你在嚴密保護之下，是絕對安全的。”

　　就在那時，忽然響起巨大的爆炸聲。一枚蘇聯制造的122毫米口徑火箭彈擊中了屋外大樹旁的那輛越野車。巨大的爆炸波將空調從窗戶上震了下來，擦著湯姆米勒的肩膀飛了出去。一臺打字機則從巴塞洛繆和我的頭頂飛過，我也被震倒在地上。當我匍匐著回到電話旁想繼續與舒爾茨通話時才發現電話線已經斷了。我們很幸運，都還活著。

　　在1983年12月底，國防部長溫伯格要求美國部隊迅速從黎巴嫩撤出全部軍隊，五角大樓委托進行的一項調查也支持他的立場。調查結果顯示，地面軍事指揮官未能提供足夠的安全保障，並指出，海軍陸戰隊“訓練不精、組織不善、配員不良，也未得到有力支持，致使無法有效應對黎巴嫩的恐怖主義威脅”。報告建議海軍陸戰隊從黎巴嫩撤軍。

　　報告公布之後，里根總統承認海軍陸戰隊在黎巴嫩的任務困難重重。“我們一開始便意識到了這一點，”里根說，“至今我們還記憶猶新。但重要的是，我們的部隊已經為日後的和平奠定了基礎，有利于恢復中央政府，並建立一支高效的黎巴嫩本國軍隊。”在被問及美國是否計劃留在黎巴嫩參與這一過程時，總統回答說：“只要有和平的希望，我們就要留下。”

　　我私底下對我們是否有能力留下越來越懷疑。我處理看似難以處理的問題時有做“單項選擇”的習慣，這次在黎巴嫩問題上也不例外。這種習慣幫助我思考我們是應該百折不撓地堅持下去，還是相反，應該意識到未來能夠取得的進展不會很大，應該力求在盡可能不損害黎巴嫩和我們在這一地區朋友利益的前提下削減美國部隊。面對艱難的國家安全問題決策時，我發現鮮有好選擇，擺在面前的只有不太壞的。黎巴嫩問題就是如此。我預計，從某種態勢而言，我們有60%的勝算。機率不算大，但在我看來，這好過倉促地從黎巴嫩撤軍，使其淪落到受敘利亞的控制，那樣會進一步損害美國的聲望。此時，距離我們在越南戰爭結束後從西貢鎩羽而歸還不到十年。

　　同時，國會也在進行激烈的公開辯論，主要議題是：是否應該延長美國部隊在黎巴嫩的駐軍時間，如果延長，應該延長多久，等等。正與我們談判的中東各方通過閱讀我們的報紙知道國會辯論的所有細節，敘利亞人實際上事先就已經知道他們大概已經穩操勝券了。

　　共和黨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說話很直接。“我們沒有起到一點兒幫助作用，”他生硬地說，“那麼多愚蠢的人在那里互相殘殺，卻讓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冒著生命危險在這個地區維護和平，我讚同撤出該地區，讓他們互相掐去吧。”

　　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查爾斯珀西的立場也使人不快。他原本站在以戈德華特為代表的共和黨人的對立面，曾經主張在黎巴嫩堅持到底，可是現如今他卻在說從黎巴嫩撤軍應該“越快越好”。確實，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撤軍令會隨時下達。

　　黎巴嫩危機期間敘利亞的所作所為讓我們有機會從一個有趣的視角去觀察一個小國如何對抗一個超級大國，也讓我在今後面對侵犯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極權主義政權時有了前車之鑒。

　　敘利亞獨裁政權將所擁有的兩項特質發揮到了極致：殘忍和耐心，這兩點對于其軍事對手來說是極端危險的。和所有獨裁政府一樣，敘政府的一大優勢是無需顧及民意，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幾十年來敘利亞人一直在和我們玩外交遊戲：外表隨和，不事張揚，一切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他們將國際媒體玩弄于股掌之間，在公開場合發表支持和平努力的言論，這樣便不會被視為不可理喻。敘利亞人善于散播友好的外交辭令，在談判偏離其最初希望的軌道時，敘政府又極其善于推諉、否認。這種做法使其能夠在幕後繼續從事其事業：動搖黎巴嫩政府、支持武裝民兵和恐怖組織。在其他方面，敘利亞撕下了合作的偽裝，變得強硬、不可動搖。即使在談判期間，敘利亞政府和那時還是他們盟友的德魯茲人Ｋ 仍然在無情地用炮彈和火箭彈轟炸貝魯特的平民。

　　敘利亞人對美國政府非常了解。一位約旦官員對我說，敘利亞人曾經仔仔細細地分析過美國的《戰爭權力決議案》。他們深知，國會不會堅定支持我們介入貝魯特一事，在這個地區搞一個小小的陰謀就能使美國政府獲得國會支持的希望化為泡影。敘利亞人認為他們有能力隨心所欲地搞這樣的陰謀。

　　敘利亞從華盛頓得到的信號含混不清，無疑使他們更加自信。國務卿舒爾茨和我都注意到，在美國執行偵察飛行任務飛臨敘利亞領空時，他們最好說話，他們對美國軍隊的逼近看上去很敏感。一旦我們停止飛行，敘利亞人又開始變得軟硬不吃。1983年12月中旬，國防部沒有通知國務院和我們這個代表團便停止了偵察飛行。這一刻恰恰是在我們的努力下幾乎要逼迫敘利亞政府妥協的關鍵時刻。對美國信譽更糟的一次打擊接踵而至，就在我們向傑馬耶勒保證美國將繼續向敘利亞施壓之後，我們從小道消息聽說，國務院有人試圖另行打通一條秘密渠道向敘利亞示好。我在這里剛剛警告敘利亞小心他們的行為帶來的後果，而華盛頓那邊又會對他們發表一套完全相反的論調。我們代表團的人完全傻了眼。

　　在我于1984年1月12日抵達大馬士革時，所有這些活動將我置于極為不利的境地。這是我與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的首次會晤，他正是制造了黎巴嫩內亂的幕後操縱者之一。最理想的兩全結果是，阿薩德能夠聽從我們的建議，減少對黎巴嫩政治體制的幹預，並且不再支持恐怖組織。願望卻只能是願望，尤其是美國在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的時候，這兩個願望更難以實現。我們能夠期望的最好結果就是讓阿薩德意識到，如果他在侵犯美國利益的道路上走得太遠，是要付出慘重代價的。

　　阿薩德被稱為大馬士革的斯芬克斯Ｌ ，是一個老謀深算又冷酷無情的人。他曾經下令將敘利亞的哈馬城夷為平地，在整個過程中殺害了一至四萬自己的同胞。

　　阿薩德在他位于大馬士革南部的別墅接見了我，他那時還處于心臟病康復之中。在我們三個半小時的會晤中（按照阿薩德的標準不算長），他不斷地給我續咖啡。我試圖強調美國的強硬立場，便向阿薩德展示了一幅其首都的衛星俯瞰圖，包括他的總統府。1984年，衛星攝影技術還不普及，不像如今，有了谷歌地球Ｍ ，人人都可以輕松得到衛星圖片。那時候，俯拍圖像只有少數幾個技術極度發達的政府能夠獨享，尤其是我們。我給阿薩德看照片不是為了感謝他的殷勤款待，而是要提醒他我們在上面監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

　　當我們的討論轉上正題，阿薩德顯得很頑固。他對我們在黎巴嫩和整個中東地區的政策橫加批評，對我們在這一地區有關恐怖主義的擔憂基本上無動于衷。他援引了一個比喻說：“對于一方而言是恐怖主義，對于另一方卻是一場革命。”我自幼仰慕的美國革命可不習慣殺戮平民和讚助自殺性炸彈襲擊。

　　在黎巴嫩問題上，所謂的大馬士革的斯芬克斯一點兒也不神秘。時間對他有利，他很清楚。再者，他知道我們也明白這一點。我與阿薩德的會晤進一步說明：除非民主國家立場堅定、行動統一、有堅強的意志、始終不渝地堅守使命，否則與獨裁者對峙就是愚蠢之舉。

　　當我隨後與聯軍會晤並通報我們所做努力的時候，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人表示有這樣的持久力，只有與黎巴嫩保持著長期關係的法國表示願意繼續努力在該國維持穩定。

　　當我與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見面時，她明確表示就美國對黎巴嫩的政策而言，她說她只能勉強算團隊的一員。我一直很仰慕“鐵娘子”，這是蘇聯人給她起的綽號。我發現，在強硬的做派掩飾下，她非常冷靜務實，從她處理中東問題的方式上就可見一斑。她幹脆、不依不饒地直插問題的核心，她不信任黎巴嫩總統傑馬耶勒擴大聯盟的能力，並且與美國立場相悖的是，她對以色列在僵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加批評。她認為我們的聯軍缺乏明確授權，並不讚成對敘利亞採取強硬立場，因為她相信我們在中東維持和平的努力要想成功，絕對離不開敘利亞人。她指出，即使當美國要挑戰敘利亞時，美國某些官員的行為卻是在暗示敘利亞人我們缺乏真正貫徹到底的意願或凝聚力。她還指出，最不應該的是向一個獨裁政權傳遞含混不清的訊息。在這一點上，就像在很多事情上一樣，她是絕對正確的。散會後如果說有人覺得首相並不希望盡快完成整件事，那他們一定是沒用心聽。撒切爾在公開聲明中運用外交手腕與措辭，向她的政治夥伴—里根總統表達了要團結一致的願望，同時她指出了一個我深有同感的問題：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到1984年1月底，當我們的國會和大多數盟友已做好撤離準備的時候，黎巴嫩陷入一片混亂，局勢失控了。美國的猶豫不決導致敘利亞人和德魯茲人加大了對貝魯特的炮擊力度，造成了更多平民的傷亡。在機場，我們的海軍陸戰隊只能隱蔽在新的防禦工事後面，交戰是有嚴格規定的，所以他們除了自衛幾乎什麼也不能做。襲擊不但沒有堅定美國的決心，反而使撤退的呼聲越來越高，至少在政府中是如此。

　　我到國會山做簡報時體會到了這種情緒。眾議院議長、難纏的民主黨人提普奧尼爾安排我與任期還未滿一年的民主黨議員會面，多年前我在國會供職的時候曾與提普奧尼爾共過事。他完全理解現今的形勢有多麼復雜、多麼嚴峻，可那些新當選的議員就完全不同了。在我準備去與這些人見面時，提普把我拉到一旁。“你可不要指望從我這兒能得到什麼幫助，唐，”他警告說，“我這里都是一群瘋子。”至此，美國的黎巴嫩政策已經轉變為商量從該國撤離必然會遇到的細節安排問題。

　　對羅納德里根而言，撤退不是一件輕松的事。“黎巴嫩的局勢兇險、困難重重而且前途未卜。”里根1984年2月初在一次廣播講話中這樣對全國人民說，“但是沒有理由置我們朋友的安危于不顧，匆匆逃離。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就無異于向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傳達這樣一個訊息：他們只要向無辜民眾發動戰爭就可以獲勝。”當總統發表他強勢的公開演講時，他的國家安全事務班底正試圖將美國引上完全相反的方向，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在一份黎巴嫩政策的內部評論中就呼吁立即撤出大部分美國維和人員。但是為了體現我們對黎巴嫩的支持，並加大對黎巴嫩武裝部隊（LAF）的軍事訓練和支持，將需要保留約500名地面軍事人員。細想一下，這個替代方案聽上去比完全撤軍要強。我相信，至少駐留的軍事力量有助于傳遞一種信號，即我們絕不會在失敗中匆匆而去。我將形勢比喻成駕駛著破損的飛機飛行：我們可以倉促撤軍，結果必然是機毀人亡，或者逐漸減少軍事存在，就好比軟著陸。我希望通過後者，通過我們的努力能夠有所補救，哪怕只有些許幫助也好。

　　在事態趨于穩定之後又過了幾天，喬治舒爾茨啟程赴南美出席會議，總統則去了加利福尼亞。與此同時，黎巴嫩的戰鬥，尤其是圍繞著貝魯特的戰鬥卻在升級。2月7日，里根的國家安全事務官員召開緊急會議，再次討論黎巴嫩的局勢。里根不在，會議由副總統布什主持。正如我曾經說過的，在國防部長溫伯格和白宮辦公廳主任吉姆貝克的支持下，布什敦促立即撤出所有部隊，包括之前達成一致準備留守的訓練與顧問人員。在把建議告知總統時，總統顯然是默許了。

　　里根的新任國家安全顧問、前中東特使羅伯特巴德麥克法蘭傳來這個消息時我正在這一地區訪問。“國會山的局勢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他對我這樣說，在那一年，這個說法顯然過于輕描淡寫了。他堅稱國會不會同意在貝魯特機場保持美國部隊的軍事力量，政府需要“在國會用高限制性的議案或其他問題刁難我們之前採取行動”。

　　我完全理解華盛頓意見的變化，但是看著美國的努力就這樣草率地結束，我沮喪至極。當年越南戰爭結束後看著美國從西貢撤軍時的那種心情，可以說是美國近代歷史上最低潮的時刻，這一次，我再次體會到了那種難以名狀的沮喪心情。當時我想，如果里根和舒爾茨能夠參加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結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現在輪到我把這個令人失望的消息告訴傑馬耶勒總統了。這是我執行過的最令人遺憾的任務之一。在和麥克法蘭談過之後，我啟程前往貝魯特的總統府。那天早晨，總統府四次被直接擊中，破碎的窗戶中露出長長的白色帷簾在風中搖曳。在通往總統辦公室的途中，我走過一灘血跡，那是一名在炮擊中喪生的衛兵留下的。這也讓我再次看到了傑馬耶勒總統堅守在貝魯特所展示出來的個人勇氣。

　　黎巴嫩領導人對美國做出這個決定感到非常驚訝。雖然我知道他有理由懷疑美國對他的國家所做承諾的誠意，但他顯然無法想到我們會完全將他放棄。在我代表美國展開外交斡旋期間，我開始理解其他很多國家對我們的看法。有時候在我看來，我們是從望遠鏡的兩端互相對望。那些小國透過望遠鏡的小端看我們，我們身形偉岸，甚至無所不能。美國則更喜歡從望遠鏡的另一端看其他國家，在我們面前他們有多麼渺小。對美國的這種印象在中東乃至全世界被加以渲染，大家似乎都認為，既然美國人能夠登上月球，那麼只要真心想做，就應該能做到任何事情。很多人認為如果我們沒有實現他們所期望的目標，是因為我們不夠努力。看來，傑馬耶勒就是這樣看的。

　　雖然他已經敗了，但這位黎巴嫩領導人並不準備就此放棄。他說他將堅守貝魯特，並竭盡全力組成一個齊心協力的聯合政府。他對目前的困境和所面對的嚴重問題進行了剖析：試圖將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黎巴嫩軍隊團結在一起；提防敘利亞人的襲擾；嘗試勸說黎巴嫩人民團結起來保衛自己的祖國。

　　他力圖維持自己的尊嚴，但還是敦促我請求里根總統重新考慮他的撤軍決定。“我想實話實說，”他說，“我不準備逃避我的責任……現在的問題是保衛我的國家。”

　　我無法給傑馬耶勒任何保證，我知道決定沒有再斟酌的余地。美國是黎巴嫩最親近的盟國，但美國拋棄了他。我能感受到他的感受：美國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

　　令我驚訝的是，白宮宣布美國撤軍的聲明顯得非常樂觀。聲明這樣開始：“在徵詢了多國部隊（MNF）盟友以及傑馬耶勒總統的意見之後，同時也是應傑馬耶勒總統的請求，我們決定採取如下措施。”聲明中列出了政府為進一步幫助黎巴嫩人將採取的一係列措施，“我們將立場堅定地阻止那些試圖以恐嚇影響黎巴嫩未來的人。”聲明保證為傑馬耶勒政府提供幫助。聲明中還說，所採取的措施“將使我們有能力去做要做之事，並長期堅持我們的努力”。聽了這一番話，人們還以為剛剛宣布的新決定是黎巴嫩政府大獲全勝了呢。而事實呢？傑馬耶勒現在不得不獨自面對敘利亞和分裂勢力瓜分他的國家。

　　白宮發表聲明的第二天，敘利亞及其盟友便開始對總統府、美國大使的住所和那些能夠俯瞰的貝魯特山上的其他目標發動炮擊和火箭彈襲擊。2月8日，更多的炮彈落向大使的住所附近。美國對這些企圖殺死或殺傷自己的大使及其工作人員的襲擊竟然未做出任何軍事上的反應。在美國人員連續在黎巴嫩遇襲的情況下，我要求華盛頓就已由總統批準的更嚴苛的新交戰規則予以說明，並極力主張發動某種形式的軍事反擊。最終，新澤西號戰艦使用其16英寸口徑火炮進行了艦炮支援。但是，報復性打擊來得太晚，而且遠遠偏離目標。炮擊只暴露出美國的不中用，完全背離了總統的願望。Ｋ 

　　1984年3月底，我在貝魯特稍作停留，與傑馬耶勒總統在黎巴嫩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我們的會面安排在午夜，持續了一個半小時。知道美國政府不可能重新考慮撤軍決定，傑馬耶勒很有挫敗感。他的語氣間透著悲觀情緒，甚至一度想要放棄了。我們在戰火紛飛中相處了幾十個小時，初見時還懷有希望，離別時卻悲傷不已。隨著敘利亞人在他的國家漸佔上風，我想這將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勇敢卻沮喪的黎巴嫩總統。Ｌ 

　　盡管舒爾茨和我都希望能夠有秩序地撤離，但美國部隊還是在一片緊張紛亂中離開了黎巴嫩。我們的撤退使黎巴嫩人民對我們絕望，同時也遭到了法國的嘲笑。意大利在我們離開後不久也撤離了，甚至連法國，雖然不齒美國的撤退，可他們自己沒過多久也撤了。黎巴嫩和以色列從未達成過令人滿意的協定。敘利亞在今後20年間將繼續佔領黎巴嫩，哈菲茲阿薩德如願了。

　　我于1984年3月29日返回華盛頓。在這一地區的工作充滿艱辛，我是那麼努力地處理頑疾，結果卻令人失望。有人可能對我們在黎巴嫩的失敗指指點點，不過無法掩蓋的事實是，美國部隊倉促撤退、在用行動兌現公開聲明和希望時表現出來的無能以及政府在面對國會壓力時不夠強硬，都是造成如今這個後果的原因。

　　我們的很多決定和判斷導致美國走到現在這一步。我們的政府可能低估了敘利亞這種政權的持久力和決心。我們從一個弱勢地位去接觸一個獨裁政府，殘暴的獨裁者絕不會遵守我們的行為模式。例如，我們與敘利亞的談判中有一種假設就是，如果美國能讓以色列從黎巴嫩撤軍，敘利亞的部隊就會從黎巴嫩撤出。現在證明這種假設是錯誤的。

　　我們讓友邦越來越依賴美國，對于我們而言是很危險的。黎巴嫩軍隊由于沒有受過訓練，面對眼前這樣的戰爭手足無措，沒有能力填補美軍撤退後留下的空白，至少能力不足。要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組成一支國家軍隊也是很困難的，黎巴嫩政府缺少領導一個國家必須具備的凝聚力，而不得不將所有希望寄托于美國長期駐軍。

　　在黎巴嫩問題上的經歷更加深了我對中東的印象：太多諱莫如深的秘密糾結在一起，積怨已久，以及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做法。我原本希望比較溫和的阿拉伯國家，如沙特阿拉伯、埃及、約旦等國能夠在危機中發揮積極作用，現在看來也錯了。

　　在這一地區，很多人對美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幻想著如果鄰國發動侵略行動，美國會迅速施以援手，這一切使我在這一地區飽受困擾。在我此次中東之行中，我經常接到海灣國家領導人發來的警告，警告我伊朗和敘利亞會帶來迫在眉睫的危險，當然潛在的還有伊拉克的威脅。我向朋友們解釋說，他們需要制定計劃阻止侵略。我敦促他們提前做好準備，不要等新危機爆發後才發現準備不足。我發現，沙特政府和巴林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我的建議，而科威特（舉例而言）卻沒怎麼當回事。很多領導人似乎相信美國部隊會神奇地從天而降，將他們從伊朗或伊拉克的魔掌中解救出來；有了這樣的信念，他們就更不願意準備自我防禦了。

　　黎巴嫩危機期間暴露了美國政府與國會中軍界和政界的關係難以協調的問題，這也說明，美國如果想要成功實現國家安全目標，就必須在國家外交與軍事能力上保持緊密聯係。

　　雖然有些人認為越南戰爭結束十年後，美國終于可以甩掉這個東南亞的精神包袱，但實際看來美國還是擺脫不掉越南。在遇到從格林納達撤離美國公民這樣的事情時，越南就能夠承擔短時中轉工作。從格林納達撤離國民幾乎與海軍陸戰隊營房被炸事件同時發生。可這次面對更為復雜的黎巴嫩危機我們顯然準備不足。政府方面，包括國防部和國會，加上媒體都還沉浸在昨天的戰爭中，滔滔不絕地回味越戰的教訓，卻沒有正視國際恐怖主義制造的越來越多的麻煩。

　　也許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政府對恐怖主義只是一知半解，不知道他們會利用我們的政策來反擊，也不知道他們攻擊自由國家的效率如此驚人。我們需要進攻時卻在防守。在海軍陸戰隊營房遭汽車炸彈襲擊後，我們立即做出的反應是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止類似襲擊的再次發生。于是，建築周圍壘起了水泥屏障，這樣裝滿炸藥的卡車就無法像以前一樣輕而易舉地通過。恐怖分子轉而用火箭助推式榴彈（RPG）越過水泥屏障。為了防禦此類榴彈的襲擊，位于貝魯特可尼基的大使館建築又覆蓋上金屬網，保護建築遠離榴彈威脅。由于金屬網的作用很理想，不久以後，恐怖分子開始打擊軟目標，也就是來往其間工作的美國人和其他西方國家人士。

　　現在應該很明確了：要成功打擊恐怖分子，不應一味地防禦，還應該與他們作戰；掌握他們住在哪里、計劃到哪里實施恐怖行動、藏身何處；掌握他們的經濟來源和關係網絡，甚至掌握庇護、資助他們的國家。充分的打擊就是最好的防禦。

　　貝魯特帶給我的一個深刻啟示是，示弱就會讓人抓住軟肋。我們從黎巴嫩撤軍又一次給朋友和敵人留下了美國脆弱而且優柔寡斷的印象。當然，里根總統一直以來擔心的就是這一點。

　　目擊我們從黎巴嫩撤軍的人中有一位年輕的沙特阿拉伯人——奧薩馬本拉登。他評論說，美國對貝魯特恐怖襲擊的反應說明“美國力量在下降，美國士兵很軟弱，他們已經準備好搞冷戰，卻沒有準備好打長期戰爭。這一點在1983年海軍陸戰隊逃離貝魯特時得到了驗證”。奧薩馬本拉登說他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醞釀對世貿中心的襲擊的。

　　談及對海軍陸戰隊營房的毀滅性打擊和對貝魯特美國使館的轟炸，本拉登後來說：“當我看到黎巴嫩的一座座高樓毀于一旦時，我心中暗想，應該用同樣的方法懲罰暴君，我們要摧毀美國的高樓，這樣他們也可以體會一下我們的感受，從而停止殺戮我們的婦女和兒童。”

　　雖然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但實際上我們已經開始進入新的恐怖主義時期。1984年9月，美國部隊從黎巴嫩撤離之後，美國大使館再遭轟炸，附屬建築幾乎完全被毀，這也是三年中美國在黎巴嫩遭遇的第三次大規模襲擊。

　　一個月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僥幸逃過了愛爾蘭共和軍策劃的暗殺。炸彈爆炸時她正在酒店的房間里，爆炸摧毀了浴室，她恰巧剛剛出來。未能得逞的暗殺者給撒切爾夫人留了張字條，看過的人都會感到不寒而栗，那張字條讓我終身難忘。“我們只有一次幸運就夠了，”他們給她寫道，“你卻需要次次都能如此幸運。”

　　撒切爾夫人幸運脫險後數周內，喬治舒爾茨和我先後就我們在中東地區的經歷以及恐怖分子引發的危險發表了講話。1984年10月17日，我被美國陸軍協會授予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獎章。我發表獲獎感言時總結了我的看法，即美國及全世界自由的人們需要團結起來，認真對待恐怖主義，這將是未來最大的威脅：

　　越來越多的恐怖行動不再是任意而為，也不再是孤獨瘋子的個人行為。恐怖主義逐漸演變成由國家資助，甚至有些國家將恐怖主義當成了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一個弱小國家發動一次小規模襲擊，便可以影響公眾輿論和士氣，改變大國的行為或強迫富有的國家提供捐贈。若不加以遏制，由國家讚助的恐怖主義勢必將給世界權力的平衡帶來有害的改變。

　　我發表講話後不到一周，喬治舒爾茨也發出了類似的警告。他警告美國，恐怖主義發展勢頭正猛，不要在全球扮演哈姆雷特的角色。“恐怖主義造成的威脅是如此之大，如果我們不認真對待，不拿出可行的組織措施，我們將無力與之對抗。”舒爾茨這樣警告說。

　　這之後不到20年，在一次對喬治沃克布什的提議內容進行預審時，舒爾茨敦促美國實行的政策目標應該是在對抗恐怖分子暴行中先發制人。他建議加強美國情報能力，表現出隨時隨地準備好以武力對抗恐怖主義的決心，並在全國全面部署各種防范措施。

　　“我們需要以各種方式靈活應對恐怖分子的襲擊。”舒爾茨建議說，他的措辭竟會和日後另一位總統的話如出一轍，“時間和地點由我們選擇。”

　　貝魯特爆炸案及其余波縈繞在我的腦海中久久不去，以此次事件為開端，拉開了伊斯蘭激進分子對抗美國的現代戰爭序幕。這種讓美國驚醒的時刻並不多，也很短暫，卻讓我們清醒地看到，外國勢力能夠給美國利益造成如此之大的威脅。另一次震驚全國的事件發生在2001年9月一個明媚的清晨。不過我第一次經歷這樣的震驚時刻還是很久以前了，那是12月的一個下午，我還是個孩子。

　　第二部 我是美國人，生于芝加哥

　　“我是一個美國人，生于芝加哥……我一直按我教自己的方法行事……”

　　—索爾貝婁，《奧吉瑪琪歷險記》

　　伊利諾伊庫克縣

　　1941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