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輕舉卻非妄動

　　我還很年輕的時候，每當需要做出重大決定的時候都會表現得慎而又慎。我這個人遇事總要權衡利弊，從不同的視角看問題，然後做出謹慎選擇。一個女人卻改變了這一切。

　　大學一畢業，我就準備去海軍服役了。我從小時候就一直很向往飛行，我請求前往位于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的海軍飛行學校，並被獲準。由于在普林斯頓時同學中沒有女性，大多數時間里我都在學習和工作，又是個窮小子，實際上我沒有約會過，所以我想我能夠無牽無挂地去海軍服役也是一件好事。但就在這時，喬伊斯出現了。

　　我們從高中起就保持著聯係，放假時如果我們兩個人都碰巧在家，我也會匆匆去與她見上一面。她上的是科羅拉多大學，社會生活豐富多彩，有很多朋友，也不乏追求者。我原來的設想是，我去海軍服役，希望她能夠等我，可是聽說她在西部傳出戀情，看來我的如意算盤要落空了。于是，我邀請她在春假時到普林斯頓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後我返回伊利諾伊的家。到家後第二天早晨，我一邊和父母用早餐，一邊在想我不久的將來。一方面，可以在海軍做一個快樂的單身漢，年輕又無憂無慮，毫無羈絆。但是一切在轉瞬間似乎就變得明朗起來。沒有和任何人商量，我起身離桌。“我馬上就回來。”我對父母說。

　　我去找喬伊斯了，請求她嫁給我。沒有鋪墊、沒有懸念，一大早十點鐘，不算浪漫，但卻是最正確的事。我的求婚令誰最吃驚？喬伊斯、我還是她的父母，我也說不清。當喬伊斯告訴父母這個消息時，她爸爸的心情代表了當時大家的一致看法。“真想不到。”他說，然後搖了搖頭。

　　20世紀50年代，社會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不過從大學畢業回到家的第二天就訂婚現在聽起來還是不可思議。《我愛露西》這部電視劇長達六季，從1951年首季播出之時起，每一季在尼爾森收視率排行榜上都名列榜首，但是在露西和里基快樂的家庭生活表象下是暗流涌動。回想當年，他們那種超越種族的關係非比尋常，露西爾鮑爾表演時正有孕在身，而“懷孕”一詞被認為不適合用在電視上。表演結束後兩位演員也離婚了。搖滾樂在當局眼中也是值得懷疑的事物。埃爾維斯普雷斯利 收到聖地亞哥警方的警告，若再在表演中扭動身體，將會以淫穢罪逮捕他。瑪麗蓮夢露是新型現代電影明星，她性感、率真的戲劇性表演也面臨被封殺的威脅。現在社會雖然有了變化，但是要惠及我和喬伊斯仍需時日。我們的經歷和輝煌、耀眼的流行音樂及電影相去甚遠。

　　不過，我還是遇到一次在聚光燈下表現自己的機會。在等待彭薩科拉飛行訓練課程開課期間，我被派往新澤西大西洋城的海軍航空基地，此時我已經21歲，而且剛剛訂婚。我抵達後不久，恰逢大西洋城主辦1954年的“美國小姐選美比賽”。美麗迷人的佳麗們需要有護衛者護送到選美舞臺，選美主辦方便到美國海軍尋求幫助。當徵召48名年輕軍官擔任美國小姐選美比賽護衛人員的要求一發出，我認為自願參加可以體現我的愛國精神。于是，我奉命前往，擔任那一年印第安納小姐的護衛。

　　事有湊巧，1954年美國小姐選美比賽是第一屆由電視轉播的比賽，所以在全國曝光率頗高。最大的新聞是女演員格蕾絲凱利將出席這次盛會。喬伊斯的朋友們當晚都在觀看電視轉播，他們不止一個人驚問：“與那位選美選手共舞的不是唐拉姆斯菲爾德嗎？”可想而知，這個消息很快傳到了喬伊斯的耳朵里。謝天謝地，她完全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她在那之後的幾十年里已經能夠做到不把很多事情放在心上了。

　　馬里恩喬伊斯皮爾遜和我于1954年12月27日結婚。自此，我整個人生80%以上的時間都是和我14歲那年就認識的這位迷人的、明眸善睞的姑娘攜手共度的。新婚燕爾，我和喬伊斯便要共同面對海軍生活了。我們在很多地方住過，第一幢房子在懷汀菲爾德海軍航空基地跑道的盡頭，是常見的那種煤渣磚房，地方很小，一邊是廚房、浴室，另一邊是小小的客廳和臥室。

　　飛行訓練期間，我駕駛的是SNJ教練機，這種單引擎螺旋槳飛機如今只能在航空博物館中看到了。父親在戰爭中看到過太多起飛機墜毀事故，對我的飛行很是擔憂。他的擔憂不無道理，這幾年里我們不幸地失去了多位好友。不過，我還是熱愛關于飛行的一切：它的自由、它的速度、它的刺激。“最重要的是飛行的感覺，”據稱威爾伯萊特曾說，“就是完美的平靜中夾雜著刺激，將每根神經完全繃緊，想象一下這種感覺吧。”我明白他的意思。我真想一輩子當一名海軍飛行員。

　　我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希望能夠被派上單引擎飛機，最好能成為航空母艦戰鬥機飛行中隊的一員。但是在我獲得艦載機飛行員資格並開始高級訓練的那個月，海軍多引擎水上飛機飛行員名額未招滿，于是便把我招去了。真是不走運。我嘗試改變對我的指派，但是海軍需要多引擎水上飛機飛行員，只能這樣定了。這是早年與大型官僚機構打交道得到的一次教訓。

　　我後來又請求調回彭薩科拉擔任飛行教官，這是我能夠重返單引擎飛機的唯一途徑，盡管這里只是訓練中心。我的請求得到批準，但就在我和喬伊斯準備動身的時候，我的命令又變了。我被派往弗吉尼亞的諾福克，其中一項任務是練習摔跤，備戰1956年奧運會。但是，在獲得全海軍摔跤冠軍並獲得奧運會決賽資格之後，我在海軍軍官學校摔跤時不慎肩膀脫臼，我的奧林匹克夢想破滅了。

　　我的失望很快被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衝淡了。1956年3月3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瓦萊麗珍妮在樸茨茅斯海軍醫院降生，很快，我們的小家搬到了佛羅里達，我也開始履行飛行教官之職，後來又做了專門培訓飛行教官的教官。那一年我24歲，在教官隊伍中是年紀最輕、官階最低的人。這是一份好工作，也是一份榮譽，但卻不是我想做的飛行員。

　　三年半的承諾期一晃而過，我請求從正規海軍調往海軍預備役，在那里，我不但可以繼續飛行，做一個“周末戰士”，還可以在私營機構謀一份差事。我熱愛飛行，哪怕讓我到阿拉斯加做一名噴藥飛機駕駛員或者在無人區飛行的飛行員，我都會很高興。但是我的肩上還擔負著責任，尤其是喬伊斯患肝炎病倒之後，我更感到了肩上擔子的分量。那時候還沒有一次性針具，喬伊斯就是在注射流感疫苗時因針頭不幹凈而感染肝炎的，她花了近一年的時間才好起來。妻子病得很重，還有一個幼小的孩子，我們返回芝加哥與喬伊斯的父母同住，隨後又與我的父母同住，同時我還在找工作。

　　在普林斯頓校友工作安置辦公室的幫助下，我開始接受面試。在芝加哥有多家公司給我提供了工作機會。然後，我聽說一位首次當選的美國眾議員、來自俄亥俄州東北部的戴維丹尼森正在尋覓行政助理的人選。

　　一開始，我對華盛頓特區的印象並不好。大學畢業之後，我和喬伊斯曾到華盛頓參加過一場婚禮，在那里我們還參加了美國參議院的一次會議。我們兩個人都對政治和政府話題感興趣，期待著能夠見證國家大事的辯論。結果卻是，美國參議院議事廳中幾乎空無一人。主持會議的是參議員卡爾海登，他曾是亞利桑那成為一個州 之前的最後一任郡長，年事已高，時不時會打起盹兒來。其他參議員到場的就只有俄勒岡的韋恩莫爾斯，在聊音樂。亨利克萊和丹尼爾韋伯斯特那天沒有到場。

　　我在遇到戴夫丹尼森之前從來沒見過眾議員，而戴夫就是我心目中眾議員應有的形象。他是一個體面的人—可敬、睿智、真誠而且勤奮。雖然我沒有立法方面的經驗，但我想他認可我了。我們都曾是摔跤隊員，他的哥哥也曾擔任過海軍飛行教官的教官。面試後，我興奮地告訴喬伊斯：“倒貼錢我都願意為這個男人工作。”

　　從一開始，丹尼森和我就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我按要求組織並跟進與選民的會議、撰寫立法會參考摘要、新聞稿和廣播節目稿。雖然他看上去對我的表現還滿意，但我卻感覺工作很難做。從大學起，除了偶爾給家里寫寫信，我就沒寫過什麼東西。之前的三年半時間我都花在了飛行上，實際上根本沒在辦公室工作過。我最近的一個室內工作是在高中時每周給一家女裝店拖地板。在最初充滿挑戰的日子里，我每一天都過得混亂而沒有規律，幾乎每晚回家胃都疼得很 。

　　1958年，丹尼森在考慮他的首次連任競選，並要我將家搬到俄亥俄去幫助他。那一年對于共和黨來說是艱難的一年。經濟衰退，以白宮艾森豪威爾總統為首的共和黨人成了眾矢之的。更嚴重的是，丹尼森的對手指責他存在不道德的行為，對手指責他曾將自己的妻子暫時列在國會的工資單上（只有很短的一段時間，為的是履行責任，而且她表現得非常稱職），還曾將他法律辦公室的一部分出租用作選舉區辦公室。其實每一件事都是合法的，可是經丹尼森對手的口中傳出就成了腐敗。丹尼森一一駁斥指控，但在最不走運的那年，這些指控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計票的那一夜，我們整晚都在痛苦中觀看進入倒計時的競選。最終，議員以967票敗選，基本上每個選區跑一票。看著一位有能力、可敬的眾議員就這樣因為不公正的批評以如此微弱的差距敗北，真是令人唏噓。

　　丹尼森敗選之後，我轉而為來自密歇根州的共和黨眾議員羅伯特格里芬工作。我還在喬治敦大學法學院報了名，但是戴夫丹尼森要我回到俄亥俄幫助他贏回他在國會的席位。那時恰逢喬伊斯二度懷孕，幸好她也是一個會為了事業和她所信任的人努力奮鬥的鬥士，我徵求她對于重返俄亥俄再次投入另一場政治競選的態度時，她反應很快：“我們幹吧。”1960年3月我們在俄亥俄的沃倫縣進行競選造勢活動的時候，我們的第二個女兒瑪西出生了。

　　這次丹尼森同樣未能力挽狂瀾，仍以微弱劣勢敗選，同時，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戰勝理查德尼克松當選總統。我兩次參加政治運動都以失敗告終。眼下，我受夠了政治，于是我們返回伊利諾伊的家，準備重新開始做點兒別的事，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我在總部位于芝加哥的A.G.貝克爾投資銀行工作了一年，這時，一個難得的機會自己送上門了。1961年底，我們選區的現任共和黨女參議員瑪格麗特斯蒂特丘奇宣布她將不再尋求連任。她的丈夫拉爾夫1934年首次當選時我才兩歲，1950年他去世之後，他的妻子當選並連任至今。

　　近30年以來，這個席位第一次出現空缺，對于兩黨而言，在可見的未來中這都是不可錯失的良機。共和黨候選人佔有主動，因為這個選區多樣性強，長久以來一直是共和黨的天下。有12或13個候選人宣布將競選爭取共和黨提名，他們當中頗有幾位重磅人物，獲勝的幾率很高。

　　我時不時地會冒出競選眾議員席位的想法，卻並未當真。最終鼓動我將這一想法付諸實施的人之一是新澤西眾議員彼得弗里林海森，他代表普林斯頓選區。當我在國會山工作的時候，他曾請我吃過午餐。聊天時他問我何時回家，並說他不認為我會安于做一名國會幕僚，而是建議我可以有一天以當選官員的身份返回華盛頓。一位國會資深人物會如此積極地關心一個年輕幕僚的事業，真的不同尋常。他的建議深深印入我的腦海。

　　如果我要在家鄉選區參加競選，那將可能是我幾十年中唯一的機會。我已經29歲了，從來沒有主持過選舉事務處。我自1950年離開家鄉去上大學已經有10年了，根本就沒有什麼政治基礎。

　　我父母認為競選眾議員這個想法太令人難以置信了。父親一輩子幾乎都住在芝加哥，在他的眼中政客都是善于耍花招的人。母親則認為像我這個年紀的人絕不可能戰勝年長40歲的丘奇夫人。我希望渺茫，而精明的《芝加哥太陽時報》時事記者預測我會是七名候選人中的第七名。

　　不過我還是有一些優勢的，最重要的是在這一地區我有很多學校時期的朋友。我們組成的競選班子就像是在聚會。的確，在任何意義上這都不是一次經過精心策劃的行動。我們第一次開會是在我家的廚房里圍著桌子進行的，我們長篇大論地討論了競選攻略和政治論點。然後，就要散會時有人若有所思地問了一句：“難道我們不需要錢嗎？”大家哄堂大笑，真是沒經驗啊！于是，我們每個人拿出50美元，整整湊出400美元之多。

　　內德詹諾塔是我在新特里爾中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時的朋友，如今成了競選活動負責人。他也離開多年去上大學，參加海軍和商學院，甚至還沒有參加選民登記。布拉德格拉斯也是高中和大學時的朋友，現在是我們的競選會計。他曾是全美國傑出的普林斯頓橄欖球隊截鋒、全國校際重量級摔跤比賽冠軍，這個人很善于遊說。

　　高中時代的另一個朋友霍爾亞當斯同意負責廣告。他為我設計打印了口袋大小的競選卡，便于我遞給選民。我仔細思考我的恰當定位，並將我29歲時的信仰，當然也是我現在仍然堅信的信條濃縮成24個字，印到卡片上。卡上的政治部分是這樣寫的：“強硬外交、重視國防、自由貿易、有效民權、減免稅賦、促進經濟。”

　　我父母一開始雖然深表懷疑，但很快就成了熱情的支持者。父親將一座正在修繕的房子給我們作為臨時競選總部。母親甚至成了我的代言人。“我聽到很多關于您代表您的任性兒子發言的評論，我敢肯定這不是一項令人愉快的工作，但是您多時的心血換來勝利也值得了。我很高興您能堅持下來。”母親在新特里爾鎮區女共和黨人俱樂部發表講話以表達對我的支持，因此我給母親寫了以上這封信。

　　喬伊斯和我們的朋友則負責包裝候選人。我不是一個好的演說家，這個問題很早就暴露出來了。內德詹諾塔和喬伊斯有一天晚上安排了一間無人的禮堂讓我練習演講，他們來指點。我走上講臺，對著空曠的禮堂進行我的政治演說，一遍又一遍，他們時不時還會喊：“站直！”“把手從口袋里拿出來！”“不要再彈麥克風！”終于我可以做得比較好了。我發現公開演講和其他任何事情沒什麼兩樣，除非你開始時便擁有與生俱來的某種天賦（我就沒有），否則很難做好。但如果你堅持不懈，一次次努力，還是會有很大改進。我常說這就像在訓練猴子，你做得正確，就可以得到香蕉；如果做不好，就得不到香蕉。在這樣的訓練下你很快就能做得很好。

　　人們總認為我在29歲這個年齡就當眾議員太年輕了，我不得不面對人們的這種印象。由于現任的丘奇夫人年齡要老很多，所以這尤其成問題。因此，我盡最大可能與喬伊斯一起在選區內旅行，這樣選民就可以看到我已經結婚了。碰巧，年輕的肯尼迪總統兩年前當選也恰好助了我一臂之力。肯尼迪成功地克服了對他的年齡和經驗不足的質疑，他及他的家庭所展現出來的年輕有為的形象成了取勝的法寶。

　　為了將我的名字推出去，詹諾塔和我決定去拜訪傑出的地方領導人請求他們的公開支持。我們的想法是他們的支持能夠產生連鎖反應，他們的朋友和同事就會知道他們支持我，也許會鼓舞他們至少聽完我的演講。我們決心大幹一場，在選區內找一個最有名望的企業領導人。桂格燕麥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唐納德勞里成為我們的首選目標。母親再一次幫了大忙，她和勞里的母親多年前就認識。另一件意外的好運是勞里還曾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全美橄欖球明星。這次會面將對我的競選起到關鍵性的作用，我也準備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優勢。內德詹諾塔、布拉德格拉斯和吉姆奧蒂斯都是我的朋友，都曾是普林斯頓大學體育代表隊的橄欖球隊的隊員。我把他們招集在一起，一同前往。

　　勞里非常高興見到普林斯頓橄欖球隊的校友，也許太高興了，他滔滔不絕地談論的都是普林斯頓橄欖球。但是我仍設法提出了希望他幫忙的想法。勞里親切地表示他會考慮。我想即便我表現出了緊迫感，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好損失的。“請允許我說說我們現在的形勢，”我說，“初選將在四月的第二個星期二進行。我現在就需要您的支持，這樣我就能夠憑借您的支持帶動其他人站出來。”

　　我告訴他我需要將他的姓名與其他支持我的有名望的大人物的姓名一起公布在一個地方報紙的廣告上。然後我說，如果人們問他為什麼支持拉姆斯菲爾德，他必須準備好按我說的回答。向一位剛剛見面未超過半個小時的生意巨頭提出這些要求稍嫌有些過分，但是我們需要他的幫助，現在就需要，一刻也不能等。

　　我一再催促、施壓，也許真催出了我的好運，勞里再次表示他會和我聯係。不久，他真的聯係了我們，說他願意簽名。我如願以償，這確實起到了重大作用——選區最有名望的居民之一，竟然去支持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而且這個人並非共和黨在此選區所青睞的候選人。這引起了其他人的好奇，都想知道為什麼，都要看一看。很快，選區中的社會活動家紛紛表示支持我。他們中就有西爾制藥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丹西爾。他成為我們的財務主席並幫助我們敲開了捐助人和社會活動家的大門。貝爾—豪威爾公司負責人查克珀西加入了我們，並帶我去見小阿瑟查爾斯尼爾森，他簽名成為拉姆斯菲爾德競選委員會主席。到四月初競選開始時，我們已經徵召了1500名以上的志願者，做好了一切準備，從“支持拉姆斯菲爾德進入國會”耳環到車頂和車擋貼紙廣告一應俱全。

　　在那個年代，報紙的支持十分重要。選區內最大的報紙是《芝加哥論壇報》，不過他們已經有了支持的對象了。他們支持的是在共和黨初選中遙遙領先的、有名望的州立法委員馬里恩伯克斯。但是《論壇報》最大的競爭對手《芝加哥太陽時報》還沒有支持的人選。我們知道《太陽時報》不太可能與《論壇報》支持同一個人，所以我想賭一把，希望能夠說服《太陽時報》支持我。

　　報紙的老板是富有傳奇色彩的芝加哥人馬歇爾菲爾德。碰巧的是，喬伊斯和我在高中時代的一位密友卡羅林安得森的父親與菲爾德有業務上的往來，他安排我去見了菲爾德。只用了兩三分鐘的時間，菲爾德就同意幫忙。他正在出城的路上，但他說他會要求他屬下的報紙《太陽時報》和《每日新聞》的主編與我見面，之後能否說服他們支持我就全憑我的一己之力了。《太陽時報》的主編是著名的頑固守舊派新聞記者米爾本皮特埃克斯。他同意那天早晨見我，至少聽聽我怎麼說。

　　我來到埃克斯的辦公室，面對著堆滿報紙的書桌後坐著的一個粗獷、稍微有些邋遢的男人。埃克斯開始連珠炮似的提問：我是誰？我都做過什麼？在國會選區都見過誰？造訪過哪些地方？還有誰支持我？為什麼我要參選？等等。提問的方式彬彬有禮，卻咄咄逼人。我盡最大可能完美地回答每一個問題，但這之前我從來沒有做過類似的事情，被這次碰面搞得暈頭轉向了。離開時我簡直不知道埃克斯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事實上，我一離開他立即拿起電話，開始查證我的回答。毫無疑問，埃克斯需要和他的一些聯係人談一談，了解一下他們對我的看法。《太陽時報》的那位時事編輯，就是當初預測我將是共和黨初選七人中的第七名的那位，一個月之後不得不改變他的預測了，他的報紙由于埃克斯的一個決定就轉而支持我參選國會議員，他一定吃驚到合不上嘴了。芝加哥兩份晨報《太陽時報》和《論壇報》開戰了。

　　從這以後，《太陽時報》只要在社論中提到我，都說我已經30歲了，其實事實並非如此。

　　“埃克斯先生，感謝您提到我，”我在電話里對他說，“但是有一個問題，你堅持寫我已經30歲了，但是我只有29歲。”

　　“我知道，”埃克斯實事求是地回答，“但是你馬上就要滿30歲了，而且30歲聽起來順耳一些。”

　　在《太陽時報》支持我之後，共和黨初選中的幾位候選人退出了競選。到三月底，競選就成了四個人的競選，其中兩個人遙遙領先，有強大的報紙的支持，那就是伯克斯和我，另外還有兩名候選人。伯克斯是受擁戴的候選人，很多大的共和黨鎮區組織都支持他。他在競選中利用他自認為的強勢對抗他認為的我的弱勢，尤其注意收集我不是強硬右翼保守派的指責。在他的一個競選廣告中他一再自我標榜為保守派，並說明“論經驗、論成熟性和政治哲學，他是唯一有資格代表第13個國會選區居民的候選人”。但是，伯克斯不得不面對未經證實的指控，指控他所領導的保險公司存在財務管理問題。

　　到了初選的那一天，看上去我已經獲勝了。我們調動了一大批志願者，最終籌集到了部分競選資金，並獲得了重要的支持 。一群年輕人，在廚房做出參選決定，啟動資金只有區區的400美元，這真是奇景。由于我負責的戴夫丹尼森的兩次競選都以失敗而告終，而且每次差距都很小，所以我們不敢想當然，一切都得等到選票統計結果出來之後。1962年4月10日，我以67%的得票率獲勝。“政壇新秀以壓倒性優勢獲勝。”《芝加哥每日新聞》這樣報道。喬伊斯和我還沒有從獲勝的驚愕中緩過神來，我們知道允許我們慶祝的時間不多，很快我們就將注意力轉向了11月的大選。

　　由于這個選區是傾向共和黨的，在我看來我們得遇良機。我們的競選班子都摩拳擦掌，熱情高漲，進入秋天，我感覺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但是就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生了一件歷史大事。10月末，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阿德萊史蒂文森向聯全國安理會出示了驚人的證據，他利用新拍的航空照片為肯尼迪政府作證，斷言蘇聯已經秘密計劃在古巴安裝核武器。古巴距美國只有90英里，多日以來，美國部隊對古巴實施封鎖，禁止蘇聯船只駛往古巴，冷戰期間核戰爭到了一觸即發的邊緣。人們不再關注政治，美國人不再專注于幾周後的大選，古巴導彈危機成了焦點。

　　當危機結束，蘇聯船只撤走，肯尼迪總統的民意支持率大幅上升。我認為這會推動民主黨在全國的競選中獲勝，甚至包括那些不喜歡民主黨的選區也會倒向他們。同時，1962年那時，我還需要和一位有著好名字的民主黨人競選，他就是約翰A．肯尼迪 。他與總統沒有任何關係，但如果有選民不這麼想，他也不會感到有多麼不安。

　　在1962年大選最後的日子，我對會發生什麼心里沒底，我們只是憂心忡忡地工作著。在大選之夜，當我以為雙方得票率大概會勢均力敵時，我再次大吃一驚。我們以相當大的優勢獲勝。我在30歲時進入美國國會。這一晚對于我們全家來說都是不同尋常的一個夜晚。但是我記憶最深的是我父母臉上那種驚愕的表情，他們兒子的生活以及他們的生活中發生了某件大事，某件完全超出他們想象的大事。

　　我剛當選共和黨議員不足15分鐘，就有人要我這個新人去做一件大事。我獲勝後不久，眾議員鮑勃格里芬給我打來電話。我以為我的這位前老板打電話是來表示祝賀的，其實不然。他告訴我說他在試圖將眾議院級別第三高的共和黨眾議員、來自衣阿華州的查爾斯霍文從眾議院共和黨主席的位子上拉下馬，現在已經開始動作了。格里芬將一小群志同道合的人集合在一起，他們認為自己的黨如果想要在未來反戈一擊成為多數黨，就必須引進新鮮血液和新思想。當然，霍文作為領導人員，支持其連任的呼聲很高。但是格里芬和他的團隊也推出了一名候選人，認為這個人可以擊敗霍文。這位候選人就是他在密歇根時的同事和朋友傑拉爾德魯道夫福特。

　　當我在格里芬辦公室任幕僚時曾偶遇福特，對他的印象很好。但是正如人們所預料的，要反對一位已確立其地位的政黨領導人，不是一位新當選的甚至尚未宣誓就職的無名小輩應該嚷嚷著去做的事。更為冒險的是，格里芬承認福特尚未同意參選，他還在等待，想看自己能夠獲得多少支持率。如果我選擇接受，我的任務將是爭取所有新當選的議員對一位尚不確定是否參加競選的人的支持。

　　這對于一個在新職位還根本沒有立足的人而言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兒，但是格里芬堅稱這樣的冒險是值得的。一位共和黨領導人看上去安于永遠做少數黨的現狀，或至少沒有任何不安，想一想確實令人失望。共和黨人在1962年的中期選舉中面對在野黨可能獲勝的情況應對不力，有過兩次為共和黨國會議員工作的失敗經歷，我知道作為少數黨的挫敗感，尤其是當你的領導人缺乏反敗為勝的勇氣和決心時，這種挫敗感就更強了。

　　于是我告訴格里芬我願意加入，並將敦促其他新當選共和黨議員支持傑拉爾德福特做黨的大會主席。我們得到了想要的支持，福特也因此決定競選該職位，並最終以86票對78票獲勝。

　　正如所料，我們的反戈一擊給其他共和黨領導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我就像待宰的羔羊，”國會議員霍文敗給福特後說，“其他黨魁應該留心了，要出亂子了。”霍文的警告一語成讖。

　　“我們今天站在新邊疆的邊緣。這是60年代的邊疆，充滿吉兇難卜的機會和危險的邊疆，充滿希望而又遍布威脅的邊疆。”

　　—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1960年接受總統提名時的演講

　　第三部 美國國會：從勝境到絕境

　　白宮

　　1966年2月25日

　　足足90分鐘，美國總統向我們接二連三地發表了一大堆充滿自信的講話。他從椅子上起來坐下，坐下起來，如此反反復復，就像一個超大尺寸、繞緊了線的溜溜球。

　　“現在我不想你們所有人離開這里時還說不了解情況！”他拖著南方長音大聲強調說。

　　林登貝恩斯約翰遜在那個天寒地凍的二月的早上向國會議員的簡報會是最後一刻才通知的。我的辦公室在頭一天下午很晚才收到去白宮的邀請，這一天是星期五，眾議院沒有安排投票計劃，也就是說很多國會議員會出城去。由于主題意義重大，在約翰遜稱為“Veet-NAMM”（指越南）的國家戰爭一觸即發，我和100多名國會議員勇敢地踏雪而來，就是要聽聽總統會說些什麼。

　　我們集中在東廳 ，表面上是聽取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通報他此次東南亞之行的最新信息，但從一開始這會看上去就更像一次政治演講。副總統是一位溫和、活潑的人，他樂觀向上，說的話符合他的性格。漢弗萊講得熱火朝天，但陳述缺乏新內容，多是盲目樂觀的陳詞濫調。“我們無需害怕談論勝利，”漢弗萊告訴我們，而約翰遜看上去同意他的話，“潮流變了。”常看媒體報道的人都知道在越南的傷亡人數越來越多，看不到政府所堅持的勝利有即將到來的跡象。事實是，戰爭還有可能再打9年也完不了。

　　晨會上，除了副總統，約翰遜還叫上了他的高級國家安全事務官員，包括謙和的南方人國務卿迪安臘斯克、理智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大使埃夫里爾哈里曼以及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這是一次禦前演出，毫無疑問，每一個人心里都在想究竟誰是指揮官。

　　盡管約翰遜應該將簡報會交給副總統主持，但他卻不肯放棄控制，漢弗萊的發言經常被總統打斷。在整個會議期間，約翰遜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男人坐在一座持續噴發的火山口邊緣。總而言之，這次會議不是一個自信政府應有的會議。

　　1962年在越南戰爭現場的只有少數美國軍事顧問，所以我那年首次競選國會議員的時候越南戰爭還沒有構成問題。在約翰遜當上總統後，美軍增加參戰力量，我和其他國會議員一樣願意支持在越南打一場更強硬的戰爭，但是政府的政策越來越不明朗，支持政府因此變得困難。黨內左翼要求向敵人讓步，有些甚至開始談論撤軍，右翼則支持採取更果斷的軍事行動，而總統就在這兩派之間舉棋不定。約翰遜時而發表講話，表示應該和北越政府進行談判，一起克服困難。然後下個月又會發表另一番講話，堅稱和平的道路不是妥協或撤退，繼而會批評那些反對者是“膽小鬼”。軍方會宣布轟炸暫停數周，然後又會突然猛烈轟炸。甚至在此次會議上，約翰遜總統再次提出“勝利”一詞，卻沒有給出他們對這一詞的定義。

　　盡管會議本應該是行政和立法兩部門之間的坦誠交流，但在問答會的前半部分我看著白宮的助手們在與會者中間穿行，看來是在安排友好的國會議員提問。那時我33歲，在國會已經是第二任了，但還遠遠談不上是什麼專家。但我腦中有疑問，于是決定提問。我首先提到了之前其他議員提出的一些我覺得回答不夠充分的問題。我提到得克薩斯州眾議員約翰揚曾經問過的問題：“綜合考慮各種力量，飛機、轟炸、人力、花費的數十億美元，為什麼越共還不放棄？”漢弗萊的回答是越共認為我們可能會撤出。隨即我指出國務卿臘斯克曾經說過同樣的話：越共仍然認為他們會獲得勝利，美國會像12年前的法國一樣大敗而歸。

　　“所以我的問題是：為什麼越共懷疑我們的國家意志？”我問道，“我們在哪些方面未能說服他們相信我們的決心，為了說服他們，我們做過什麼，還能做些什麼？”

　　由于應該由副總統漢弗萊主持簡報會，所以我把問題提給了他。但是在他開口回答之前，約翰遜從椅子上跳起來用他粗壯的食指指著我。

　　“我來告訴你怎麼去說服他們！”他幾近咆哮了，“就像我們已經做的那樣！”

　　“比如暫停轟炸？”我懷疑地問。

　　“在過去的30天里，我們已經加大了轟炸力度！”約翰遜暴怒了，“越共士兵已經傷亡兩萬人了！”

　　約翰遜對當時正在進行的轟炸細節其實了如指掌，媒體報道他在白宮西翼大樓 親自選定的轟炸目標，看來傳言非虛。我猜想他這樣做是要體現出他身為最高統帥正在密切關注著戰爭，但是對我而言卻是一次難忘的教訓，讓我看到了從數千英里之外過細地遙控一場戰爭有多麼冒險。早在此次簡報會之前，我就注意到約翰遜試圖先發制人地回擊對他越南政策的質疑，他援引時任眾議院議長的薩姆雷伯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話，“如果馬歇爾將軍在這方面知道的還不如我多，”據傳雷伯恩這樣說，“那我們所有這些年以來花費在西點軍校上的龐大巨資就都白費了。”換句話說，約翰遜的意思是軍方最知情，其他人不應該過問軍方事務。我清楚對于戰爭中發生的一切，我知道的遠不如總統及其顧問知道的多，但是我認為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于是我繼續刨根問底。

　　“那麼，總統先生，如果我們在暫停之後一直在轟炸，”我繼續說道，“是否有任何暗示或跡象表明我們實際上即將成功說服他們？是否有消息傳來？”

　　約翰遜看著我，沉默了片刻。“不，”他終于承認了，“沒有。”

　　總統變得比較克制了（他的情緒變化很快），他深邃的眼神黯淡了下去。

　　“看，沒有人比我更希望結束這場戰爭了。”他說。他軟化的語氣也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然後，他很快又補充說：“我有很多事情還要仰仗它。”

　　這就是簡報會最後一小時的基調：約翰遜總統費盡心機地推卸責任，還將當前的不利形勢盡力嫁禍他人。首先是國會的過錯，他不止一次地提及《東京灣決議案》，該決議案于1964年8月在眾議院以416票對0票全票通過。約翰遜就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他口袋里裝著一份翻舊了的決議副本，隨時準備拿出來讀上一行。他尤其喜歡反復強調決議中的一個短語：“批準並支持。”

　　“這是兩個詞，”他說，“兩個詞都在這兒。”

　　當然，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當我為《東京灣決議案》投票時，我確實對其措辭有所擔憂，並擔心被約翰遜濫用，事後一想，我應該更謹慎地考慮措辭。即使這樣，我也沒有預料到這個詞會成為總統做任何事情都會利用的一攬子正當理由。約翰遜顯然認為投票讚成《東京灣決議案》的很多人現在都想要擺脫他，這是他不能允許的。他看來想說服民主黨人如果繼續支持他，他們會贏得即將到來的大選。他威脅共和黨人如果公開反對他的政策，他將“狠狠地予以批評”。

　　但是，按約翰遜所說，國會一方並不應對越南的不利形勢負責。約翰遜甚至還將戰爭與他的前任肯尼迪總統挂上了鉤。20世紀60年代初期是肯尼迪總統向越南派遣軍事顧問的，而約翰遜繼承了肯尼迪的內閣。他尖銳地指出，國務卿臘斯克和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都是肯尼迪任命的人。我很想知道總統講這番話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感到不自在。約翰遜隨即又搬出艾森豪威爾總統，說艾森豪威爾支持他在越南的行動。約翰遜甚至提及曾就戰爭咨詢過羅馬教皇。我很懷疑，要是有辦法的話，他還很可能將一部分責任推卸給他的妻子—第一夫人伯德 。我驚奇地看著總統，甚至覺得有些尷尬，但約翰遜還在繼續“我真不幸”的長篇演說。

　　聽著約翰遜將對戰爭的批評針對到個人，我自思自忖，越南問題不是約翰遜一個人的問題，這是美國的問題。一則約翰遜式的短語——“鬼哭狼嚎”忽然躍入我的腦海。

　　站在不同的環境下再次回顧這次對抗，我想我也許太急于給約翰遜下結論了。在冷戰期間—蘇聯嘗試在古巴布置核彈事件僅僅過去了幾年——共產黨開始在多個大洲考驗起美國的決心來了。很難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忽視共產黨在東南亞地區帶來的挑戰，但是這一點很難向美國民眾解釋清楚，要說服他們，讓他們相信在數千英里之外的一個小國打上一場耗時、費錢的戰爭是值得的，就更加難于登天。在任何情況下，總統很難得到對他的同情。

　　的確，1966年2月這次令人難忘的會議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在我看來預示著林登貝恩斯約翰遜和他的政府開始走下坡路了。這一刻讓我開始清醒地看待越南。在東南亞的這場戰爭將慢慢毒害著60年代剩下的時日，戰爭爆發整整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