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這里，人民在統治”

　　我開始在眾議院任職之後，收到過一份關于國會的博士論文，主題是從當選國會代表可以了解居住在其選區內的人民。那時候，我的選區擁有美國最高的教育水準和最高的年收入。從這一點有人可能就會臆測，論文的內容一定會寫我在全國最大的選區之一被這些前途無量又富有的人群選中的事。但是事實上，論文稱我是一個打破常規的人。論文談到“拉姆斯菲爾德的出人頭地在于他在選區內完全沒有社會、經濟和政治背景”。

　　一天夜里，當我讀到這段時，我將已經熟睡的喬伊斯輕輕推醒。

　　“聽聽這個。”我說，給她讀起這些評論的語句。

　　“唐，快睡吧，”喬伊斯回答說，“這句話很難反駁。”

　　盡管20世紀60年代給人的印象是吸毒、放縱和嬉皮反傳統文化（“如果你能記住60年代發生的所有所有事情，”一個幽默的人開玩笑說，“你就沒有真正屬于這個時代。”），但那個10年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那是一個能力與機會的時代，一位兼具這兩個特點的、充滿活力的領導人就是在那個時代當政的。盡管是一名共和黨人，但是面對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刺激和魅力，我很難不為之動容。外表俊朗的年輕總統（當選時43歲）懇求美國人“讓美國再次運轉起來”，整個美國都響應起來。

　　宇航員約翰格倫成為進入地球軌道的第一人。自由騎士 開始在南方大膽地乘公共汽車。朱迪加蘭在卡尼基禮堂舉行音樂會並載譽而歸。幽默諷刺小說《第22條軍規》出版。美國婦女有了發言權，女權運動進入高潮。大家都漸漸地認為，在這位年輕有為的總統領導下，美國人無所不能。

　　我已經準備好為華盛頓服務了。早些時候，我遊歷了國會大廈這個代表美國傳統、具有紀念意義的精美建築。我走在鋪滿大理石的地板上，抬頭看著圓形大廳的穹頂，研究著上面大幅的雕像，聯邦每個州各有兩座。每天我都在慶幸自己能夠成為國會的一員，在30歲這個年紀，就能成為數百萬人民與聯邦政府之間聯係的紐帶，確實是一種殊榮。

　　我發現，與我共事的434名眾議員每個人都很有意思。我很快意識到，了解他們，就能學著了解我們的國家。他們在精力、誠實及智慧上有很大差異，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們確實代表著各自國會選區的人民，聚于此也都是出于這個共同的原因。他們中有些人還保留著一些早年間遺留下的習慣，眾議院會議廳的地板上專門為咀嚼煙草的人準備有痰盂，而且每個人發一個。這里極為看重資歷和經驗。確實，國會很多老家夥認為新當選議員應該在自己的位子上默默值守，等過個一二十年羽翼豐滿些再說吧 ，但我不想這麼做。

　　由于我已經決定幫助傑拉爾德福特在競選領導人中打敗一個老家夥，從而站到了共和黨在眾議院排名第二的另一位領導成員—眾議員萊斯阿倫茲的對立面。阿倫茲是最年長的老家夥之一，自1935年起就在國會任職了。更糟的是，阿倫茲還是共和黨伊利諾伊州議員團主席。他握有很多特權，其中之一便是他在委員會中掌握著我們州選出的所有議員的工作分派大權。我本來希望能夠在外交部、軍事委員會、撥款委員會或籌款委員會謀個席位。但是幫助唐拉姆斯菲爾德—一個共和黨的叛逆者來威脅他自己，這可是阿倫茲最不可能做的事。他信奉的哲學是：“不要失去理智，而要伺機報復。”

　　于是，我被分派到了一個公認為最不重要的委員會：眾議院科學和宇航委員會，也就是太空委員會。我對分派十分失望，但對于支持福特登上領導崗位這件事卻無怨無悔。由于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太空競賽不斷升溫，委員會的工作比我想象中有意思得多。

　　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史波尼克衛星，美國民眾驚訝地發現自己原本認為佔絕對優勢的領域，現在卻不得不去追趕俄國人。肯尼迪總統已經提議大幅增加美國在空間計劃上的投資，還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美國“努力實現一個偉大目標，即在十年之內，將人類送上月球，同時還要確保他安全返回地球”。這個大膽承諾在全國引起浮想，在一個無所不能的年代，美國人覺得，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到月亮上去呢？

　　作為載人航天飛行小組委員會的成員，我與參加肯尼迪總統宏偉計劃的人們共處過一段時間，其中便包括尼爾阿姆斯特朗，數年以後，他成為邁出“人類歷史上偉大的一步”的登月第一人。我敬佩他們的敬業精神和勇氣。

　　我知道讓一個美國人在月球表面行走有多大吸引力，我也知道政府一再強調美國宇航局的使命是和平的、民間的，其目的是想平息左派議員們指責太空將是冷戰新前線的批評之聲。但是我對登陸月球的想法卻有不同意見。這是對有限資源的最好利用嗎？蘇聯不必對我們表現出來的和平意圖有任何擔憂。確實，他們宣布自己無意派人登上月球，而是希望將精力集中于不那麼引人注目卻更實際的工作上，比如載人軌道對接飛行任務和衛星技術。由于把對太空的軍事利用放在了次要位置，我真擔心美國會讓蘇聯在偵察、情報和通訊上搶佔了先機，在這一過程中，蘇聯還可能加強其摧毀或抗衡其他國家的能力。

　　還有一個人也有此擔心。沃納馮布勞恩博士是美國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20年前我還沒遇到他時，他曾是德國火箭總工程師。希特勒兵敗斯大林格勒後，憑借馮布勞恩設計的V-2火箭重整旗鼓，V-2火箭也因此被稱為希特勒的“神奇武器”，奪走了數以千計的人的生命。謝天謝地，馮布勞恩的成就來得還是太晚了，未能扭轉戰局。戰後，很多德國科學家叛逃到蘇聯或被蘇聯俘虜，而馮布勞恩卻率領數百名德國頂尖科學家向美國部隊投降，當然這一行為也引起了憤怒。“他的行為簡直就是賣國，”一位批評家說，“他擊毀了半個倫敦以及很多其他城市，現在帶著德國的秘密爬向美國竟然成了英雄。”

　　馮布勞恩開始為美國軍方工作，于1960年成為位于亞拉巴馬州漢茨威爾的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的首任主任，我曾作為太空委員會成員訪問過那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年前，德國和美國還深陷于恐怖的世界戰爭，現如今，馮布勞恩和他的團隊卻與美國合作共同探索太空 。有魅力、充滿自信的馮布勞恩與我們一樣確信蘇聯會給世界造成威脅，因而他投身于我們的太空計劃。通過他的工作，美國研制出土星五號運載火箭，它被稱為“人類有史以來制造的最強大的機器”，推動我們的宇航員向太空邁進。

　　我從來沒有背離過寫在1962年首張競選卡上的那些信條。我反對聯邦政府的擴張，支持減稅。我不相信兩個政黨能夠壟斷智慧（或者任何一個特別問題），現在仍然不信。舉例來說，我支持組建和平隊 、支持一些環境保護立法。我對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 使用傳訊權持保留意見。

　　我發現自己和很多持不同政見的人成為了朋友，如來自密歇根州的民主黨人約翰丁格爾，還有20世紀50年代末在國會首次認識的政治活動家阿爾洛溫斯坦。從埃莉諾羅斯福到諾曼托瑪斯，再到鮑比肯尼迪（即羅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洛溫斯坦認識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他是最早批評美國介入越南的人，參加過抗議遊行，充滿熱情地領導民權運動。但與一些極左人士不同的是，阿爾堅定地與那些意識形態向蘇聯靠攏的激進組織劃清界限。

　　我們真是一對奇怪的組合，我留著平頭，穿著保守的套裝，打著領帶，洛溫斯坦是一頭亂蓬蓬的頭發，襯衣下擺散開。我們這樣兩個人竟然成了朋友。我發現他幽默、熱情，而且風趣。我們都在華盛頓時會聚在一起，不過不經常，因為阿爾常常需要奔走在全球各地。他有給我們寄明信片的習慣，但他的字跡龍飛鳳舞，很難辨認。1967年我們第三個孩子尼克出生前，阿爾還在我們家幫喬伊斯計算宮縮時間。

　　他第一次競選國會席位時需要對抗的是民主黨當權派推薦的候選人，艱難程度可想而知。在給我的信中他開玩笑地談到他如果獲勝的後果。“我打算加入你的行列，不是在空間委員會，就是隨他們的便，看他們會把在初選中擊敗曼哈頓議員的人發配到何處。”他這樣寫道。

　　“祝你好運！”我回復道，“如果你希望我加入並與你競爭，我很樂意效勞。”為了回報他在我首次國會初選時做出的捐贈，我寄給他50美元的捐款，僅用于民主黨初選。我毫不懷疑，他如果能夠在國會贏得一席之地，一定能夠給國會帶來生氣，他在1968年終于做到了。

　　遺憾的是，自那之後不久，我們的關係變味了。1970年，洛溫斯坦在連任競選中的對手是一位難纏的共和黨人。在競選中他需要利用我們的友誼來展示他並非像他的對手所指責的那樣激進。在對他的多項指控中有一條是不公平地指責他卷入黑豹黨 和支持越南敵人的路線。

　　我一心希望幫助朋友，于是接受了一次採訪，在採訪中我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我並不支持洛溫斯坦的觀點，但是扣在他身上的一些指摘與我對他的了解是不符的。“一個人對國家事務，包括對戰爭提出質疑，就是在暗中破壞對執行政策的軍人的支持，這個理論我不認同，”我對記者說，“我從來不知道他主張僭越行事，當然也從未聽說過他主張使用暴力。”

　　如果我仍然是國會議員，事情就簡單了。但那時，我是尼克松政府的一名高級助手，《長島新聞》也是如此報道的。採訪引起的麻煩遠超過我的預期，阿爾的共和黨對手暴跳如雷並聯係白宮，要求我撤回聲明。

　　我很忙，于是請我的助手迪克切尼來處理此事。切尼更關注的是必須選舉共和黨人進國會，而不是我與阿爾的友誼，因此他起草了一份強硬的聲明來支持阿爾的對手，使整件事聽上去好像是洛溫斯坦為了在政治上獲利而歪曲了他和我的關係。

　　我在想，如果我親自處理這件事，也許能夠找到既滿足政治需要及保護友誼的方法。阿爾在競選中慘敗，我一直對這個結局感到懊悔。可以理解，他對我很不滿，我們的友誼受到傷害。我終于明白，在政界有時很難保持友誼。

　　在所有我曾經近距離觀察過的歷任總統中，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無疑是最有魅力的。他熱情洋溢、詼諧風趣，透過電視轉播的記者招待會可看到他的這兩種品質。我第一次與他面對面說話是在1963年眾議院的年會上。護衛總統並為他引見的任務落在眾議員艾伯特托馬斯的身上，他是來自得克薩斯州的民主黨議員，也是副總統林登約翰遜的朋友。托馬斯是一名退伍30年的老兵，我剛剛出生他就當選國會議員了。

　　“總統先生，這位是這些年來我們這里出過的最年輕也是最優秀的共和黨人，”托馬斯將我介紹給肯尼迪總統時說，“他板球打得不好，不過是個了不起的年輕人。”

　　肯尼迪身材適中，穿著整齊，伸出手與我握手。“很高興見到您，議員先生，”他帶著一口波士頓口音說，“您來自哪個選區？”

　　“伊利諾伊第13選區，”我回答說，“芝加哥以北。”

　　“那原本是丘奇夫人的選區，對嗎？”

　　“是的，總統先生。”我回答道。

　　“他們曾在這個區擊敗過我。”他說，臉上帶著微笑。

　　我們聊了兩句，然後他走開了。肯尼迪有著敏銳的政治嗅覺，能一下子想起關于我的選區的種種也就不足為奇了。

　　肯尼迪當政時期，喬伊斯和我收到了第一份去白宮的邀請。途中喬伊斯找到我說她和一個和善的男人有過一番有趣的對話，她覺得他看上去面熟，卻認不出。她指著房間那一頭，原來是國務卿迪安臘斯克。我們還不習慣在社交活動中遇到這類人物。

　　那天晚上稍後我見到肯尼迪總統站在大廳里，靠近通向他私人住處的電梯。他看上去與數月前我所見過的那位活躍、英俊的男人完全不同了。他的臉有點浮腫。我後來了解到可能是因為他背部疼痛服藥的原因。盡管還是那位有魅力的總統，但他看上去很疲憊。我沒有再和他說話。

　　那次拜訪白宮後不久，我回到家鄉會見一群芝加哥地區的生意人。肯尼迪雖然與其他繼任的民主黨不同，他認識到了減稅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但是他仍然面臨企業界的質疑 。盡管三年前肯尼迪戰勝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時雙方差距已經縮小，但我感到他作為現任總統更難被打敗。他已經把自己的政治機構安排就緒，那個11月的早晨他跑去得克薩斯的達拉斯顯然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當我對芝加哥的那群人講話時，一名侍者走進房間，對這里的主人耳語了幾句。主人看著我。我知道出事了。

　　“對不起，議員先生，”他的臉上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肯尼迪總統遭遇槍擊。”我們的會議立即結束了，轉而開始搜尋更多的信息，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開始，有人說肯尼迪是在一陣忙亂中被載往帕克蘭紀念醫院進行輸血搶救。報告同時披露得克薩斯州長約翰康納利也受了傷，這是事實，還說林登約翰遜也被擊中，後來證明是誤傳。最終，新聞評論員說一位天主教神父正在給總統做臨終祈禱。東部時間下午2點38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新聞類節目主持人沃爾特克朗凱特在那個歷史性時刻，摘下了他的角質架眼鏡，聲音中帶著哽咽，報道了肯尼迪遇刺身亡的消息。

　　我們多麼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經受住嚴峻的考驗，但是在總統被暗殺這種災難性的事件之後，疑懼很難消除。事實上，我們年輕的總統年僅46歲就突然離去，使美國民眾感到時間凝滯了。商店和銀行關門，股市交易暫停，人們在大街上放聲大哭。學校放學，孩子們抹著眼淚走出教室。全國各地的教堂、猶太教會都安排了特殊的悼念活動。

　　民眾悲痛、憤怒、惶惑，開始將謀殺歸罪于右翼仇恨群體、種族隔離主義者和南方人，即使最終證明兇手是一名自認的左翼也無濟于事。我心懷悲痛，在電視上一遍又一遍看著暗殺發生前後的那一幕幕場景：敞篷車內總統向前倒去，捂著脖子；肯尼迪夫人穿著粉色的裙子，令人費解地爬到行進中的高級轎車的後備箱上，只是為了讓一名特工跳上車並把她推回座位；林登約翰遜在空軍一號上宣誓繼任美國總統，背後站著驚魂未定的肯尼迪夫人和我的朋友——眾議員托馬斯。這一幕幕就像慢鏡頭，美國人終于接受了這個事實，不幸確實發生了。

　　11月24日，星期天。我與國會其他議員一起出席了在國會圓形大廳為已故總統舉行的追悼會。站在眾議員、參議員、內閣成員、最高法院成員和外交使團代表當中，我看著吊唁的人們走過總統的靈柩向他表示敬意。那一刻肅穆而寧靜。

　　我正在人群後面站著，忽然一個國會警員手上拿著的對講機發出噪聲。

　　我輕輕走到他身邊並問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奧斯瓦爾德被射殺了。”他低聲說。達拉斯一家夜總會老板傑克魯比擊斃了被控殺害肯尼迪的兇手—24歲的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當時警察準備把他押送到別處，剛到警局地下停車場時他就被擊斃。槍擊發生時正好在現場直播，因而數百萬電視觀眾目睹了整個過程，這個本已緊張不安的國家再一次震驚了。

　　肯尼迪的死亡很快被演繹成一部肯尼迪傳奇，比他的總統任期更加經久不衰。這部傳奇影片從感人肺腑的追悼會開始，追悼會模倣亞伯拉罕林肯的追悼會。影片制作精細，很像在看一部電影大片，只不過這是真實發生的悲劇。人們更真切地感受到神奇色彩已經褪去，卡美洛王國 不復存在了。

　　約翰肯尼迪雖然富有個人魅力，但是，在短暫的總統任期內他並沒有什麼作為。在外交前線，政府的記錄過于單薄了。在記錄中，有在維也納與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對話，赫魯曉夫離開時對肯尼迪的印象是年輕、沒有經驗。失敗的豬灣事件 ，更加深了美國無能的印象。之後更有柏林牆的建成和古巴導彈危機，其部分原因似乎是壯了膽的赫魯曉夫想要考驗一下美國年輕的新領導人。

　　在國內方面，能夠給歷史留下的立法創制權 很少。肯尼迪在位時間不夠長，還不足以留下什麼政治遺產，同時還遇到南方的寡頭政體 支持者們的阻礙，他們的思想根深蒂固而且支持種族隔離，主宰著國會民主黨人。

　　全國籠罩在深深的失落感中。我們的震驚和悲痛對于一部分美國人而言轉化為了覺醒和憤怒。確實，在我的記憶中，60年代那十年當中充斥的是叛亂、示威遊行和憤怒的抗議，一切好像都是開始于1963年11月22日得克薩斯的達拉斯。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認為自己被欺騙了，于是將希望與憤懣壓到了一個在外形與性格都完全與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不同的男人的肩膀上。

　　我在眾議院的第一年，受副總統約翰遜的邀請，和一幫議員到他在哥倫比亞特區斯普林瓦利地區的家中做客。他的妻子伯德夫人親切、高貴。而林登約翰遜本人做起主人來也和他做多數事情一樣，認真熱情，有些過于親密，行為略顯誇張。

　　我們做客期間，他召集我們進行私人參觀。他領著我們穿過他的房子，不時地指給我們看各種紀念品，而高潮時刻則留給了他最得意的房間：主浴室。不可否認，這一看確實令人難忘，事實上，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浴室。據我回憶，衛生間周圍安裝有很多奇妙的裝置，一面鏡子，把手上嵌有燈，還有雜志架和至少一部電話。約翰遜對他的收集表現出典型的得克薩斯式的驕傲，他不懂謙虛。很明顯，看到訪客對他浴室操作功能的驚嘆，他感到十分享受。他還喜歡突然讓人不知所措一下，把人領到副總統浴室指揮中心就有這樣的效果。

　　為了加入肯尼迪陣營（出于政治利益的聯姻），林登約翰遜從原本強勢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位子上離開，放棄了成為華盛頓地區最有影響力的人的機會，然後當上了副總統。在這個職位上，他不僅看上去是徒有虛名，而且實際上也確實沒有實權。約翰遜看來從來沒有融入肯尼迪的團隊，風格上的差異有時候是致命的。他有點像一個聲音響亮、略微有些跑調的五弦琴在哈佛園中演奏。他與肯尼迪政府成員的關係，尤其是與鮑比肯尼迪的關係很緊張。像約翰遜這樣驕傲的人一定不會喜歡這種“他需要肯尼迪團隊成員”的感覺。

　　雖然有時候他比較粗魯，但約翰遜天生能言善辯。“好警察壞警察” 這種策略是約翰遜特有的處事方式，有時候，他會同時扮演兩種角色。他經常是恩惠、強硬和慷慨數計並施 ，我想正是這種策略使他成為一名參議院的強勢領導人。當近乎無恥的甜言蜜語不起作用時，約翰遜就會來硬的。他身材魁偉，個性強硬，擅長對抗，我就見過他在試圖說服某些議員時會抓著他們的胳膊。他會用他的一雙大手搭在別人的肩膀上，倚靠上去，對方能夠看到的就是他超大的耳垂貼近自己的臉。

　　由于約翰遜做參議院領袖時的工作卓有成效，我對他成為一名成功的總統寄予了深切的期望。我希望他能夠做到。國家處境困難，前途未卜，需要他取得成功。伯德夫人後來表示，她相信，如果她的丈夫可以組織自己的班底替換掉肯尼迪留下的班底，也許會更有成就。但是一般來說，如果約翰遜從未當過副總統的話可能情況會更好些。他可能會成為公認的有史以來最高效的參議院領袖。但是，他在國會的經驗確實幫助他實現了當上總統這一夙願，在大多數美國人眼中，當總統曾經是遙不可及的事。這也是目前為止我在美國國會中投下的最重要的一票。

　　我的國會選區民權問題不是重點，因為這個區少數族裔人口不多。但對于我來說，卻是頭等大事。戰爭中我父親被臨時派駐北卡羅來納州時，種族隔離和種族關係緊張是無法更改的事實，情況與芝加哥郊區完全不同。在北卡羅來納州鄉村，我還是一個孩子，一次我隔著一道籬笆看到不同學校的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手上揮舞著碎玻璃瓶，鋒利的邊緣衝外，相互對峙著。而一部分黑人試圖進入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白人電影院時，更壞的情況發生了。看到這些敵對行為令人難過。20世紀50年代我為俄亥俄州眾議員戴維丹尼森工作時，對民權問題有了更多的認識。丹尼森是艾森豪威爾政府1957年提出的《民權法案》的支持者，做了大量努力，卻由于參議院中南方議員的反對，法案的覆蓋范圍大幅縮水。

　　回到1962年初，我在最初的競選綱領中表明了我對“有效民權措施”的支持，因為我希望投票的人能夠知道，這個問題對他們也許還不是大問題，但對于我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隨後的歲月里，抗議和示威活動與日俱增，民權問題成了全國性的問題，只是其方法已經背離了我的初衷。我通過電視看到了發生的騷亂，國內很多人以及我所在選區的一些人開始將民權運動等同于國內動亂。

　　由于我父親是當地的房地產中介，因此我認識一些地區的房地產經紀人。如果說他們在民權方面有立場的話，那就是維持現狀。他們的客戶經常擔心如果少數族裔搬來與他們做鄰居，地產價值會下降。我的部分支持者希望我能與這個問題保持距離。

　　那時正處在推動民權立法的高潮中，我應邀與一群黑人領袖會面，聽聽他們的想法。會議由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的克拉倫斯米切爾主持，他是一名民權運動領袖，為推動美國黑人的事業做出過很大貢獻。他經常造訪國會，被譽為第101位參議員。與米切爾同來的還有一些非洲裔美國領袖人物，包括來自國會種族平等委員會的吉姆法馬爾 、可敬的來自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拉爾夫阿伯內亞和可敬的馬丁路德金。

　　這些人清醒地認識到他們面對的挑戰，但是決定要力爭改變。他們要進一步對約翰遜政府施壓。他們表示，雖然肯尼迪總統公開支持民權，但是卻並不願意處理國會中的南方民主黨人。事實上，正是肯尼迪在這個問題上的猶豫不決促使金博士于1963年8月走上華盛頓街頭，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不朽演講。我與其他一些議員一起走到國會走廊，通過收音機聽他的演講，同時望向大廈前人的海洋，和平集會的人群從金演講的林肯紀念館一直延伸到這里。

　　隨著抗議活動的增加，民權立法問題的爭議性越來越大。《芝加哥論壇報》發表社論反對立法通過。該報甚至使用著重引號將“民權”括起來，好像這一短語有什麼可疑之處。社論稱少數正努力推動立法獲得通過的黑人領袖是“煽動種族主義者”，並警告美國人注意法案會帶來的不利後果。《芝加哥論壇報》有篇社論說正由國會審議的法案實際上是“無限度地縱容內亂”，而且會將“公眾轉變成街頭暴民”，使美國黑人成為“特權階級”。這對很多神經緊張、與美國黑人沒有什麼來往的郊區居民來說真是駭人聽聞。

　　我想通過我的努力，可以讓我的選民看到民權立法是為所有美國人民營造更美好生活的方法，而不是混亂的開始。我承諾將參照憲法權衡所有立法。我還讓他們知道，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任何一部立法，無論意義有多麼深刻，都不可能消滅偏狹、種族歧視或其他的人性弱點。“這些問題，從人類的角度來看，必須也只能最終由人類自己解決，不是通過政府或者法律，而是通過教堂、俱樂部、學校、企業和家庭。”我曾經這樣寫道。

　　當民權立法擺在眾議院面前的時候，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而又熱火朝天的爭論。在我的記錄中顯示，眾議院一共提出了111份修改意見，有些旨在加強立法，有些的目的卻是去其精華，更有一些人希望立法能夠更溫和一些，這樣就能獲得足夠的讚成票。1964年版的《民權法案》最終于1964年2月10日在眾院以290票讚成、130票反對獲得通過。96名民主黨人和34名共和黨人反對該法案。我很自豪自己站在了大多數人這一邊。

　　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之後，民主黨開始在參議院阻礙法案通過。盡管多數參議員傾向于支持民權立法，但他們多年來一直未能獲得挫敗阻礙議案通過行動所需的三分之二的壓倒性多數票。1964年，約翰遜蓄勢待發，準備再次一搏 。

　　在那些緊張、充滿戲劇性的日子里，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和溫和派的民主黨人共同為結束阻礙獲得必要的讚成票而努力。伊利諾伊參議員、共和黨領袖埃弗雷特德克森巧妙地領導著支持立法的工作。但是當參議員們開始嘗試撬動那艱難的第67票時，形勢似乎又要發生變化。很多重要的參議員加入到反對法案的一方，包括田納西州的老艾伯特戈爾和西弗吉尼亞的羅伯特伯德，他們為阻礙法案通過足足進行了14個小時零13分鐘的發言。

　　顯然，約翰遜總統身處爭議的旋渦中心。為了保障法案能夠獲得通過，他運用了擔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期間磨煉出來的種種技能，首先確保能夠提到議程，然後施加影響力以獲得每一張可能得到的選票。隨著這場歷史性爭論的逐漸展開，我們一些眾議院的人跑到參議院觀看。當票達到所需的67票時，歡呼聲響徹參議院議事廳。在多年受挫之後，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立法終于在美國國會獲得通過。德克森改寫了一段維克多雨果的話總結了這次鬥爭。“一種觀念，當屬于他的時代來臨時，”他說，“任何武力都無法阻擋。”

　　我很高興，也很自豪，共和黨在民權立法獲得通過的艱難歷程中發揮的作用，經證明是不容小覷的。確實，一般容易被忽視的一個事實是，在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的歷史中，眾、參兩院中支持立法的共和黨人超過民主黨人，如果沒有參議員德克森的領導，立法很可能還是無法獲得通過 。我的希望是，共和黨對民權的有力而且關鍵的支持能夠重振我黨與少數族裔選民之間歷史上曾經緊密的關係。內戰後的幾十年里，黑人選民一直與林肯之黨一起投票，但是到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施行新政時，一切都變了。

　　幾年之後，那時我還在眾議院。我強烈主張民權活動家詹姆斯法馬爾作為共和黨候選人競選國會席位。如果他在民主黨人居多的布魯克林選區能夠當選，當然這很沒把握，他將成為1930年以後眾議院中第一位黑人共和黨議員。法馬爾是一名出色的演講者，外表英俊有魅力，是運動中的一名英雄，組織了“自由騎士”組織，最終消除了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法馬爾年輕時曾與一個社會主義團體有聯係。一些共和黨朋友對我支持法馬爾參選有不同意見，部分人有欠公允地稱他為“著名的黑人好鬥分子”。法馬爾答應參選，而且他是我們在紐約市可競爭該席位的唯一希望，所以我並不理解有什麼值得小題大做的。我成功地說服傑拉爾德福特和紐約市市長約翰林賽支持他。我對民權問題的關注使我在部分媒體中樹立起了威望，他們稱我為“有自由派傾向的”共和黨人。新聞界認為這是一種恭維。

　　盡管我欽佩約翰遜總統在民權鬥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我對他的立法計劃的支持也就到此為止了。這個自詡為羅斯福新政擁護者的人，希望能像羅斯福一樣受歡迎，並在歷史書上像羅斯福的FDR一樣留下自己的姓名縮寫LBJ，同時立即提出了一係列以“向貧窮開戰”及“偉大社會”為施政綱領的改革計劃。在我眼中，他的多數計劃，承諾賦予華盛頓官僚們更多權力，實在有欠考慮。但是共和黨議員在國會中的人數不夠，哪怕想多少拖延一下“偉大社會”立法的步伐都辦不到。

　　肯尼迪被暗殺後不到一年就要開始新一屆的總統大選了。約翰遜正在尋求正式當選，他希望能夠獲勝，這樣可以打破所有記錄。1964年那年是我首次競選連任，也是我第一次以當選官員的身份參與總統競選。結果表明，我名列前茅、大獲全勝。

　　民主黨很清楚，對于一個仍然處于悲痛之中的國家而言，很難背棄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親手挑選的副總統，因而他們充分利用了這些優勢。1964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舞臺上橫挂的標題做得不夠巧妙，而是從肯尼迪就職演說中摘取了一行眾所周知的話：“讓我們開始吧。”約翰遜稍加修改用作了會議主題：“讓我們繼續吧。”約翰遜的就職演說中有六處引自他前任的話語。值得注意的是，那個可能成為他最終禍患的詞“越南”並未提及，雖然有2.33萬名美軍士兵正在那個戰場戰鬥。

　　投票反對約翰遜就是投票反對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顯然約翰遜是想達到這個目的。共和黨實際上要同時與兩位總統競爭：一位已經犧牲，一位現任。這意味著共和黨必須發起一場完美無瑕的競選活動。而我們所做的恰恰相反。

　　1964年共和黨沒有多少傑出又廣為人知的人能與之競爭。一度看來有望領先的人是理查德尼克松，他在兩年前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時慘敗。人人都說，他自己也說，他的政治生涯結束了。在競選州長失敗後，尼克松充滿苦澀地對記者團說：“你們將再也看不到尼克松了。”那年，他在寄給我（我估計他也給其他獲勝的共和黨候選人寄過）的祝賀便條中再次重申了他的情緒。“我就要告別政治舞臺了，”尼克松寫道，“知道您將繼續為了我們的事業而奮鬥，我甚感安慰。”

　　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這次是第二次競選總統，但是大家普遍認為他過于溫和，不易獲得提名。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比爾斯克蘭頓是前國會議員，也是一名好公仆，只不過行動太晚，無法展開切實可行的競選。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在經過了長時間且組織良好的準備工作之後，卻沒有獲得足夠數量的議員支持。

　　雖然我對戈德華特反對1964年的民權立法感到不滿，但那時我還不認識他。戈德華特認為道德問題與立法部門不相幹。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認為如果不採取任何行動僅憑良好心願，我們可能需要等上很長的時間。但是我在經濟問題和國家安全方面還是比較讚同他的主張。毫無疑問，在我的思想中，與其讓現任總統約翰遜連任，由他來領導政府似乎對我們的國家更為有利。

　　戈德華特敢于直言，我覺得這是政治家難得的特質。但是對戈德華特而言，偶爾也意味著麻煩。他會發表這樣的評論：“有時候我認為如果能夠將東海岸‘鋸下來’，任其漂向大海，這個國家也許會更好。”他的幽默在西部和保守派的觀眾面前還能管用，但是對于一個要爭取東部選民選票才有希望當選的人來說卻于事無補。

　　對于他的競選夥伴，這位亞利桑那人挑選了我在國會的一位同事，紐約眾議員威廉米勒。米勒是一個好人，勤勉嚴肅。但這不是他被選中的原因。戈德華特有一天脫口說出，他之所以選擇米勒，是因為“他把林登約翰遜給逼瘋了”。這可不應該是選擇副總統提名的根據。

　　約翰遜的競選策略很快就明朗了，即利用戈德華特的直言不諱，將其描述為一個希望將美國卷入一場核戰爭的危險狂想家。約翰遜並不精明。約翰遜競選時在電視上播放的臭名昭著的“雛菊”廣告，展現的是一個小女孩在數著雛菊花瓣，背後卻響起戈德華特發射核彈及爆炸的聲音。在職總統播放這樣的競選廣告無疑是惡毒至極，當然也是最有效的。雖然這只是一次付費廣告，但引起的爭論促使新聞機構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這則廣告，並且深深銘刻在選民的記憶當中。約翰遜的競選活動並未就此止步。他們還推出廣告，表現一個人正在撕毀社保卡，暗指戈德華特企圖摒棄社會保障制度。他們還抓住戈氏曾經投票反對民權這件事不放，制作了一部廣告，廣告中一位三K黨人說：“我喜歡巴里戈德華特。他需要我們的幫助。”甚至連媒體都開始批評約翰遜競選的惡毒論調。

　　戈德華特未能完成自我救贖。在被冠以右翼極端分子之名數月後，他決定對上述批評予以還擊。在舊金山共和黨全國大會上，我親眼目睹了戈德華特的接受提名演講，現在這篇演講已是人盡皆知了。在演講中，他聲稱：“在捍衛自由過程中，極端主義沒有錯……溫和的正義訴求沒有好處。”戈德華特，一如既往地、倔強地拒絕遠離這些會被對手抓住把柄扣上極端主義帽子的言論，而約翰遜和他的競選班子則在為他們的好運歡呼雀躍。

　　盡管約翰遜在大會演講中沒有一次提到“越南”或“共產主義”，戈德華特仍以他一貫的坦率作風逐條進行了回應。“無需諱言，”他警告聽眾說，“不要試圖掩蓋，我們正在越南打仗。”他指責約翰遜未能制定有效戰略贏得戰爭。同時，他告誡全國要警惕蘇聯的擴張企圖。他的言論招致對他極端主義的更多指責並最終在一片憤怒聲中敗選。

　　戈德華特會慘敗的結局很快就顯示出了徵兆，同時共和黨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很多原本安全無虞的席位現在也岌岌可危了。實際上那一刻，我正遭受民主黨對手的非難，他企圖將我描繪成比戈德華特更傾向右翼的右翼分子 。為了避免給我的對手提供把柄，一位支持者建議我提出一些可信的理由，與戈德華特劃清界限，避免同時露面。但是戈德華特被我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雖然我與他在民權問題上的看法不一致，但我當然要投他一票。我認為當他到我在伊利諾伊埃文斯頓的選區演講時，如果我不露面那將是失禮的，也容易引起誤解。

　　當我抵達會議現場時，顯而易見的是，戈德華特的支持者們很高興看到他們當地的國會議員表達了他的支持。數月以來，他們的總統候選人飽受批評，甚至很多共和黨人也發出批評的聲音，如今，終于有人，至少有一個人站在了他們一邊。戈德華特抵達時，我熱情地歡迎他，同時也清楚，我們共同露面的照片使我的對手又有素材可用了。我保持微笑。

　　參議員開始講話，一一介紹了聚在臺上的州和地方官員。然後他轉向我，瞥了一眼他的筆記然後說：“現在我要感謝這位傑出的議員先生，唐拉姆斯費德 。”毫無疑問，戈德華特的幕僚中有人會對他發錯音心中一緊，但我沒有。戈德華特剛剛對媒體證實他對我並不了解。

　　戈德華特的競選活動看上去沒有一件事情做對。他在每一個全國性的民意調查中都是以兩位數的差距落敗。此時我還抱有一絲幻想，希望我們至少可以在眾、參兩院多獲得一些席位，因為選民都希望能夠制止約翰遜政府的過分行為。但是共和黨的選舉可以說是一敗涂地。眾議院中36名共和黨人落敗，我們這個少數黨在435個席位中只佔了區區140個席位，民主黨在人數上超過我們兩倍多。我是能夠堅持下來的幸運兒之一，以57%對43%的得票率差額獲勝也令人略感安慰，不過這也是我四次競選國會中差額最接近的一次。

　　在眾議院中我和我的共和黨夥伴們成了日漸縮小、形單影只的一個群體。雖然很久以來國會里的民主黨在人數上一直超過共和黨，但是在1964年的選舉過後，民主黨佔據了絕對優勢，當全體議員參會時，坐不下的民主黨人不得不跨過通道坐到共和黨那邊。新聞機構幹脆建議共和黨尋求永久保持少數黨的地位。根深蒂固的共和黨領導層似乎認為當前這種形勢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實，而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對形勢卻有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