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稅今起上調 安倍“飲鴆止渴”？

　　日本從4月1日起將消費稅率從5%上調至8%。同時，根據今年的經濟形勢，明年10月還將再次上調消費稅率至10%。

　　一杯“首相毒藥”

　　日本的消費稅法成立於1988年2月，于1989年4月開始正式實施。成立當初，當時的日本首相竹下登即迫於輿論壓力而辭職。1996年6月，橋本內閣決定將消費稅率從原來的3%上調至5%，卻因增稅引發經濟衰退致使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落敗，橋本龍太郎被迫引咎辭職。同樣，2011年民主黨菅直人內閣因決定消費增稅而引發黨內分裂，2012年野田內閣因成立社會保障和稅制一體化相關法案 (即消費增稅法案)而使民主黨在12月的眾議院選舉中一敗塗地，野田佳彥也因此引咎辭職。可以説，從日本消費稅法案成立到幾次增稅的歷史風波中，人們看到的是日本經濟的不斷衰退和此起彼伏的倒閣運動。

　　自2012年12月底安倍組閣以來，依靠安倍經濟學的“話筒效應”，日本經濟出現股市上揚、日元貶值、個人消費回暖等現象。隨著經濟形勢開始好轉，消費增稅又開始成為世人關注的話題。從目前日本的經濟狀況來看，迫切需要上調消費稅率的背景因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不斷膨脹的公共債務，一個是透支嚴重的社保支出。

　　一根“救命稻草”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泡沫經濟的崩潰和少子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日本經濟開始告別戰後一度高歌猛進的高速增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開始不斷下滑至1%左右。一般來説，在擁有人口紅利的高速增長期，由於整個社會對未來生活的良好期待，個人消費和企業投資也隨之不斷增加。但是，隨著泡沫經濟的崩潰和少子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日本的消費者和企業也相應調整了對未來生活和生産活動的預期，老百姓開始節衣縮食，企業開始減少國內投資，轉而向海外進行生産轉移。因此，日本在高速增長期所形成的鉅額個人消費信貸和企業融資，隨著泡沫經濟的崩潰和潛在增長率的下滑也迅速轉變成大量的銀行不良資産。在經歷了前後十餘年的清算之後，這些不良資産又開始逐步演變成政府的公共債務。目前，日本公共債務的GDP佔比已經攀升至230%，居發達國家之首。而從日本的國家財政預算來看，其債務償還支出已佔預算支出的23%左右，而社保相關支出也佔到3成以上。在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如要償還鉅額公共債務、填補社保透支，其方法不外乎增稅和營造通貨膨脹來讓國民承擔債務。從安倍經濟學的本質來説，其貨幣政策的目的就是為了營造通脹預期。而從財政政策的角度看，面對不斷膨脹的公共債務規模和越來越大的社保 “窟窿”，唯一能夠作為“救命稻草”的也僅剩消費稅了。

　　下一道“鬼門關”

　　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目前日本5%的消費稅率還有很大的上調空間。據日本政府測算，在經濟保持正增長的情況下，其消費稅率如能上調至33—35%左右，那麼社保透支現象將得到緩解，而公共債務也能夠降到現在發達國家的一般水準。因此，這次的消費稅率上調雖然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但是對安倍來説卻不但“任重道遠”，而且風險巨大。如果任內第一次消費增稅就立刻對個人消費和企業投資帶來衝擊，使經濟迅速下滑的話，那麼安倍或將難逃和其前輩一樣的下場。非但如此，按照消費增稅法案，安倍還必須作出明年10月是否實施第二階段增稅的決定。也就是説，即使安倍經濟學能夠從4月1日第一階段消費增稅中倖免于難，也難以逃脫明年10月第二階段增稅的“鬼門關”。

　　自安倍經濟學實施以來，日本的貧富差距正在不斷擴大。根據日本媒體近日的報道，在消費增稅之前日本的超市賣場已開始出現排隊“爭購”現象。可以説，出入超市賣場的消費群體多為老年人和低收入群體，這部分人將是受消費增稅衝擊最大的消費群體。總而言之，安倍的當務之急應該是積極推動其第三支箭，即增長戰略的實施來實現日本的結構改革，提高勞動生産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以經濟增長實現稅收增長。而嘗試實施通貨膨脹稅和消費增稅的方式，只能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增加日本國民的負擔。　　■陳子雷

　　(作者繫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東亞經濟研究中心、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