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經濟全球化程度日漸加深的今天,中國的發展所牽動的早已不只是國人之心。2014年,我國GDP增長率下降至過去25年最低點,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中國如何適應並引領經濟新常態?會不會“撞上自己的長城”,陷入停滯甚至崩潰?面對這些疑慮和誤解,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近日在美國著名期刊《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作出有力回應。“中國並未接近崩潰邊緣,而是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的世紀並非已進入終章,而是剛結束開篇”,有理有據的觀點在國外引發強烈反響。經作者獨家授權,本版和光明網聯合刊發該文中文版。
1.從追趕者到領先者
要理解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必須先回顧歷史。中國經濟現代化起步晚,採取的是“追趕型”增長模式,即在長時間落後之後經歷迅猛的經濟增長。例如,1870年到1913年間的美國遵循的正是這種發展模式,經濟年平均增長4%;俄羅斯經濟從1928年至1939年年均增長4.6%;日本經濟從1950年至1973年年均增長9.3%。而中國在1978年至2011年這33年間,GDP年均增長近10%,遠遠超出上述國家。
這段時間的高速增長讓中國經濟能夠追上甚至趕超美國經濟。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麥迪遜數據庫的歷史數據表明中國GDP在2010年超過美國,世界銀行全球性國際比較項目的數據則表明中國GDP在2014年超過美國。但如果採用世界銀行Atlas法計算,中國經濟要到2019年才可能超過美國,也就是説如果按現值美元計算,中國GDP仍落後於美國。實際上,比較兩國經濟最客觀的方法是衡量發電量,因為這一標準有形且可量化,更與現代化密切相關:只有提供大量電力才能支撐工廠運轉和大樓建設。1900年,中國發電量僅為美國的0.01%,1950年上升到1.2%,2000年升至34%,2011年超過美國。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已經完成了對美國的總量趕超。
儘管還存在許多亟待改善之處,但中國發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利益。中國人口總量相當於美國的四倍多,中國每人平均GDP直到2030年左右才能接近美國每人平均GDP的一半。但是中國在其他方面確實取得了重大進步:平均壽命(約76歲)接近美國(約79歲);預期教育水準也在接近。不過,自1979年以來,中國發展帶來的財富更多惠及城鎮或沿海地區居民。要實現中國政府“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的終極發展目標,不僅需要更可持續的發展,更需要公平的利益分配。
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增長必將放慢,這是十分清楚的態勢。然而,對於放慢的程度和持續時間,經濟學家們各執一詞。2014年,中國GDP增長率下降至7.4%,是過去25年來的最低點,許多人預計2015年中國的GDP增長率將繼續下降。雖然7.4%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讓許多其他國家望塵莫及,但他們不像中國這樣,需要在未來十年裏創造數以千萬計的就業崗位。因此,一些專家對中國的經濟前景感到憂心忡忡——他們警告説,由生産推動的中國式增長已經難以為繼。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2013年就曾説中國“將要撞上自己的長城”。據此觀點,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會崩潰,而在於何時崩潰。
這種看法是誤導性的。中國經濟並未接近崩潰邊緣,而是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稱此階段的發展為“新常態”,這一説法原本被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前CEO穆罕穆德·埃爾-埃裏安用來形容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西方經濟的艱難復蘇。習近平定義的“新常態”有所不同,指的是中國重新平衡經濟的關鍵過程,包括經濟增長動力更加豐富,增長速度更可持續,更加公平地分配利益。中國經濟尚處於新常態初期,如果中國政府能夠有效應對,中國人民就有望享受到生活品質的持續提高和重大改善。與此同時,世界也有望看到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中國的世紀並非已進入終章,而是剛結束開篇。
2.增速放緩 更趨穩健
一定程度上,中國近期經濟增長放緩是不可避免的。三十年的高增長讓中國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經濟總量的邊際增長愈發睏難。即便按當前匯率計算,中國GDP也已經在2014年突破10萬億美元,這意味著如果名義增速達到10%就要增加1萬億美元,相當於比世界經濟強國沙烏地阿拉伯的GDP總量還多。如此大規模的高增長必然是不可持續的,因為這種增長需要無限制的能源供應作為支撐,對環境造成了極大壓力。中國的碳排放量已經超過了美國和歐盟的排放量之和,而且仍在持續增加。
有鋻於此,中國別無選擇,唯有放緩增速。儘管7%對於世界大多數經濟體來説仍屬於高速增長,但對中國來説,這一速度能使煤炭、清潔飲用水等基礎投入的需求降低到中國力所能及的水準,也能夠幫助中國更好地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兌現其在2014年《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的承諾,最遲在2030年開始減少碳排放總量。
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適應經濟新常態,目前成效顯著。2015年是中國“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雖然“十二五”規劃在實施中遭遇經濟增長放緩,但其中五大目標的逐步實現增強了經濟實力,改善了人民生活:一是城鎮新增就業4500萬人。中國已經超額完成目標,城鎮新增就業達5000萬人,這一重大成績與同期美國和歐洲高居不下的失業率形成鮮明對比。二是調整經濟結構,服務業比重從2010年的43%增至2014年的48%,這個目標也提前完成。三是加強科技創新,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從2010年佔GDP的1.76%增至2015年的2.2%。這一目標也已經達成,標誌著中國成為世界科研經費支出第二大國。這項投資已經開始産生紅利:2014年,距中國通過首部專利法還不到30年,中國發明專利申請數量就比美國多近50%。四是提高社會福利,包括擴大醫保體系,目前已覆蓋超過95%的中國人口。五是改進八項資源環境指標,包括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及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與此同時,以中國的標準看,“十二五”規劃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並不高。中央政府將GDP增長目標定在7%,計劃到2020年將每人平均GDP在2010年的水準上翻一番。這些目標向各個地方政府發出清晰信號:經濟發展要從重數量向重品質轉變。
當前中國城鎮居民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兩倍有餘,不過這一差距今後將日益縮小——新的發展模式將拉動國內消費,促進GDP持續增長。當然,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也會給國內經濟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尤其是新增就業和糧食增産可能會減少。但這是結構轉型的代價,為了更大的發展,付出一定代價是值得的。
3.中國發展 惠及全球
新常態影響的不僅是中國。隨著國內經濟的重新平衡,中國必將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中國已經是全球經濟最有力的引擎,如果中國經濟以7%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很可能仍將是驅動世界發展的最重要力量。2000年至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佔世界增長總量的23%(美國佔近12%)。筆者預計這一數字在2020年前將增至25%,並將全球經濟增長維持在3%以上。
貿易方面,中國也已經引領全球並將持續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貿易統計數據,中國是140多個國家的最大進口來源地;2000年至2012年,中國貿易總額佔世界貿易總增長的比重約為13%。不過,如果中國政府希望拉動國內消費,減少對出口的依賴,就必須進一步打開國門,降低關稅稅率,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設立更多自由貿易區,增加服務貿易。要吸引外資,中國政府必須進行開放資本賬戶等改革,包括放鬆對跨國資金流的限制,建立“負面清單”,即列明不對外資開放的經濟領域,除此之外的其他行業均對外資開放。
在智力領域,中國也已經準備好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中國已躋身世界最大智慧財産權産出國之列;從2000年至2012年,中國發明人為世界貢獻了62%的新增專利申請(美國約佔25%)。中國政府重視創新,有望採取更嚴格的智慧財産權保護措施,鼓勵中國公司申請國際專利並傳播新技術,尤其是向發展中國家傳播技術。
中國與全球經濟融合越深,中國就越會成為全球經濟的穩定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直髮揮著這樣的作用。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出臺極富魄力的刺激政策,有人認為這一政策是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最大動力。中國政府確保了本國9%以上的經濟增長,才使全球經濟增長率由負變正。今後,中國將通過更為正式的渠道繼續發揮作用,通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促進國際金融秩序改革,惠及發展中國家。
隨著中國經濟領導力日益增強,中國必將承擔更大的全球責任。中國在許多方面已經挺身而出。同時,中國政府也十分明白,下一發展階段成功與否不僅取決於其自身,也取決於外部世界。沒有基於規則的均衡全球秩序,中國不可能繁榮。因此,中國將繼續推動貿易自由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開展區域合作,建立更能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全球治理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説,經濟新常態就是要將中國建設得足夠強大,不僅有利於自己,更有利於世界各國。
(胡鞍鋼 作者係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本文原載美國《外交事務》雜誌2015年第3期,刊發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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