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對自貿區“一頭霧水”：我去了能得到什麼

　　4個自貿區的經濟學者聚在了一起，共同為自貿區建設“把脈”。

　　自從2013年9月我國首個自貿區在上海成立後，全國掀起了一股自貿區申請熱。多地相繼傳出“我們也要搞自貿區”的傳聞。

　　2014年12月，這些“傳聞”被一一坐實。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指出，中國將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3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同時，對已有的上海自貿區進行擴區。

　　很多人對此感到納悶，在上海試驗僅一年多、效果尚未充分顯現的基礎上，中央為何急於開工另外3個覆蓋面積更為廣闊的自貿區？以上4個自貿區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它們之間是否會因為同是自貿區而形成同行“無序競爭”？

　　今年1月，上海市長楊雄在上海市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稱，上海要在自貿區制度創新方面保持先發優勢，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深入推進。但在學界，不少經濟學者卻認為，自貿區後來者反而具有“後發優勢”，“它們一來可以複製上海已有的創新制度，二來還能結合各自的特點搞新的創新。”

　　令多數人感到不解的是，自貿區既不能突破土地紅線，又非政策或者稅收洼地，大家究竟在爭什麼？為什麼都急著要建自貿區？

　　轟轟烈烈申辦 卻並不了解情況

　　一個尷尬的現狀是，當多地政府都在轟轟烈烈申辦自貿區、要求建設自己的自貿區時，那些原本“應該比政府官員更激動”的企業家們，似乎對此並不“感冒”。即便他們身在自貿區之中，或離自貿區很近。

　　近日，在由復旦大學與新加坡管理大學（SMU）聯合舉辦的第二屆復旦-新大國際論壇上，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朱孟楠表示，他所帶領的團隊此前針對廈門自貿區建設問題，在企業家和政府部門中做過調研。調研結果是，在廈門這一自貿區前沿陣地，不僅企業家不知道自貿區是幹什麼的，就連很多政府部門對自貿區建設情況也並不太了解。“比較清楚的是商務廳、管委會等，很多部門都不清楚自貿區要做什麼。”

　　而廈門的企業家，朱孟楠用“一頭霧水”來形容他們目前的狀態。他們最常問的問題是“自貿區是幹什麼的？我去自貿區發展能得到什麼？”但他們所得到的反饋卻並沒多大鼓舞作用。

　　“這説明頂層設計非常好，但與某些社會部門、尤其是企業聯繫不夠。”朱孟楠建議，自貿區做頂層設計時，應當邀請大企業來共同參與，“自貿區建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是，當地領導層有沒有強烈的開放意識？有的話，是不是普遍性的？還是只是你有，我沒有。”

　　同樣的問題，在已經“試驗”了1年多的上海自貿區也存在。

　　上海自貿區研究協調中心秘書長徐明棋説，上海的很多企業家也還在“坐等商機”，“去企業問問，他們並沒感受到多大力度的改革。”

　　不是不想改，而是改革太難，牽一髮而動全身。以貿易便利化措施“單一窗口”為例，現在進入自貿區“單一窗口”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務的政府部門仍相當有限，“該進的很多還沒有進。”徐明棋曾應邀參加過上海市政府的一次會議，市領導明確要求到2015年年底所有部門都要進入自貿區“單一窗口”提供服務，“不進的要打報告給市裏，説清楚理由。”

　　再比如金融改革方面，上海鼓勵各個銀行在自貿區開設“自貿賬戶”為客戶提供便利。“每家銀行交上來的各種法規、條例就那麼厚厚一沓。”徐明棋用雙手比劃出大約25釐米厚的尺寸説，“那天座談會，每家銀行都能問出十幾條專業的金融操作問題，它們跟很多政府部門一樣，除了上海的屬地管理，還要接受垂直管理，很難協調。”

　　復旦大學上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秘書長尹晨介紹，上海自貿區今年已經新成立了政策研究局、協調局和對外聯絡局3個局專門負責解決上述政策制定與溝通協調的難題。

　　能否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支點

　　作為自貿區中的“老大”，上海自貿區一直堅持為全國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創新經驗。但在高校自貿區智庫學者眼中，自貿區僅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經驗是遠遠不夠的。

　　“我覺得福建還是要做海上絲綢之路這條主線，自貿區圍繞‘海絲’來做才有意義。”朱孟楠説，自貿區不應僅立足於可複製經驗的推廣，“這樣檔次就低了，更重要的是把這些經驗經過若干年運作，形成規則，這個規則要跟國際規則接軌。”

　　“國際規則説”的背景在於，美國當前正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為兩翼，意圖構築21世紀的國際貿易新格局。而上述兩個協定，均未將中國納入其中。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認同朱孟楠的觀點，他説，TPP和TTIP正開始對製造業國家造成影響，“以美國的南北卡羅萊納州為例，他們的綜合人力成本現在只比中國內地高30%，整個綜合製造成本只比中國高10%。一件産品在中國生産如果是100元成本，在美國生産也就110元。”

　　如此國際形勢下，邵宇認為，目前存在的4個自貿區，遠非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而已。“自貿區不是自己關起門來玩兒，而是為了開放、輸出。”邵宇説，這些自貿區，應當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支點。他預計，現有的4個自貿區可能還不夠形成完整的支點，“未來在雲南、西藏、北部灣等方面有更多的開放舉措，整體來説可以構起新的格局。”

　　而具體到上海自貿區，邵宇認為，其應當承擔起為人民幣國際化保駕護航的重要作用。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毛艷華説，廣東在過去的10年裏，一直在執行目前全國開放度最高的CEPA協定（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定），下一步，如果能利用CEPA服務貿易一體化的契機把香港的金融條件引入廣東，“或許能從側面解決人民幣國際化問題。”

　　據悉，廣東目前的對外貿易總量佔全國的三分之一，但其百分之七八十的貿易結算都不得不通過香港和新加坡，“廣州南沙自貿區能不能把這個功能承擔起來，推動制度創新，比如物流平臺、貿易平臺、對口倉儲結合起來？”毛艷華説。

　　負面清單要不要年年縮減

　　此前，“負面清單”是上海自貿區政策中受爭議最廣的一個“槽點”。2013年，上海公佈了第一版負面清單，共有190條內容，被眾多業內人士吐槽“太長”、“開放度不夠”；2014年，上海自貿區對“負面清單”作出了調整，禁止內容被縮減到139條，如此大幅度地削減負面清單內容受到輿論好評；到了2015年，有消息傳出，負面清單將有可能壓縮在100條之內，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然而，復旦大學自貿區法研究中心主任龔柏華卻對此次“負面清單”的修改持另一種觀點。他認為，負面清單不能“年年改”，“不應該為了瘦身而瘦身。”

　　最典型的一個案例是，2014版自貿區“負面清單”中，把“博彩業和色情業”刪了，“當時輿論一片譁然，覺得這次改革力度特別大。其實不是這個意思，因為博彩業和色情業本身也不允許內資搞，所以沒必要再放進針對外資的負面清單裏了。”

　　龔柏華説，“負面清單”需要一定的穩定性，沒有必要為了迎合輿論的期待而瘦身。

　　那麼，能否讓4個自貿區共用一張負面清單？

　　就在最近，有消息稱，上海、廣東、天津、福建4個自貿區將在2015年使用同一張負面清單，該清單正在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

　　對此，龔柏華有不同看法。在他看來，既然是“自貿區”，就應該給予一定的政策創新空間，各區可以以上海負面清單為基礎，根據各自特色制定自己的負面清單。在各區清單不統一、容易形成無序競爭的問題上，他建議參照“最惠國”待遇引入“最惠區”待遇，即在某一單獨事件中，參照4區規定中的“最惠”待遇執行。

　　關於如何開放，開放到什麼程度的問題，是“負面清單”之外，自貿區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此前輿論廣泛認為，上海自貿區28.78平方公里試驗範圍實在太小，最具商機的服務業開放沒有用武之地。但經過擴區，上海自貿區範圍已達到120平方公里，服務業開放的契機是否已經來到？

　　對此，徐明棋回應稱，實際上，國務院規劃的6個服務業開放項目，已經取得了初始效果。一家德國醫院已經在自貿區註冊，只不過還沒有正式開業。

　　“允許進來，不等於説馬上具備從事業務所需要的資質以及相關的基礎設施，這裡涉及到中國一個特殊的審批制度，很多具體的問題，有待於相關部委把實施細則拿出來。”徐明棋説，在“拿出細則”方面速度比較慢，“樂觀來看，（自貿區）第一年主要是政府管理體制、貿易便利化等改革，接下來一年，可以在這方面往前推。”

　　徐明棋説，外商目前對自貿區改革的評價相對政府部門內部而言要低一些，原因就在於他們瞄準了商機，但在進入後發現做起來還有很多困難。復旦大學教授程大中説，這種“企業慕名進入卻不能幹事”的尷尬，應當成為其他自貿區建設的前車之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