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論道新常態：變革常態化 增長目標需適當下調

　　今年5月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國經濟要適應“新常態”的重要表述，引發各界高度關注。

　　如何理解經濟新常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會呈現出哪些特徵？如何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新常態階段，宏觀調控的目標是否也應進行微調？這對資本市場意味著什麼？

　　證券時報記者近日採訪了五位經濟學家，以期呈現“新常態”概念的大體輪廓。

　　五位經濟學家分別為：（排名不分先後）

　　范劍平 國家資訊中心首席經濟師

　　高培勇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

　　陳道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

　　李佐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潘建成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

　　新常態意味著

　　“變革常態化”

　　當處於“變革常態”時，經濟真實的內在波動較大，過渡特徵明顯。體制的轉軌，集中表現為各種割裂，呈現出各種“亂象”：經濟供給與需求的割裂，經濟的管理體系與運作體系的割裂，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割裂，風險收益的獲得者與最重承擔者的割裂等。

　　證券時報記者：如何理解經濟新常態？進入新常態，我國經濟會呈現出哪些特點？

　　潘建成：所謂“新常態”，首先是針對過去長期形成的一種習慣狀態而言，這種習慣狀態突出表現在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不平穩，波動起伏很大，發展模式粗放，尤其是造成資源的過度消耗，環境的破壞，以及一系列經濟結構的失衡，比如經濟增長對投資的過度依賴，對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過度依賴，城鄉差距、收入差距巨大等等。

　　新常態下，經濟增長速度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增長會更加平穩，結構會更加優化，資源環境會得到更有效地保護，民生會得到改善，社會和諧程度會得到提升。或者可以説，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慢一些，但人們的幸福感可能會提高得快一些。

　　陳道富：“經濟新常態”是在中央對我國經濟運作現狀提出“三期疊加”（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之後，在社會對經濟增長目標存在一定分歧的背景下，中央對經濟運作現實的又一重要判斷。

　　“新常態”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意味著經濟進入了新的階段，不同於過去30年，尤其是不同於過去10年高速增長的新的發展階段。二是意味著我國處於階段轉換的變革常態之中。總之，在未來3~5年的時間，所謂的“經濟新常態”可能更多的意味著“變革常態”。

　　在更長的時間段裏，則可能傾向於用於表達不同於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中高速增長的“新均衡常態”。

　　在兩種不同常態中，經濟呈現的特點是不一樣的。當處於“變革常態”時，經濟真實的內在波動較大，過渡特徵明顯。體制的轉軌，集中表現為各種割裂，呈現出各種“亂象”：經濟供給與需求的割裂，經濟的管理體系與運作體系的割裂，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割裂，風險收益的獲得者與最重承擔者的割裂（治理體系、風險管理體系和社會經濟的穩定體系）等等。

　　基於當前存在的多種割裂，我國經濟運作中出現了三個自循環系統。一個是由外貿領域、國際房地産和消費市場、外匯儲備運用構成的國際經濟大迴圈。二是由土地財政、房地産和影子銀行構成的自迴圈。三是投資內部形成的過剩産能自迴圈。

　　李佐軍：經濟新常態是一個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對於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經濟矛盾和問題、尋求經濟新對策都有重要意義。

　　經濟進入新常態後應具有以下特點：一是經濟增速是適度的，與潛在經濟增長率相適應，具有可持續性；二是經濟結構是優化的，第三産業、高附加值産業、綠色低碳産業比重穩步提高；三是經濟品質是較高的，經濟動力主要來自生産率提高；四是經濟制度環境是有利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日益發揮決定性作用。

　　高儲蓄支撐高投資優勢

　　我國短期內仍能維持7%以上的經濟增速，主要原因在於我國存在由高儲蓄支撐的高投資優勢。傳統的高增長動力尚未耗盡，支撐前30年高增長的結構轉換力量，如工業化、城鎮化及全球化還有一定空間。

　　證券時報記者：從其他經濟體的發展歷史來看，結束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後，經濟增速便很難維持在5%以上的水準。我國在結束高增長階段後，還能保持7%以上的經濟增速，原因何在？

　　范劍平：我國在2011~2020年仍然有望保持在7%~8%中高速擋位，這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投資主導型國家經濟增速快於消費主導型國家是普遍規律，我國現階段具有接近50%的高儲蓄率，比其他經濟體相同階段高出10~20個百分點，既有投資能力，又有投資空間，只要將儲蓄高效率地轉化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巨大。

　　二是製造業為主的國家經濟增速快於服務業為主的國家也是普遍規律，多數國家勞動力成本上升後製造業競爭下降，製造業只得大量向海外轉移，但我國人口勞動力總量大，東中西區域差距也大，東部沿海的製造業可以大量向中西部轉移而不是向國外轉移，我國未來20年在結構升級、區域轉移過程中發揮人口大國優勢，仍然保留較大規模製造業對經濟增速起到重要支撐作用。

　　三是我國“人口數量紅利”減弱後，通過改革可以激發“人口品質紅利”，過去人口紅利主要表現為低端勞動密集型産業的成本優勢，但我國人力資源潛力還有巨大開發潛力，勞動力品質經過職業教育還有提升空間，勞動力性價比經過開發後仍然具有國際競爭力，可以為技術密集型産業的發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

　　陳道富：我國短期內仍能維持7%以上的經濟增速，主要原因在於我國存在由高儲蓄支撐的高投資優勢。傳統的高增長動力尚未耗盡，支撐前30年高增長的結構轉換力量，如工業化、城鎮化及全球化還有一定空間。同時，在轉軌過程中，我國又仍借助較高的杠桿，維持著原有的三個自迴圈，特別是政府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緩解了製造業和房地産投資增長率的下降。當然，從中長期來看，隨著資源環境約束的日益增強，在找到新的強大增長動力之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可能會趨於7%以下。

　　李佐軍：原因之一，中國是一個人口和區域大國，各地發展不平衡，工業化城鎮化所處階段不一致，當部分地區進入中速發展階段後，另一部分地區還可處於高速發展階段。

　　原因之二，中國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各級政府憑藉自身強有力的資源整合能力和調控能力，可以在一定時期內維持超出一般經濟體的經濟增速，當然這樣做是有代價的，但有些代價不一定眼前顯示出來。

　　“跑馬圈地”時代結束

　　隨著“跑馬圈地”粗放式經濟增長時代的結束，環境約束日益增強，資源（礦産、勞動力、資金）緊張狀況開始凸顯，已不能依靠要素大量投入來推動經濟增長。

　　證券時報記者：與之前相比，中國經濟已經發生哪些結構性和轉折性變化？

　　陳道富：與之前相比，我國經濟運作已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是需求結構已發生階段性變化。經濟運作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的認識和需求將發生階段性變化。

　　經濟經過30多年持續高速增長，2013年底我國每人平均收入已達到6858美元（以2013年底6.11的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測算）。雖然我國當前的每人平均收入差距較大，但總體而言，絕對貧困人口大幅下降，基本解決溫飽等“生存”問題。

　　近10年，我國居民的需求重點已從“衣食”轉向“住行”，房地産和汽車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終端需求。從人口結構上看，老齡人口占比穩步上升，特別是第一代創業人群逐步退出市場，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開始成為市場主要參與者（企業家的新老更替，新的農民工群體涌現）。

　　我國絕大部分居民，從保證“生存”轉向追求“生活”，開始重視衣食住行的品質，關注環保和公共服務（教育、醫療、養老），關注公平正義等社會秩序。這是一個需求（慾望）主導的經濟運作體系。當需求這個評判體系已悄然發生根本轉變時，經濟運作的供給體系也要相應轉變。

　　二是我國經濟增長動力和供給機制發生階段性變化。我國前30年經濟的高增長，是在環境資源相對充裕，是在“農業轉向工業，農村轉向城市，國內轉向國際”這三大結構轉變的過程中，由政府通過集中資源辦大事，激發市場主體積極性的機制實現的。但隨著“跑馬圈地”粗放式經濟增長時代的結束，環境約束日益增強，資源（礦産、勞動力、資金）緊張狀況開始凸顯，已不能依靠要素大量投入來推動經濟增長。

　　當前，缺乏明確的可以通過政府集中資源開拓的産業，産業間和地理間轉移的利潤空間降低，我國的經濟增長動力不得不發生變化。我國還沒有達到技術邊界，即只能依靠技術創新實現經濟增長，仍可以發揮“發後優勢”，但我國已不得不開始將重點放在産業內部的集中和企業效率優化（企業的優勝劣汰和企業內部效率提升）來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優化産業內部結構和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效率，而不是産業結構轉移，開始成為主導經濟增長效率（全要素增長率）的關鍵。

　　企業也從原來的收入端擴張，轉向成本負債端管理來提高利潤。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要求，推動社會分工的發展，對社會資本（降低社會交易成本，主要表現為對貨幣金融體系，政府社會市場管理以及社會仲介組織發展）的需求強烈。

　　解決各級政府動力

　　是改革關鍵

　　要加快改變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辦法，特別是要按三中全會提出的改變GDP考核的偏向，加大資源環境、民生、創新等方面的考核權重，加大對改革落實情況的考核。

　　證券時報記者：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如何保證在新常態下，順利推進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

　　高培勇：以往的經濟體制改革，多與經濟的高速增長相伴隨。依託經濟高速增長所提供的巨大空間，改革可以在一個相對寬鬆的條件下展開，主要通過“增量調整”逼近或實現改革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則沒有如此的幸運，它是在中國經濟增長髮生轉折性變化、從而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啟動的。這裡所説的所謂轉折性變化和所謂“新常態”，其要義所指在於如下幾點：

　　其一，經過了30餘年的高速增長之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産業結構和要素投入結構已經發生變化，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轉入中高速增長平臺。

　　其二，在以化解産能過剩為核心內容的經濟結構調整中，企業的兼併重組甚至退出市場也在成為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其三，2008年以來，刺激政策所形成的累積和溢出效應仍在持續，宏觀政策的選擇和調控空間由此縮小。

　　毋庸贅言，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所謂“三期疊加”的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面臨著與前大不相同的一系列新課題和新挑戰。這是全面深化改革有別於以往改革的重要變化和突出特點。

　　概括起來，這些新課題和新挑戰主要包括：

　　首先，隨著經濟增速的換擋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 “增量調整”的傳統改革路徑由此變窄。

　　其次，面對因消化前期刺激政策而産生的諸多方面掣肘因素，面對經濟下行壓力而探索新的與經濟增長“新常態”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制和方式，改革不得不在一個宏觀經濟形勢相對偏緊的狀態下進行，突破以既得利益格局為主要代表的各種改革障礙變得愈加困難。

　　再次，不僅改革在經濟增長髮生轉折性變化背景下的運作規律尚未充分把握，而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又亟待改革提供新的改革“紅利”，改革不得不在一個改革壓力相對偏大的情勢下進行，漸進完成改革任務，從容實現改革目標的傳統改革格局難以再現。

　　這提醒我們，隨著經濟增長步入“新常態”，改革也要經歷一個走出特殊的發展時期而回歸正常軌道的過程。

　　李佐軍：嚴格説來，目前中國經濟並非已處於新常態，而是處於向新常態過渡的過程中，目前更準確的階段判斷是處於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時期，當渡過這一時期後，經濟才進入新常態時期。全面改革正是推進經濟向新常態過渡的基本途徑。

　　因此，目前的主要任務不是保證在新常態下如何推進改革的問題，而是保證堅持全面改革以實現經濟向新常態過渡的問題。至於如何順利推進全面改革，關鍵是將頂層設計與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結合起來，按照依法治國的思路和方向，推進全面改革。

　　潘建成： 如何順利推進改革？我認為，解決各級政府改革動力是關鍵。

　　首先，要強化對新常態的認識和理解，增強告別過去粗放模式的決心；其次，要加快改變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辦法，特別是要按三中全會提出的改變GDP考核的偏向，加大資源環境、民生、創新等方面的考核權重，加大對改革落實情況的考核，促進政府部門改革的積極性；此外，這次改革是全面改革，需要各方面進行聯動，要特別注意涉及改革的相關部門和群體的協調，同時注意尋求一些改革的突破口。

　　目前來看，簡政放權就是很好的突破口，需要進一步加大力度；稅收制度改革也是很好的突破口，需要加快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儘管難度很大，目前看來也已迫在眉睫。

　　范劍平：處理好穩增長和促改革的關係是保證在新常態下順利推進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保持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和可持續發展，必須向改革要動力，根本途徑是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前，特別應加快推進行政體制改革。

　　從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看，企業和市場這兩個環節的改革雖然也有待深化，但比較起來，行政體制改革滯後，是明顯的“短板”。由於它的滯後和牽制，很多關鍵領域和重要環節的改革陷入膠著狀態。這就需要儘快“補短”，推動行政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並帶動財政稅收、分配、投資、金融、國有企業、資源性價格等領域的改革。

　　在改革的正面效果還沒有充分顯現，改革的“陣痛”卻逐步加重的改革膠著期，必須適時適度地出臺一些穩增長的需求管理措施，加大基礎設施、棚戶區改造、保障房建設等投資規模，增加對中小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薄弱環節的信貸資金支援，保證經濟增速不突破區間管理的下限，從而為改革創造一個平穩的宏觀環境。在現階段，如果不能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發展和改革中遇到的許多難題都無法解決。

　　陳道富：我的理解是，在新常態下順利推進改革，核心是承認經濟現實，實事求是，順勢推動經濟轉軌內在要求的改革。

　　強化對就業、物價的監控

　　要加強對就業、物價的監控，減少對經濟增長的過度關注。目前就業形勢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結構問題，也就是大學生就業相對困難的問題。

　　證券時報記者：經濟進入新常態，宏觀調控的目標、先後順序，或者某些指標是否也應該相應地微調？

　　潘建成：今後一段時間主要任務是改革，是經濟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宏觀調控要進一步強調整體的穩定性和局部的針對性，要加強對就業、物價的監控，減少對經濟增長的過度關注。

　　要充分認識到新常態下，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係也在發生變化，隨著勞動人口的減少、經濟增長基數的提高、服務業比重的加大，滿足充分就業所需要的經濟增長率在顯著下降，因此不必過於擔心經濟增長下滑對就業的影響。目前就業形勢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結構問題，也就是大學生就業相對困難的問題。

　　陳道富：從宏觀調控目標來看，當經濟轉向新常態後，經濟增長目標需要適當下調，以適應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此外，保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等不同宏觀調控目標之間的權重需動態調整。從宏觀調控工具上看，也需要相應調整。産業、貨幣、財政、收入等宏觀手段選擇上，不同類型常態下側重點不同。

　　在“變革常態”中，産業、收入等手段仍是重點，貨幣財政是一個重要的宏觀環境保證。當進入“新均衡常態”後，貨幣財政等手段則宜上升到更常規的工具使用上。在價格、數量及行政手段的選擇上，也需要動態調整。

　　證券時報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及新常態後，進一步指出要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平常心態”應該作何理解，對政策走向有何含義？

　　李佐軍：保持平常心態最核心的是對經濟增速下滑不必過分驚慌，要認清其必然性，要在尊重規律中順勢而為，不要動輒進行過度干預。

　　陳道富：當前我國處於一個重大的戰略轉折時期，存在大量不確定性因素。越是重大的戰略，越是需要平常心。平常心就是要尊重經濟市場本身的規律，順勢而為。這也意味著對各類政策目標的確定，要有更大的容忍度，需要放在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突破原有的各種框框約束。

　　潘建成：平常心態就是不要遇到問題就大驚小怪甚至驚慌失措，要深刻認識到三期疊加的影響不會短期消失，但支撐未來經濟平穩增長的因素依然還有很多，改革和轉型可以騰挪的空間依然巨大，需要保持心態淡定，同時從容應對。平常心態要求我們著眼長遠目標，不要受一些短期問題困擾，也不要急功近利，更不能因為短期的經濟波動延誤改革和轉型。

　　證券時報記者： 經濟進入新常態，對資本市場意味著什麼？

　　潘建成：經濟進入新常態，會給資本市場帶來更穩定的預期。經濟的劇烈波動容易帶來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對資本市場的破壞性影響是巨大的，我們有過痛苦的教訓。而未來更有品質、更有效益的增長，會為資本市場的回暖奠定經濟基礎。

　　同時，法制環境、社會誠信環境的不斷完善，也有助於提升投資者信心，促進資本市場的規範發展。資本市場的改革，反過來也將更充分地發揮市場在優化配置資本方面的突出作用，降低全社會整體融資成本，降低潛在的金融風險，使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更有活力，也更安全。

　　精彩觀點摘要

　　范劍平：目前，特別應加快推進行政體制改革。企業和市場這兩個環節的改革雖然也有待深化，但比起來，行政體制改革滯後，是明顯的“短板”。由於它的滯後和牽制，很多關鍵領域和重要環節的改革陷入膠著狀態。

　　潘建成：新常態下，經濟增長速度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增長會更平穩，民生會得到改善。或者可以説，經濟增速可能慢一些，但人們的幸福感可能會提高得快一些。

　　高培勇：面對因消化前期刺激政策而産生的諸多方面掣肘因素，面對經濟下行壓力而探索新的與經濟增長“新常態”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制和方式，改革不得不在一個宏觀經濟形勢相對偏緊的狀態下進行，突破以既得利益格局為主要代表的各種改革障礙變得愈加困難。

　　陳道富： 經過30年發展，我國絕大部分居民，從保證“生存”轉向追求“生活”，開始重視衣食住行的品質，關注環保和公共服務（教育、醫療、養老），關注公平正義等社會秩序。這是一個需求（慾望）主導的經濟運作體系。當需求這個評判體系已悄然發生根本轉變時，經濟運作的供給體系也要相應轉變。

　　李佐軍：保持平常心態最核心的是對經濟增速下滑不必過分驚慌，要認清其必然性，要在尊重規律中順勢而為，不要動輒進行過度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