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改革要有緊迫感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2012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動下一步改革。同時指出，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關鍵是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黨的十八大以後，黨和政府已經把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深化改革已成為中國經濟邁出新的步伐、實現轉型升級的關鍵抉擇。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教授長期以來一直為推動中國的改革事業奔走呼籲。早在1993年，他就應邀參加了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的起草工作，繼而參與黨的十五大及十六大的報告、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等。幾乎見證和參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全過程，雖年逾八十，仍筆耕不輟，對於改革有著深刻的理解和灼見。近日，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了這位如今依然衝鋒在改革最前線的先行者和倡導者。

　　中國經濟要過“坎”還要靠改革

　　經濟參考報：黨的十八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至今，改革這一話題又重新升溫。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強調，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李克強副總理也多次強調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可以看出，黨和政府已經把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那麼根據您的經歷和研究，黨和政府為什麼要把深化改革提高到這樣一種高度？

　　張卓元：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後三十多年的飛速增長，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進入中上收入國家行列。與此同時，長時期積累下來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愈來愈突顯。經濟面臨再平衡和轉型升級的雙重任務，前者主要解決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後者主要解決不可持續的問題。只有邁過這道“坎”，經濟才能走上持續健康發展的道路，科學發展的道路。而現在人們看得越來越清楚，要邁過這道“坎”，最重要的是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中國經濟結構明顯失衡。主要表現在不少行業包括一些高耗能行業産能過剩、第三産業發展滯後、消費需求對經濟拉動作用偏低、社會公共産品和服務供應短缺、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過大等。

　　當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也存在嚴重問題，也需要靠深化改革來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我們從1995年提出要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根本性轉變的任務，到現在已十幾年，但是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投入實現經濟增長的粗放型增長方式一直沒有實質性轉變，經濟增長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及原來主要貿易夥伴經濟低迷，使近幾年外需增速大幅度下滑，許多高度依賴出口的部門産能過剩問題逐步突出起來，使多年積累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也在加重，從而使深化經濟改革以便妥善解決上述問題顯得更加刻不容緩。

　　經濟參考報：造成我國經濟結構失衡和經濟發展方式以粗放型為主的原因有哪些？

　　張卓元：我認為，造成經濟結構失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過多地介入經濟活動和主導資源配置，一些服務業在市場準入中存在“玻璃門”、“彈簧門”，政府對生産要素和資源産品價格管制太多，財政向公共服務型轉變不到位，收入分配關係沒有理順和勞動報酬佔G D P比重太低等等。所以，要調整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的再平衡，迫切需要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財稅改革、價格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破除行政壟斷等。

　　由於幹部考核體制方面的問題，造成了各地以G D P增速作為主要考核領導幹部的指標，誘導各級幹部片面追求短期G D P最大化，而只追求數量不重視品質效益的粗放擴張最容易達到這一目標。資源産品價格長期偏低、損害環境不要補償也助長對資源的濫用和破壞生態與環境。

　　要轉變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即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當務之急就是要改革幹部考核體制、建設服務型政府、理順資源産品價格等。

　　既得利益群體阻撓和增長主義傾向增加改革難度

　　經濟參考報：您覺得，目前改革處於一種什麼狀態？

　　張卓元：在深化經濟改革顯得更加刻不容緩的同時，改革的難度卻越來越大，從而使轉方式、調結構困難重重。

　　經濟參考報：為什麼改革這麼難？難在什麼地方？

　　張卓元：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到今天，要深化改革，一般都涉及利益關係的比較大的調整。轉變政府職能，改革審批體制，就會觸犯許多有審批權力的官員的既得利益，權錢交易會受到很大的限制。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允許新的廠商進入競爭，就會侵犯壟斷行業職工特別是其中中高管理層的既得利益，他們的高於其他行業數倍的收入必然受影響。就連醫療體制改革也受到因長期藥品價格虛高而獲利群體的阻撓和反對。問題還在於，中國多年經濟繁榮時期形成的既得利益群體在不斷發展壯大和固化，能量很大，已成為阻撓和反對深化改革的不可輕視的社會力量。

　　深化經濟改革的困難還來自增長主義傾向的慣性。進入新世紀以來，由於前期改革開放提供了巨大的紅利，經濟連續10年平均以兩位數速度增長，逐漸在各地區甚至各部門之間形成互相追趕的濃厚氛圍，致使實際上形成重增長輕改革，各方面都把主要精力用於抓項目抓增長，而改革則因難度越來越大被採取能拖就拖的對策。而抓增長則習慣於低成本粗放擴張，因為這樣做能夠短期見效和出政績，以至於形成路徑依賴。現在，要轉向創新驅動增長，就要抓改革從而觸動自己或其他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就要堅持不懈地抓自主創新(因為一般一項比較重要的技術創新沒有四五年以上的努力是做不出來的)，因此工作難度大得多，並且有風險，會得罪人。顯而易見，使經濟社會轉上科學發展的軌道很不容易。

　　強大的政治勇氣和細緻的設計乃改革之需

　　經濟參考報：改革本身就是一種利益關係的再調整，要推進改革必然要觸動既得利益群體，困難程度可想而知。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麼辦？如果繼續改下去，應該怎麼改？

　　張卓元：今後深化經濟改革，首先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更大政治勇氣攻堅克難。中國經濟改革已到“深水區”、“啃硬骨頭”階段，而且越是向前推進，由於既得利益的固化而難度越大。改革要打破既得利益群體設置的種種障礙，就要敢於碰硬。為了比較順利地推進改革，還要適當放緩經濟增速，創造較為穩定的環境，避免因經濟增速快而忙於應付各種緊迫問題，把改革擱置一旁。這些，都是需要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氣來擔當的。

　　今後深化經濟改革，既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更要做好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十八大報告又提出，要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説明，改革發展到今天，已將政府改革推到最前列位置，政府轉換職能已成為改革的重點。要逐步從全能型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政府不再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要繼續減少和規範行政審批，破除各種行政壟斷。政府不直接干預各個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真正做到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政府要全力做好經濟調節主要是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為社會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公平的穩定的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政府改革能帶動各項經濟改革。政府向服務型轉變，必然要求財政從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大力增加公共産品和服務供應，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這正是財政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政府改革要求政府逐步放鬆對利率等的管制，促進現代金融體系建設，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保持金融穩定包括人民幣幣值的基本穩定。政府要放鬆對生産要素和資源産品價格的管制，以利於理順它們的價格關係，這是優化資源配置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政府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由於收入分配不公、權錢交易造成的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政府還要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為全體居民提供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相適應的社會保障。等等。

　　與此同時，各個領域和環節的改革，如國企改革、完善基本經濟制度、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價格改革、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完善、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等，也要精心設計和規劃。

　　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還要有比較具體的總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它們要體現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尋找有效的改革路徑，使改革比較順利健康推進。總的要求是，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或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為有效推進改革，在進行頂層設計時，要問計於民，問計于基層，認真吸收他們一切好的建議與經驗，集中各方面智慧。總體規劃一旦做出，就要由頂層強力推動，排除各種困難和干擾，克服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堅韌不拔地向前推進。現在離2020年只有七、八年的時間，改革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要有緊迫感，抓住當前各方面形成深化改革共識的有利時機，邁出堅實的步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強大的動力。（記者田如柱 金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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