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三份遺囑揭秘 宋慶齡因何事與蔣介石決裂

　　孫中山和宋慶齡。

　　蔣介石從1920年起便有意去蘇聯學習他們的軍事、政治，尤其是特工手段。他屢次三番求孫中山派他去莫斯科，終於在1923年8月如願以償。原本他想要在蘇聯住上五年甚至十年。但是到達那裏之後，他才發現自己和蘇聯是格格不入的。三個月後，他急於回國。但這段經歷已經足夠他在國民黨的同輩成員之中進行炫耀。他知道蘇聯人將會幫助國民黨在廣州附近建立新式的軍事學校。如果他能夠掌握這所軍校的領導權，也就能夠掌握軍隊。他親自去過蘇聯，這比其他任何競爭對手都更有資格。

　　支援蔣介石的保守派在上海和廣州兩地拼命為他遊説，他卻清閒地在家中坐等孫中山來請他出山。1923年12月26日，他接到了一份電報，請他“全權負責”黃埔軍校。電文説：軍校的組成“非君大力籌劃不可”。30日，孫中山又發來電報，催他去廣州“彙報情況並共商中蘇合作大計”。

　　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委派蔣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長。剛一個月,蔣就認為孫中山不會把校長的位子給他，所以辭去了籌備委員長之職。他回到浙江後，又寫了一封長信給孫中山。信中把不少孫中山認為忠誠能幹之人都説成是機會主義者的諂媚之徒。他説：孫中山需要的是像他這樣真正忠實可靠的人。他還提醒孫中山，1922年孫中山在廣州蒙難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誓死相隨。

　　孫中山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轉來蔣介石的辭呈,便提筆在蔣的辭呈上批了這樣的幾句話:“該委員長務須任勞任怨,勉為其難,從窮苦中去奮鬥,百折不回,以貫徹革命黨犧牲之主張。所請職,礙難照准。”

　　經過國民黨右派的一番活動，孫中山終於讓步了。1924年5月3日，蔣介石正式出任黃埔軍校校長。他仿佛看到權力在握，日益意氣風發起來。而孫中山的身體卻不斷在走下坡路。

　　孫中山決定去一趟北京，希望同控制北方首都的軍閥馮玉祥攜手結成同盟，壯大勢力。到11月12日，孫中山已滿58歲。他患有消化系統的疾病，滴酒不沾。離開廣州前，為預防不測，他任命主要助手擔任了政府要職，還把國民黨執委會的高級成員、黨內右派胡漢民任命為“代理大元帥”，以安撫上海國民黨的保守派支援者。

　　1924年12月4日，孫中山抵達天津，滿懷希望地和奉系軍閥進行會談。但是他的身體卻徹底垮了。宋慶齡在他的床榻前整整服侍了三個星期。12月31日，他乘列車抵達北京，卻因為病得太重，不能向成群結隊來歡迎他的民眾發表演講。1月26日，協和醫院的專家發現他的肝部有一塊惡性腫瘤。

　　孫中山得了不治之症的消息傳開之後，他的親密同事紛紛趕到他身邊。但他三名最重要的助手——胡漢民、廖仲愷和蔣介石卻留在了廣州。

　　臨去世前，孫中山設立了中央政治委員會，在北京代表他行事。汪精衛是其中地位最高的委員。現在他也一直侍奉在孫中山的病榻左右。

　　大革命家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這使得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面臨兩大問題：要不要繼續保持孫中山同莫斯科和中共的聯盟;而最重要的還是由誰來擔任國民黨新的大元帥或最高領袖，從而就可坐收孫中山長期奮鬥的結果。

　　3月11日，汪精衛向孫中山宣讀了臨終政治遺囑和遺書的代擬稿請他簽署。孫中山費盡力氣説了聲：“好，我完全同意。”汪精衛還宣讀了一份私人遺囑，宣佈把他的書籍、文件、個人財物以及在上海莫裏哀路的房産交給宋慶齡。

　　這三份遺囑是這樣的：

　　“余國盡瘁國事，不治家産。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政治遺書 (總統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致蘇聯遺書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産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産。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于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宋慶齡把著他的手在文件上簽名。3月11日星期三，孫中山吩咐把他從舒適的床上移到行軍床上。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點30分，他與世長辭了。

　　在所有的人中，恐怕宋慶齡是唯一最為悲痛的一個人了。對其餘人來説，他們正興奮于一場搶班奪權的鬥爭的開始。

　　幾乎所有在場的人——甚至是一些未在場的人——後來都宣稱，自己在這位偉人的臨終留言中佔了一席之地。宋靄齡宣稱，孫中山認為孔祥熙已經成為了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並且同宋慶齡建立了“永久的聯繫”;蘇聯代表宣稱，孫中山神志清醒時曾説：“只要俄國人還繼續幫助……”;而急於和英美搞好關係的人則肯定，孫中山上氣不接下氣地説過：“不要給基督徒們帶來麻煩……”;甚至遠在千里之外的蔣介石都信誓旦旦地逢人就説，孫中山屏足最後一口氣叫了一聲“蔣介石”。

　　在這群野心勃勃的人中間，一個因為痛失丈夫和革命同志而倍感悲傷的女人的哭聲顯得那麼真摯、哀傷和弱小。

　　宋慶齡和蔣介石決裂

　　孫中山的遺體停放了兩周供人憑吊，有50萬人列隊前來瞻仰。送殯的行列抬著巨大的楠木棺材，穿過兩邊站滿人的街道，將靈柩運往西山，停放在白皮松環抱的碧雲寺中。

　　孫中山曾希望死後葬在南京城外紫金山麓的明孝陵旁。修造陵墓的計劃很快開工，但是直到五年後才完成。在這段時間裏，宋慶齡和蔣介石很快走向決裂。

　　當蔣介石正在起勁地奪取中國政權並且熱烈追求宋慶齡的妹妹時，宋慶齡遠在長江口以上六百英里的武漢。她依然是革命種子的傳播者，是革命與已故領袖之間的紐帶。

　　有些國外的報紙上對宋慶齡的描述是“中國的貞德”，“一營中國娘子軍的領導人”。還有人猜測她熱衷權力，將成為國民黨的新領導人。然而，真正了解宋慶齡的人卻知道，她依然是位極有魅力、典雅溫柔、孩子般天真純潔的人物。她並沒有被爾虞我詐的政治鬥爭玷污了心智，而依然保持了莊嚴、優雅的貴族做派。她還具有罕見的道義勇氣，使她能夠在危難中毫不動搖。美國記者評價説：“她對孫中山這個名字和自己所肩負的責任的忠誠經得起永無休止的考驗，自己家庭的惱怒和這個世界對她的中傷，都不能動搖她的意志，也沒有向她認為錯誤的行徑屈服。在中國革命遭難之際，將軍們和政客們紛紛不攻自破，變節屈服，抱頭鼠竄，或噤若寒蟬。只有一位革命者巍然未被壓倒，也永遠不會被壓倒。她就是孫中山的纖細文弱的遺孀。”

　　當時武漢很快就陷入了僵局。國民黨政府受到外國列強的蓄意削弱。美英的炮艦在長江上來往巡邏，封鎖和阻擾大米、油和煤炭的運輸。當汪精衛等人注意到蔣介石軍隊的力量越來越強大時，越來越焦慮不安。他們不相信和農民大眾的結合可以換來革命的勝利。

　　而此時，一封來自史達林的密電被洩露，電報中表示要求共産黨人清洗不可靠的武漢將領，重新武裝中共黨員和工農軍隊。接著從前線傳來重要消息，為了打到北京並奪取北洋軍閥的首都，武漢派出了剩餘的部隊。儘管對北洋軍閥作戰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傷亡慘重。一萬四千名國民黨士兵死亡。剩餘的部隊不足以抵抗蔣介石。

　　對於仍想保住武漢的人來説，唯一的希望就是和馮玉祥合作。馮玉祥向宋慶齡等人表示會共同協力。但是他轉而又去徐州和蔣介石密探，徹底地做了個兩面派。

　　這個時候，宋氏家族發生了大的分裂。所有宋家的成員中，只有宋慶齡堅持革命。而宋靄齡、孔祥熙、宋美齡都堅決反對。宋子文最初還在搖擺不定。蔣介石政府派出了他的母親、姐姐和姐夫輪番談話，終於讓這個軟弱的金融才子決定加入蔣介石的陣營。

　　與此同時，宋慶齡也在爭取讓宋子文加入自己的團隊。她派去外國記者希文做遊説工作。但是宋子文一直在跟大姐宋靄齡談話。幾個小時之後，宋子文情緒低落地走出來對希文説：“決定了，我不走了。我的姐姐不明白，沒人知道事情有多麼困難。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到漢口的第二天就被暴民拖出財政部，撕成碎片。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阻止貨幣貶值。你要知道，暴民們不喜歡我，他們都知道我不喜歡群眾集會和罷工。我能怎麼辦呢?請告訴我姐姐我會寫信給她。白白給你添麻煩了，我很抱歉。”

　　1927年7月，宋子文抵達漢口，出席了中央委員會會議。但他只是為他的新上司蔣介石傳達口信：南京政府與武漢政府有聯合的希望——但必須立即從國民黨中正式清除鮑羅廷和中國共産黨。這個條件不僅暴露了蔣介石的野心，也是為了威嚇宋慶齡和其他人。

　　這天夜裏，宋慶齡帶著疲倦和厭煩聽宋子文的勸説。這個曾經搖擺不定的人現在卻像傳聲機一樣，把他母親、兩個姐妹勸告他的言論都復述了一遍。宋慶齡堅定不移、不可回轉地對弟弟説：“我堅決不會和蔣介石合作。如果武漢政府最後垮了，我就回上海。在那裏我會繼續跟蔣介石鬥。”

　　聽到宋慶齡這樣説，宋子文像是嚇壞了一樣，他堅持要宋慶齡離開房間，同他出去散步，邊走邊説。宋慶齡敏感地從宋子文的表情上感覺到這間房間一直被人監聽，於是順從地下樓去。在確定沒人監視後，宋子文拉住姐姐的手，求她説：“你絕對不能回上海，否則你的生命會有危險。”

　　宋慶齡無畏地冷笑一聲説：“是誰要暗殺我?我的大姐，還是蔣介石?如果我害怕他們，就不會在這裡了。蔣介石、汪精衛他們背叛了孫先生的‘三大政策’，我對武漢國民政府已經心灰意冷。我已經決意與這個打著孫中山旗號而與孫中山革命政策背道而馳的政府徹底決裂。”

　　7月16日，宋慶齡發表聲明，正式退出武漢國民政府。17日，宋慶齡憤然離開武漢去了上海。在此之前，她發表了譴責蔣介石篡奪革命的聲明：

　　本黨若干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做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一切革命都必須是社會的革命，以社會的基本變革為基礎;否則便不成革命，只是改換政府而已。

　　為了在中國革命中指導我們，孫中山把三民主義交給了我們。……但是現在有人説政策必須按照時代的需要而改變，這種説法雖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絕不應改變到如此地步，以致成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黨喪失了革命性，變為雖然扯起革命旗幟而實際上卻是擁護舊社會制度的機關;而本黨就是為了改變這種制度才建立起來的。

　　……孫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黨內領袖不能貫徹他的政策，他們便不再是孫中山的真實信徒;黨也就不再是革命的黨，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而已……是一部機器，一種壓迫人民的工具，一條利用現在的奴隸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蟲……

　　革命在中國是不可避免的……我對革命並沒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領導過革命的人已經走上了歧途。

　　宋慶齡在上海莫裏哀路29號的家中閉門不出，謝絕所有來訪者。然而，國民黨右派並沒有讓她安寧。在蚌埠前線的蔣介石在得知宋慶齡來上海後，認為宋是投靠南京政府來了，想將她從武漢國民政府中拉過來，利用其威望來抬高自己。

　　7月25日，蔣從蚌埠急派何應欽到上海拜見宋慶齡，遭到拒絕。於是，蔣介石暗中散佈謠言説宋慶齡正打算加入南京國民政府。7月30日，宋慶齡在接受合眾國際社記者古爾德採訪時，駁斥了蔣介石散佈的謠言。她指出：“在國民黨現行政策不改變前，我絕不參加任何行動。如果革命事業不納入中山主義軌道，我絕不擔任任何黨務。”

　　蔣介石被激怒了，他常用的那招利用暗殺來排除異己的手段再次被派上用場。但是出於對宋慶齡的身份和聲望的忌憚，他暫時按下屠刀。但還是對她採取“嚴密監視，不許出境”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