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對這部作品的評價
《人文頌》的文學本是一個好文本，基礎很好，很紮實，看了這個本子以後讓人有參與進來的衝動感，由衷地讚賞創意者的智慧和境界，執筆者的才氣和學養，這是我對這部作品的總的評價。當然，要做到精益求精，還需要在細節上打磨和推敲。無論如何，這個文本都是難能可貴的，因為儒家的思想，儒家的人文精神，博大精深，試圖用文學的形式、音樂的形式來呈現，難度很大。
我談幾個問題。
第一，關於作品的主題。
《人文頌》以人文精神為主題，要表現儒家活的東西，有生命力的東西，我認為抓到了根本，是非常好的思想，符合時代精神。也就是説，我們是要用當代的意識來詮釋歷史的東西，來詮釋儒家的東西，用當代的意識把儒家活的東西、真正好的東西歸納、總結、提煉出來。確實不能搞成“廟堂之音”。如果搞成“廟堂之音”，我們就不會有志趣參與這件事情。《詩經》中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在“風”、“雅”裏面，“雅”裏面真正的精華更多的是在“小雅”裏面。真正歷千年而不衰的，是人民的東西，也就是民族性和人民性的東西。儒家思想真正的有生命力的東西也是民族性、人民性的東西，而不是“廟堂之音”，如果我們要搞成“廟堂之音”，這個方向就錯了，這個路子就不是時代精神的路子，不客氣地説，就是倒退復古的路子。復古沒有出路。所以，抓住儒家活的東西，有生命力的東西，這個認識是奠基性的，是一種清晰的文化自覺的表現。現在確實不乏復古之聲，有些學者很極端，好像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源就是因為把儒家打倒了，一切解決問題的途徑就是重新回歸儒家之路。這樣的看法，至少是太書獃子氣了吧。《人文頌》用人文精神作主題，是點睛之筆，是整個作品的綱。人文精神可以理解為以人為本的精神，《人文頌》在這個意義上説，就是“以人為本頌”。這個主題，既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還是未來的。
為什麼説是歷史的？
中國傳統道德本質上就是“以人為本”的道德，這與西方社會“以神為本”的道德是截然相反的，因為與西方文化濃郁的宗教情結不同，傳統的中國社會中道德就在人倫日用之間，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説，中國傳統道德本質上就是“以人為本”的道德。這是中國傳統道德的一個根本特點，也是中國傳統道德真正的優勢。這個觀點，最早是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先生提出來的。張先生引用了孔子的一段話來闡述這一觀點。孔子的學生問什麼叫智，孔子答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意思是把心力專一地放在使人民走向“義”上，敬鬼神而遠之，可以説是有智慧。孔子實際上並不完全否定鬼神存在，但孔子敬鬼神而遠之，孔子更關注的是世俗，強調人要更多地關注解決自己的事情，不是靠鬼神解決自己的事情，而是靠道德解決自己的事情。這句話明白無誤地表明，孔子的道德觀就是以人為本的道德觀，道德的終極標準在人，道德善的觀念是從人這裡推出來的，而西方的道德觀更多的是從上帝那兒來的，道德的終極標準在上帝，至善標準是從上帝那裏推出來的。
中國傳統道德中以人為本的主題表現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其一，肯定人的價值，頌揚人格尊嚴。這和《人文頌》的題目完全是一致的。孔子説，“天地之性，人為貴”；孟子説，“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所以，儒家以人為本的道德，首先就是肯定人的價值，頌揚人格尊嚴，為了追求這種人的價值和人格尊嚴，甚至死去比活著更有意義，要當仁不讓。
其二，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儒家重人倫，也就是注重調節倫常關係。在先秦，就有孟子的“五倫”，“仁義禮智”的“四德”，韓非子也提出了“三綱”思想的雛形表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西漢人在仁義禮智四德基礎上，加上了“信”，董仲舒明確提出了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又提出了“王道之三綱”的説法。在當時，這些內容都是分別論述的，到了東漢，官方在其道德經典《白虎通》中，才將這些內容集中起來論述，形成了“三綱六紀”（“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六紀”：仲父、兄弟、族人、族舅、師長、朋友），之後，在“三綱六紀”的基礎上，又逐漸演化出“三綱五常”，從此，“三綱五常”便成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總綱”。“三綱五常”中的“五常”，就是《人文頌》演繹的“仁、義、禮、智、信”。所以中國傳統道德以人為本的特點，實際就是重視“五常”。《人文頌》抓住“仁、義、禮、智、信”做大文章，完全是有深厚的學理根據的，並不是拍腦袋拍出來的。
其三，實現社會和人際關係的和諧。這就是孔子説的“和為貴”。“三綱”也好，“五常”也好，最後的目的就是要實現社會和人際關係的和諧，就是要和為貴。
儒家以人為本的道德所包含的這三個特徵，即注重人的價值、人格尊嚴，注重倫常關係、特別是注重仁、義、禮、智、信，以及注重社會和諧，這三個方面在《人文頌》文本中，都是表現的主線，都得到了充分的詮釋，從而證明，《人文頌》的主創思想與主題，同古代先哲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是有所本的，而不是主觀臆造的。所以説這個主題是歷史的。
這個主題為什麼是現實的？
我們現在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這些都是當代中國社會的關鍵詞。其實，這些關鍵詞都可以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找到生動的資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標誌是什麼？社會主義中國化的標誌是什麼？一個基本的方面，就是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所謂“中國實際”，包含多方面的內容，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國文化的實際。當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當中就明確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問題，他給出的答案，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和中國文化的表現形式相結合。這個思路，在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過程中，同樣是適用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説，《人文頌》表現的主題也是非常現實的。
這個主題為什麼是未來的？
伴隨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伴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過程，其實都有一個不斷地文化自覺和文化建設的艱巨任務。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既包含著經濟、政治的大發展，也一定包含著文化的大發展，包含著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沒有民族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就不可能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這個意義上説，整個文化的建設，是一個伴隨整個現代化過程始終的一個重大課題，深圳致力於《神州和樂》，致力於《人文頌》，等等，都應該視為圍繞未來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而從事的開創性工作。
第二，關於作品的主線。
《人文頌》以仁、義、禮、智、信“五常”為主線，是再合適不過的，題目選得好。儒家的思想非常龐雜，孔子以後就有很多流派，孟子以後流派更多，各個朝代都有各種各樣的變化，到了宋明以後，變化就更大，儒道釋三家又合流，很多思想並不是很純粹的。儒家思想本身的複雜性，加上中國傳統文化的複雜性，使得我們今天在把握傳統文化題材的作品時，需要認真思考、審視和甄別，把握不好，就會雜亂無章，就沒有辦法做出精品來。關鍵是抓好主題以後，要抓好主線。
“五常”就是《人文頌》真正的主線。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什麼？季羨林先生認為就是傳統道德。為什麼？幾千年以來，世界上這麼多國家，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幾千年如一日這麼重視和關注道德。在傳統道德當中，最核心的又是什麼？陳寅恪先生曾經説過，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當中的核心，就是《白虎通》中提出的“三綱六紀”，他甚至認為“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和中國道德的精華。今天來看這個評價，説是“核心問題”是完全站得住的，説是“精華”，則需要甄別，不能一概而論，不能説過了。“三綱六紀”是“三綱五常”的前身。張岱年先生曾説過，從“五倫”到“三綱六紀”，再到“三綱五常”，這個歷史演進過程是很值得研究的。對這條演進線路我們現在並沒有完全搞清楚，還值得進一步研究。但無論如何，從“五倫”，一直到“三綱六紀”，最後到“三綱五常”，就是中國傳統道德演進的一條中心線。因此，我們抓中國傳統文化的題材，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首先要抓中國優秀傳統道德，抓中國優秀傳統道德演進的這條中心線。
這個路子大方向是正確的，關鍵是具體抓什麼。《人文頌》抓“五常”的路子是一條正道，一點也沒有偏離歷史和學養的大道。“三綱五常”當中，“三綱”不是精華，而是糟粕性的東西，今天要拋棄。《人文頌》的選擇是正確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三條，在今天沒有一條有積極意義，完全是糟粕。當然，“三綱”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做《人文頌》，完全可以不討論“三綱”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但是“五常”的情況就不同了，“五常”經過甄別改造，完全可以古為今用。
以“仁”為例。仁的基本含義是愛人，即孔子説的“仁者愛人”，這就完全可以改造，可以改造成愛人民，愛人民有什麼問題呢？
以“義”為例。義的基本含義就是正義，“義者，宜也”，翻譯成西方的概念，“義”就是正義，就是公正，我們現在建設和諧社會，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公正，所以對“義”進行改造是沒有問題的。
以“禮”為例。禮的內容中，糟粕性的東西要多一些，封建禮教，繁文縟節，都是要反對的，魯迅先生當年在《狂人日記》裏一針見血地揭露“禮教”是吃人的東西。但是，“禮”包含的兩個內容，值得我們今天認真發掘和改造吸收的：第一是要講秩序，和諧社會需要講秩序，現在我們社會當中很多問題都與沒有秩序有關；第二是人和人之間要以禮相待，要體現禮儀之邦的德風。所以對“禮”的改造也是可以接受的。
以“智”為例。智在儒家那裏，主要是從道德層面上説的，更多地講的是道德認識和道德覺悟，這當然是今天我們要提倡的。從個人的道德成長髮展的規律來講，首先要有道德認識，然後才能提升為道德覺悟。所以對智的改造也是沒有問題的。
以“信”為例。信，那就更就沒有問題了，信幾乎就是一個“共同價值”，“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不立”。人和人之間要講信，國家和國家之間要講信的，當政者更要講信。
由此可見，“五常”是完全可以從今天的認識層面來重新定義的。
《人文頌》扣住人文精神這個主題，拋棄“三綱”，抓住“五常”，再把儒家思想中其他好的東西加進去，就可以做到“綱舉目張”，以小見大，通過“五常”這個“斑點”，窺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的“全豹”。《人文頌》的基本路子就是這個路子，完全是正道的東西，值得人們讚賞、支援和期待。
當然，這裡面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三綱五常”是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的核心問題，但在“三綱五常”中，真正的綱是“三綱”，“五常”是為“三綱”服務的，“三綱”是統領“五常”的綱領。我們現在拋棄三綱，只剩五常，這就帶來另外一個問題，即儒家的精華用什麼來統領？由於“五常”是平列的，仁、義、禮、智、信都不可偏廢，所以確實很難在“五常”中找出一個“統領”來。儘管在這個問題上有爭論，有認為儒家更重仁的，有認為儒家更注重禮的，也有認為儒家是仁禮合用的，等等，但無論如何，《人文頌》不必介入這個討論，而是注重仁、義、禮、智、信不可偏廢，缺一不可。
這就需要《人為頌》找出既能真正作為儒家道德當中的綱領，能夠把“五常”和其他內容統一起來，又是我們今天能夠完全接受的思想。這個思想是有的，它不是強加給儒家的，而是儒家真正的優秀傳統，這就是《禮記 禮運》篇當中的“小康大同”思想，特別是“大同”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我們既可以把這個思想看成是儒家的社會政治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國原始共産主義思想的萌芽。康有為的《大同書》就是從這裡來的，孫中山講“天下為公”也是從這裡來的。這個思想，是儒家思想當中最進步的思想，幾千年來一直激勵著中國進步人士為之不懈奮鬥；這個思想，和我們今天講的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是相通的，是最有借鑒意義的思想。
因此，可以把“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這一段話拆分安排，作為《人文頌》的一個總綱，甚至可以用做開篇的話和結語。“五常”的目的是“和”，是“和為貴”。“和”的目的又是為什麼呢？是天下大同。這才是我們社會追求的終極的社會目標和道德目標。我們要以人為本，人以“五常”為本，“五常”以和諧為本，最終以“天下大同”為本。有這麼一個綱，整個人文精神的境界層次就上去了，我們文化的歸屬，既不是“人對人是狼”的社會，也不是“天國”和“極樂世界”，而是世俗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夏偉東：中國倫理學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