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比較長的歷史過程。1992 年春天發表的“南方談話”是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全面概括，而1978 年秋天發表的“北方談話” 則是重要的破題。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的形成經歷了如下幾個重要節點：1978 年，提出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1980 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要“發展生産力”； 1985 年，提出社會主義要“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1990 年，突出強調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 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992 年，完整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今天在解決共同富裕問題過程中，深入研讀和學習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依然是很有裨益的。
[ 關鍵詞] 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北方談話”；“南方談話”
[ 中圖分類號] A849.1 [ 文獻標識碼] A
“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準。”（《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 頁。） 這是黨的十五大報告對鄧小平理論的一句重要評價。社會主義本質論，是鄧小平理論中的關鍵課題，也是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礎性內容。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進行不斷認識、深入研究和認真思考所取得的成果。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比較長的歷史過程。尤其是鄧小平在1978 年秋天發表的“北方談話”與1992 年春天發表的“南方談話”， 是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節點。
一、“北方談話”： 社會主義本質論的破題
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全面概括，是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作出的，此點無需贅述。但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個命題是從什麼時候破題的呢？筆者認為，這一命題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幾個月鄧小平的“北方談話” 中，就已經破題了。
1978 年9 月，鄧小平應邀對朝鮮進行了一次短暫訪問。回國後，他沒有直接回北京， 而是到東北三省及河北唐山、天津進行視察。一路上，他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提出了許多帶有突破性的觀點，有學者稱之為“北方談話”。儘管當時國內的主要媒體並沒有詳細報道，但是這些振聾發聵的講話還是迅速傳播開來，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這其中，就有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開創性論述，儘管此時鄧小平尚未使用“社會主義本質”這一概念。
在“北方談話”中，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最集中的論述是9 月16 日在長春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彙報工作時發表的講話， 他説：“現在在世界上我們算貧困的國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們也屬於比較不發達的那部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産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産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産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麼優越性？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産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鄧小平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第128 頁。）
在這裡，鄧小平使用的是“社會主義優越性”這一概念，他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産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以現有的材料來看，這是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較早的概括。鄧小平是從兩個方面進行概括的，其一是生産力的發展， 其二是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這是此時鄧小平思考社會主義本質的兩個基本點，也是他此後領導實現歷史轉折的基本思路。後來， 這種認識被形象地概括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鄧小平確立了中國共産黨在新時期執政的出發點。
與此同時，鄧小平在“北方談話”中還初步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基本途徑。
首先，打破平均主義。鄧小平從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基本原理出發，在“北方談話” 中反覆強調要打破平均主義。9 月15 日， 他在哈爾濱談到：“按勞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義。管理好的企業，工資待遇應該不同。企業管理得好，為國家貢獻大的，應給予獎勵，刺激技術水準、管理水準的提高。平均主義害處太大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版，第376 頁。）16 日， 他在長春再次指出：“不管大中小企業，搞得好的要獎勵，不能搞平均主義，要鼓勵先進”（《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8 頁。），“要真正搞按勞分配，鼓勵向上， 鼓勵人們努力學習，這對社會主義的極大益處是發展社會生産力”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9 頁。） 。20 日，他在天津同樣説：“我們過去是吃大鍋飯，鼓勵懶漢， 包括思想懶漢，管理水準、生活水準都提不高。現在不能搞平均主義。毛主席講過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好的管理人員也應該待遇高一點，不合格的要刷下來，鼓勵大家想辦法。講物質刺激，實際上就是要刺激。”（《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7 頁。） 後來，這一觀點發展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兩個大局”的思想，實際上是社會管理理念的根本轉變。
其次，加強引進。鄧小平在東北各地都談到了引進，而最為集中的是在鞍鋼：“引進技術改造企業，第一要學會，第二要提高、創新。凡是引進的技術設備都應該是現代化的。世界在發展，我們不在技術上前進，不要説超過，趕都趕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義。我們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我們要有這個雄心壯志。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後，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4 頁。）
10 月10 日，鄧小平進一步指出：“我們引進先進技術，是為了發展生産力，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是有利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文選》第2 卷，第133 頁。） 這一思想此後迅速發展為“對外開放”政策。
再次，重新考慮體制問題。鄧小平在“北方談話”中反覆説道：“從總的狀況來説， 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這樣。辦一件事，人多了，轉圈子。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總的説來，我們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上層建築不適應新的要求。”（《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6 頁。）“企業管理，過去是蘇聯那一套，沒有跳出那個圈子。那時候，蘇聯企業管理水準比資本主義國家落後得多，後來我們學了那個東西， 有了那個東西比沒有好。但現在連那個落後的東西也丟掉了，一片混亂。”（《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78 頁。）“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幹部獨立思考，不合理的東西可以大膽改革，也要給他這個權。”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1 頁。）總之一句話：“現在我們的上層建築非改不行。”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4 頁。） 當然，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鄧小平當時想到的主要是擴大基層的自主權， 但是這一思想不斷發展完善，最終形成了“多個領域改革”的基本政策。
以上可以看出，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北方談話”中，鄧小平就已經比較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的關鍵命題，實現了破題。當然，鄧小平此時的概括與“南方談話”的概括相比，存在著顯著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