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孫中山要求李章達務必到達莫斯科，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蘇俄政府提議締結一項軍事合作的協定，請求蘇俄紅軍從土耳其斯坦進軍中國新疆，深入甘肅接應並援助四川的革命黨人，推動中國各地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
孫中山提議，蘇俄紅軍攻取新疆、甘肅，與四川國民黨人勝利會師
1918年5月，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因西南軍閥的背叛而失敗，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轉往上海。之後，孫中山一面“專理黨務”，致力於中華革命黨的改組工作，一面仍像過去一樣，積極從境外尋求援助。這時，孫中山在秘密同日本銀行界接觸的同時，已經注意到了俄國革命的勝利，他明確講：“此後我國形勢，應注意于西北，若俄國現在之革命政府能穩固，則我可于彼方期大發展也。”為此，孫中山特別請了一位俄國教師，去教廖仲愷、朱執信、李章達和李朗如等人學習俄文。
俄國革命成功後不久就遭到十四國武裝干涉，幾乎被扼殺于襁褓之中。但1920年春，蘇俄政府已漸漸把它的統治伸展到遠東地區來了。眼見俄國革命勢力東漸，孫中山認為，他向俄國求援的機會來了。他相信革命的蘇俄政府肯定比那些外國列強更樂於幫助他。
1920年9月，曾任孫中山警衛團團長的李章達受孫中山派遣赴俄。孫中山要求李章達務必到達莫斯科，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蘇俄政府提議締結一項軍事合作的協定，請求蘇俄紅軍從土耳其斯坦進軍中國新疆，深入甘肅接應並援助四川的革命黨人，推動中國各地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
李章達從上海出發，經北京直上哈爾濱，從黑河附近過境，于10月底到達俄國的布拉戈維申斯克（即海蘭泡）。在那裏，他遇見了以記者身份在中國進行秘密活動的斯特拉霍夫。他明確告訴斯特拉霍夫，孫中山要他前往莫斯科，以孫博士的名義向蘇俄政府提議簽訂一項在中國採取聯合行動的協議。據他説，在四川省已有4萬名國民黨員做好了準備，他們會興高采烈地歡迎紅軍的到來，並積極策應紅軍的進攻。斯特拉霍夫當即介紹李章達前往莫斯科，而李章達也為斯特拉霍夫寫了給孫中山和李烈鈞等人的引見信。
斯特拉霍夫在與李章達分手後，再度進入中國。但他到上海時，廣州已經光復，孫中山已去廣州重組政府。斯特拉霍夫找到國民黨在上海的主要宣傳喉舌《民國日報》，只見到了國民黨的重要鼓動家戴季陶。隨後，經戴季陶安排，他在1921年1月12日晚，才算見到了廣州新政府的一位領導人——李烈鈞。
據斯特拉霍夫給莫斯科的報告説，會晤選擇在晚上，據説是因為白天這所私宅會受到“嚴密監視”。當晚，他在戴季陶派給他的一位嚮導的陪同下，從湖南路出發，轉來轉去，直到深夜才來到預定見面的地點——法租界環龍路44號。這天晚上李烈鈞對他説：國民黨深信只有戰爭才能摧毀北洋軍閥政府，而要取得戰爭的勝利，需要“通過秘密派遣代表溝通情報，特別是締結必要的協定，來建立與蘇維埃俄國的親密關係”。並説，“為了革命的成功，他們可以採取任何手段”。
越飛斷言，孫中山請紅軍出兵的想法，是一個“異想天開的計劃”
孫中山關於蘇俄通過直接干預來幫助中國革命的設想，在1921年1—2月共産國際代表馬林訪問桂林和廣州時，也有過耳聞。據馬林報告，部分國民黨領導人確信：中國革命要想勝利，需要俄國人直接的援助，“要麼在蒙古，要麼在西伯利亞，組織北方的中國革命者”，光靠廣州的力量是困難的。但是，正如廣州政府重建之後，作為政府成員之一的李烈鈞生怕白天會晤俄國人會被人捅上報紙一樣，孫中山這時爭取蘇俄援助的熱情，也已經在降溫了。因為，廣州政府成立之後，孫中山的首要問題是爭取國際社會的承認，而與俄國人來往，未必能夠馬上得到多少好處，卻必然會開罪周邊的列強。孫中山明確告訴馬林，他目前不能同蘇俄公開結盟。因為廣州在英國人的眼皮底下，聯俄會給他“造成不利局面”，“如果他不聯俄，他就能夠在不受列強干涉的情況下把中國的事情辦好”。
再度向蘇俄提出軍事援助的要求，又是在孫中山被趕下臺之後。1922年6月，孫中山倚重的粵軍將領陳炯明叛變，他再次被迫返回上海。自1905年揭旗革命之後，孫中山始終在各色各樣的列強和大大小小的軍閥中間週旋，名為借助外力，實則每每被他人利用。時至於此，黨內同志，特別是像蔣介石這樣的軍事幹部，均已看破，轉而力主聯俄，孫中山也不得不痛下決心，重提其西北軍事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