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蘇俄、共産國際對中國情況的不了解導致未能及時同孫中山結盟，且害怕同孫中山結盟會影響其同北洋政府的談判。
本文摘自：《蘇俄、共産國際與中國革命》，作者：何雲庵等，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是什麼原因使蘇俄、共産國際重視吳佩孚、陳炯明而輕視孫中山呢？原因主要有下述五方面。
第一，蘇俄、共産國際對中國情況的不了解導致未能及時同孫中山結盟。
北洋政府時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複雜的時期，政權更疊頻繁，各種政治力量和黨派林立，干擾著各方代表的視線。而部分代表在中國停留的時間較短，對中國各方面狀況或者説各派政治力量的情況了解得不多，卻輕率地寫文章、作報告，甚至作結論。對於這一情況，馬林曾進行過嚴肅的批評。
馬林認為，“有的人輕率地提出意見，這很容易引出荒謬的結論。在東西伯利亞，就是從各路督軍和東北張作霖的矛盾中，得出了推崇吳佩孚的結論。”馬林舉例説，某個叫威廉斯基的人，在北京只待過很短的時間，卻隨意發表文章，“明確提出吳佩孚是中國軍閥中最開明的人士”。這樣做所造成的影響是，“東西伯利亞的人們，把這個吳佩孚看成民族英雄，而對於國民運動領導人的同情卻減低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447、448頁。
實際狀況也正是如此。威廉斯基在發表高度評價吳佩孚的文章前，還在《共産國際》雜誌上發表過一味讚揚陳炯明的文章。如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夜》一文中，他把陳炯明稱為共産主義者，甚至認為中國共産黨當以陳炯明的大同黨為基礎建立起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447頁注⑥。
這類觀點對莫斯科尋求盟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正因為如此，蘇俄、共産國際未能及時認識到孫中山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從而未與之結盟。
第二，蘇俄害怕同孫中山結盟會影響其同北洋政府的談判。
儘管孫中山曾多次與蘇俄、共産國際進行過書信往來表達結盟的願望，但是，蘇俄在同北洋政府的談判沒有遇到障礙以前，害怕同孫中山的公開結盟會導致談判的破裂。1921年10月31日，契切林致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員、遠東共和國外交部長楊松，諮詢能否向廣州派駐代表團。他擔心：“如果我們打算同時與廣州來往，同北京的聯繫會不會中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65頁。
同年11月6日，契切林給列寧去信，並附有孫中山的來信，告知列寧：“我們在北京設立代表機構後就可以同廣州政府進行往來”，而“在此之前，我們認為不便給孫逸仙寫信。去年我們給他寫信時情況不同，因為當時同北京的談判尚未開始。”《聯共（布）、共産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66頁。
次日，列寧指示契切林，對待孫中山“應儘量熱情些，要常寫信並儘量秘密進行，要派我們的人去廣州”《聯共（布）、共産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67頁。
根據這一指示，契切林于12月7日電令蘇俄駐華全權代表、使團團長派克斯：“同廣州政府的接觸，應基於對中國民主民族解放運動的同情，要謹慎從事，以不致影響我們對北京的接觸。”《聯共（布）、共産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69頁。
可以看出，蘇俄為了解決同中國懸而未決的問題和獲得北洋政府的承認，對同孫中山公開結盟是非常謹慎的，國家利益成了蘇俄、共産國際聯合孫中山的障礙。
第三，孫中山幻想依靠一派軍閥打敗另一派軍閥，從而未建立自己的軍隊。而且，孫中山在1921年前後對發動民眾運動也不感興趣，馬林説他“單純地沿著搞軍事陰謀的路線想點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253頁。
。直到1922年陳炯明發動叛亂後，孫中山才“不得不按照發展現代群眾運動的路線來考慮問題，其次，考慮從俄國取得援助”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256頁。
，這也是1922年底孫中山更為主動地倒向蘇俄和蘇俄將注意力轉向孫中山的原因。因此，蘇俄、共産國際得出結論：孫中山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革命家，對蘇俄也表示同情，但目前他卻不能在中國領導任何一種有影響的革命運動，因而不是蘇俄、共産國際聯合的對象。王淇、楊雲若等編譯《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第23頁。
第四，孫中山對蘇俄結盟建議的拒絕也是結盟未成的直接原因。
從1921年11月契切林收到列寧的指示可以秘密同孫中山聯繫開始，蘇俄、共産國際很快就採取了與孫中山接近的步驟。一方面，蘇俄政府對吳佩孚大肆批評而對孫中山大加讚揚；另一方面，通知在華代表馬林邀請孫中山派代表參加遠東人民代表大會。張喜德：《中共對國民黨政策的三次轉變與共産國際》，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第42頁。
接著，馬林于1921年底至1922年初在廣西桂林會見孫中山，就蘇俄與孫中山聯合問題進行會談。1922年4月，當馬林回莫斯科彙報工作後，青年共産國際代表達林于4月26日到達廣州，正式代表蘇俄政府同孫中山建立了聯繫。馬林和達林都曾向孫中山提出蘇俄與其結盟的問題，孫中山雖有同蘇俄結盟的願望，但卻認為目前是不合適的。他對達林説：“如果我現在承認蘇俄，英國人將採取行動反對我”。另外，“國民黨內有一批親英美而反對蘇俄的人”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中華書局，1991，第1444頁。。
第五，孫中山與張作霖的聯繫使蘇俄、共産國際對聯孫有所顧慮。孫中山曾試圖聯合張作霖，企圖以南北夾攻曹錕、吳佩孚來完成北伐大業，因此和張作霖有聯繫，並有一定的合作關係。而支援張作霖的日本和蘇俄在中國有很大的利益衝突。共産國際甚至認為，“支援孫逸仙同吳佩孚作鬥爭，不僅僅是支援一個反動派張作霖，而且還是支援日本帝國主義”《聯共(布)、共産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162頁。
因此，對是否能和孫中山建立政治聯盟表示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