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穿插在這對父子之間，那時有一件不幸的悲劇，就是毛夫人在溪口被日本飛機炸死了。那年冬天，經國本來已經托他的母舅把母親順路接到贛州來。哪知，他的母舅在上海多玩幾天，不幸就碰上大劫了。毛夫人死的日子，正是12月25日。那日子，正是蔣先生西安脫險的日子。
他（蔣介石）西安被困時，毛夫人曾禱告上蒼，願以身代。她死的日子，又是這麼巧合。他聞訊大慟，為之兩日不見客。這對於他們父子之間，情感的加深，也是有關係的，蔣先生也正是中國人！那位宋美齡也是最現實的人，對於政治動向，她也是很敏感的。經國起而代替她，成為蔣先生晚年的手杖，其間並沒有多大的矛盾！
本文摘自：《蔣經國論:披露毛澤東與蔣介石的過往史》，作者：曹聚仁，出版：人民出版社
蔣先生與經國之間，關係究竟怎樣？這倒是頗有趣的課題。經國，他是毛夫人的兒子，他的父親與毛夫人的關係，在形式上已經解除了。毛夫人依舊住在溪口的老屋中，吃她的長齋，有了這樣一個兒子，她的老境頗不錯了。經國一向對蔣先生的政治路向作何種看法？也有種種説法。
他曾經成為（蘇聯）共産黨黨員，那是無疑的。那位俄國太太（蔣方良），她是鐵工廠女工，也是共産黨黨員，也不算什麼秘密了。但他在俄國那十四年中，正當蘇聯政治中心變化最多的時期，這筆賬一直也算不清。説經國的左右，有許多托派（托洛茨基派）的人物，也可以這麼説的。可是，究竟托派是怎麼一回事？中國的托派和蘇聯的托派，是否同一模型？也是一個問題。
以我所理解，托派並不如史太林派所渲染得那麼可怕，也不如一般所想像那麼開倒車。留俄的中國學生，究竟有多少變成了托派，誰也弄不清楚。所以，泰和人説“贛州赤化了”的話，並不曾在重慶引起什麼反應。
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此：一切政治、主義都是幌子，抓實權才是真正的動機。經國至少懂得“寧為雞口、毋為牛後”的粗道理，他想自成一種政治勢力，寧願替自己的父親搖旗，不想替中共吶喊，那是顯然的。
這位吃俄國湯長大的專員，他穿起了長衫，拿起筷子吃起中國菜來，照樣順手得很。他並未搬出馬克思，也很少講孫中山。他時常喊的口號，是“蔣委員長是中國的太陽，人類的救星！”搬出來的神像是王陽明，造了一所闊大的陽明堂。父子之間若干步調，顯然很調和的。那一時期，凡是蔣先生想試一試的政策，都把贛南當作試驗所，看看政治的後果怎麼樣。蔣先生雖説沒到過新贛南（直到勝利後第二年，才到了一次），對於新贛南的種種，卻很挂心的。
有一回，高理文到重慶去找經國，恰巧經國夫婦都不在，就在客廳上坐等了一回。一回兒，蔣先生回來了，看見這個矮矮的客人，問左右：“這是什麼人？”左右説他是從贛州來的。也就請他進去，交談了一番，主席（蔣介石）自己先介紹自己的姓名，高理文也自己通報上名去，於是從蘿蔔菜問到豬肉、雞蛋，連贛南的人情風俗都問到了。蔣先生對經國的賓客，是刮目相看的。我時常説：“中國人總是中國人，燒成了灰，也還是中國人！”我們不要忘記經國正是中國的人。
穿插在這對父子之間，那時有一件不幸的悲劇，就是毛夫人在溪口被日本飛機炸死了。那年冬天，經國本來已經托他的母舅把母親順路接到贛州來。哪知，他的母舅在上海多玩幾天，不幸就碰上大劫了。毛夫人死的日子，正是12月25日。那日子，正是蔣先生西安脫險的日子。
他（蔣介石）西安被困時，毛夫人曾禱告上蒼，願以身代。她死的日子，又是這麼巧合。他聞訊大慟，為之兩日不見客。這對於他們父子之間，情感的加深，也是有關係的，蔣先生也正是中國人！那位宋美齡也是最現實的人，對於政治動向，她也是很敏感的。經國起而代替她，成為蔣先生晚年的手杖，其間並沒有多大的矛盾！
經國格外把父親的地位：捧得高，喊起來，“委員長”、“主席”、“我們的領袖”，和其他部屬，用著同樣的口吻；蔣（介石）的生辰，那狂熱慶祝的情況，不僅是空前，而且是絕後的。蔣先生什麼時候才開始注意這一兒子的作為，我也無從揣測。
大概到了1940年，蔣先生已經注意到他（經國）的政治觀點了。有時，把他找到重慶去，作短期間的家庭團聚。那時期，宋美齡不在重慶。他就成為蔣先生可以敞開來無所不談的唯一的人。他每一回到重慶去，贛州就有一種傳説，説專員就要陞官，不再回來了。這正代表了那個社會失去了勢力的人們的願望。他們總是一回一回地失望，專員依舊回到贛州來做他的專員，而且做得很起勁。一個三年計劃，又一個五年計劃，好像一輩子要在贛南做下去了。
依我的推測：最初經國也有那麼的打算，先把這一區弄好來，再推廣開去，及于附近幾區，再擴充到全省，這可以擴充到全國。所以他口口聲聲把贛南當作“政治”的“黃埔”。假使他肯那麼耐著性子做的話，今日大陸也就不會像今日的樣子了。也許東南一帶，也還是他的天下了。然而，他也還是中國人，終於變成了政治急色兒！
他在贛南的初期，有他那番理想的：這番理想，那個社會環境，容不得他標新立異的。他只能提出新的政策，這政策就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去推行。有人説他是用右手行左政，有點對；有人説他的口號和政策，近於費邊主義，也有點對；有人説他所説所做的，就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也有點對；毛澤東自以為做的是真三民主義，經國的心頭，也這麼想。
有一回，吳鼎昌（主黔政以後）寫了一本《花谿閒筆》（大公報版），説政治只有逐漸的進步，並沒有突變的革命。經國便不以為然，他承認政治有量的變化和質的變化，到了質的變化的階段，便是革命了。他還是和他父親一般，自以為領導革命的。
好在那一時期是戰時，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下，可以推行統制經濟的政策的。他就在贛州設立交易公店，把日用必需品統制起來，由政府定量出售。他明明白白説是為民謀利，必須與商爭利。（他的統制經濟政策，頗近於王莽的新政。）那時，贛南的範圍小，政府金融機關，又在他的控制之下，那些豪紳畏首畏尾，沒經幾回合，便退卻了，這和後來推行金元券時期，大不相同了。（贛南十一縣，只有百六十萬人口，贛州全城不過八萬人口，許多供求問題，都容易解決的。）
交易公店用經濟力量來平遏市價，和一味依靠政治力量來推新政，又不相同。單就火油市價這一項來説，公店控制了足夠的油量，能夠不計成本來定量出售，這就把商人囤積居奇的企圖打破了！其他糧食、布匹的供應，便迎刃而解了。
經國打擊豪紳的第二件手法，便是清理公産。這筆公産的數字是可觀的，雖不像中共那麼徹底，地方事業經費，就有了著落了。當然，有少數人詛咒他，一般老百姓卻讚頌他了。他倒不是實行共産主義，對地方豪紳説，卻是“挖公産主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