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當時正在廣州的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副部長索洛維耶夫對此也表示贊同。他事後向共産國際解釋説：“當使團決定滿足蔣介石的要求並召回季山嘉時，是想將此舉措作為一個策略，以便贏得時間，做好準備除掉這位蔣將軍。我之所以同意，是因為我們的軍事幹部太鋒芒畢露，忘記了他們自己不過是顧問而非指揮官。我百分之百地堅信，迄今為止，我説的是近幾個月來，或者確切地説是近一個月來，我們竭盡一切努力疏遠蔣介石，並讓他不要染指國民政府事務。現在我們自己要吃一點虧；做出一定的犧牲，以盡可能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復過去的形勢。”
本文摘自《百年潮》1997年02期 李玉貞編譯 原題為：從俄羅斯秘檔看中山艦事件
1926年春，蔣介石與當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及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等的矛盾急劇尖銳化。在上海的國民黨右派鄒魯和在廣州的王柏齡、伍朝樞、歐陽格等，為拆散廣州國民政府的內部團結，製造謠言，謊稱汪精衛與蘇聯顧問合謀，將綁架蔣介石，送往海參崴，同時假傳命令，誘使中山艦自廣州開往黃埔。蔣介石懷疑中山艦的“異動”與綁架他的陰謀有關，于3月20日晨逮捕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産黨員李之龍等，包圍蘇聯顧問團駐地，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事後，正在廣州的蘇聯訪華使團團長、蘇共中央書記布勃諾夫等人決定向蔣介石讓步，撤回季山嘉及素為蔣所不喜的羅加喬夫等顧問。不久，汪精衛稱病請假，秘密隱匿，轉赴法國，蔣介石遂掌握了國民黨的黨、政、軍等大權。
中山艦事件以其情節的詭異迷離，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疑案。事件中，當時在廣州的蘇聯顧問是重要的一方，但是，多年以來，蘇方文件一直隱藏在深深的鐵幕中，影響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全面認識。1996年，俄德學者合編的《聯共(布)、共産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第2卷的出版，首次公佈了許多俄國當事人的檔案。這些檔案雖存在著某些訛誤；但對於我們了解蘇方情況，揭開有關謎團，無疑提供了一些新的資料。
蘇聯顧問向莫斯科報告中山艦事件經過
蘇聯顧問團南方團副團長拉茲貢4月25日向莫斯科報告説：“上午10點整，第5團的一個連包圍了東山(蘇聯顧問駐地)，把我們的警衛繳了械，不許我們同志中的任何人進城。連長出示了營長授權他們此次行動的命令。問及營長時，得知他乃據蔣介石將軍的指示行事，但他並沒有蔣介石的手令。這個連在東山一直守到下午4點鐘，後來撤離，把槍還給我們的警衛。下午6點我接到伊萬諾夫斯基(布勃諾夫斯基的化名——編譯者)的命令去找蔣介石面談。我見蔣精神極度沮喪，他説，他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罪，他因此地發生挑釁事件而心情非常沉重，他也負有一定責任，他要嚴令進行調查等等。過了兩個小時，我和伊萬諾夫斯基一道又去找他。他重復了先前説的話，我們同他約定對此事件進行調查。近來蔣介石收到許多匿名的恐嚇信説要殺他，此外，他還收到海軍政委(共産黨員)李之龍的信，內中要蔣在3個月內把廣東省的所有工廠收歸國有，否則就要槍斃他(不言而喻這是一封假造的信)。(拉茲貢關於廣州3．20事件的書面報告，《聯共(布)、共産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第2卷第190頁)
蘇聯顧問團華南組副組長羅加喬夫4月28日報告説：(中山艦事件前)蔣介石接到了一封由李之龍署名的信(是假造的)，內中建議蔣介石在三天內通過政府實行廣東省企業的國有化，並威脅説，如果蔣不這樣做，那就要把他逮捕，流放到俄國。右派(孫文主義學會)把調遣中山艦一事和那封信説成“最好的證據”，“表明俄國共産黨人和中國共産黨人要把蔣介石逐出廣東省”。(羅加喬夫關於3．20事件的書面報告，同上書第198頁)
同時，據蔣介石給駐東山第5團團長簽發的手令，該團應該“對東山嚴加監視”，但後來蔣介石又送來道歉書，為俄國人被軟禁表示歉意，並把罪名轉嫁到團長身上，説後者“行動欠妥”。(同上書第299頁)
蘇聯人説：讓步，但目的是為了日後除掉蔣介石
事發當天，剛到廣州不久的蘇聯訪華使團團長布勃諾夫來到蔣介石的辦公室探問虛實，二人約定21日會面。但蔣沒有踐約，只派人通知布勃諾夫，蔣“因故”不能到來。與此同時，一個流言迅速傳播開來：“蔣介石公開宣稱，不想繼續與俄國顧問共事”。(索洛維約夫致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同上書第152頁)布勃諾夫等考慮到這一情況，同時鋻於蔣介石同汪精衛關係緊張，“決定勸阻蔣介石並使他同汪精衛恢複合作關係”。(同上書第153頁)、
布勃諾夫使團撤掉了華南顧問組組長古比雪夫(季山嘉)，副團長羅加喬夫和政治顧問組副組長拉茲貢(奧利金)。對於這一讓步，布勃諾夫的解釋是：“他們之所以被撤，是因為22日淩晨我們得到情報説，3月20日的事態有可能繼續，故此我們開了一個會，得出了如下結論：廣州市的力量對比不利於國民政府，而廣東省的力量對比卻對國民政府有利。所以必須贏得時間，而想贏得時間就要做出讓步。鋻於當時情況個分清楚，矛頭就是對著俄國顧問和中國共産黨人來的，所以應該順階而下，因此我們決定撤除季山嘉和羅加喬夫的職務。由於這一讓步，我們達到了某種均勢。”(同上書第147頁)
當時正在廣州的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副部長索洛維耶夫對此也表示贊同。他事後向共産國際解釋説：“當使團決定滿足蔣介石的要求並召回季山嘉時，是想將此舉措作為一個策略，以便贏得時間，做好準備除掉這位蔣將軍。我之所以同意，是因為我們的軍事幹部太鋒芒畢露，忘記了他們自己不過是顧問而非指揮官。我百分之百地堅信，迄今為止，我説的是近幾個月來，或者確切地説是近一個月來，我們竭盡一切努力疏遠蔣介石，並讓他不要染指國民政府事務。現在我們自己要吃一點虧；做出一定的犧牲，以盡可能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復過去的形勢。”(同上書第15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