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傅斯年在延安訪問時,看到會議室禮堂裏密密麻麻地挂滿了各地送來的錦旗,心直口快的“傅大炮”忍不住了,語帶譏諷地説:“堂哉,皇哉。”毛澤東聽出了其中的嘲諷意味,心裏自然很是不爽,但礙于情面沒有出聲。當傅斯年遇見黃炎培等人時,發覺他們竟然把毛澤東送的土織毛毯,好像當作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供奉收藏,讓自詡清正的傅斯年極為鄙視和反感。
傅斯年(來源:資料圖)
本文摘自:《文化沒有兩岸:在臺灣-國學大師的1949》,作者:周為筠,出版:金城出版社
當晚傅斯年勸説情緒低沉的胡適,並與胡適、朱家驊等一起商量再次“搶救”空運北平同仁的名單。就在胡適與陳寅恪等人飛離北平後的第6天,1948年12月21日,傅斯年安排的飛機接回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的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同機到達南京的還有李書華、袁同禮、英千里等人。
當此大軍壓城城欲摧之時,諮詢消息不再暢通,“搶救”也變了調子。傅斯年原來信心滿滿地以為還會有許多名教授“忠於黨國”,大義凜然地飛回南京,結果竟讓他大失所望,飛機上下來了許多不相干的人。因為飛機上有不少空位,連袁同禮的老媽子也下了飛機。原來“搶救”名單上有的人轉向進步而不願同國民黨同流合污,有些講師助教們卻因有家屬在南方要南行,搶得這次難得的機會。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飛機到機場,卻應者寥寥,北平大多數學者都選擇留了下來。傅斯年懊惱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飛機“搶救”。
“搶救”來的這些學者除了胡適去了美國,陳寅恪南下廣州,其餘的在傅斯年的安排下大多順利轉移到臺灣。傅斯年內心企圖把臺灣作為反共基地,作為中華“正統”文化傳承和發展的血脈。傅斯年日後在就任臺灣大學校長時,所寫《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道:“現在臺灣不僅不是殖民地,而且是'斟灌一旅一成'的根據地,將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正靠這一個寶島,赤縣已沉,瀛洲遂為正朔所在。”這裡傅斯年荒謬而頑固地認為國民黨為“正朔”,臺灣乃中華文化的根據地。
正是這種政治正統觀的誤導,使得傅斯年對共産黨一直存有偏見,導致雙方向來格格不入。傅斯年與毛澤東在北大時就是舊識,兩人曾做過一些私下的交流,但總歸是道不同不相為謀。1945年7月傅斯年與毛澤東親密接觸過一次,他與黃炎培等5人被推選為代表飛赴延安,與共産黨商談國共合作事宜。傅斯年在延安停留了幾日,他與毛澤東兩人單獨聊了一夜。
那一夜,傅斯年與毛澤東兩人上天下地地談開,談到中國的小説,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坊間的各種小説都瞭如指掌。傅斯年認為毛澤東是從這些材料裏研究民眾心理,所以心底認為他不過宋江一流。二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時候,傅斯年不忘挖苦毛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毛澤東在贈傅斯年的字幅中,題了首詩回敬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這首是唐人章碣的《焚書坑》,詩中毛澤東以“劉項原來不讀書”來自比,自謙沒有傅斯年書讀的多,言下之意耐人尋味。
關於毛澤東與傅斯年的隔閡,斯諾《西行漫記》裏有段毛澤東談及的細節:“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
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