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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為人知:宋美齡抗戰時救助了多少孤兒

時間:2010-10-15 14:11   來源:新浪讀書

宋氏三姐妹視察戰時保育院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成千上萬的兒童成了孤兒。在內遷的1500萬難民中就有難童400萬,需要救濟的至少10萬。為了搶救這些難童,1938年3月10日,宋美齡與沈鈞儒、蔡元培等人一起,在漢口成立了戰時兒童保育會,先後成立20余個分會及數十所保育院,遍佈抗戰大後方(包括延安)。本文作者便是保育會收容的28900多名難童之一。

  2006年8月,戰時兒童保育院在南京開會慶祝成立68週年紀念時,請到了保育院創辦領導者蔣夫人的孫媳蔣孝勇夫人方智怡女士演講。她對臺下幾百位年逾花甲的保育生説:“你們還記得蔣夫人在重慶時,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們在一起吃飯嗎?” 她重復地問了兩三次,臺下的聽眾既沒有人點頭,也沒有人搖頭。蔣方智怡1949年在高雄出生,她聽人説過1938年重慶保育院的情況,但我當時身在重慶保育院中,所知甚詳。

  保育院生活

  1937年至1938年冬,日軍在製造南京大屠殺後,到了我在皖北的故鄉。當時我才六歲,父母雙亡,姨媽帶著姐姐和我乘木船沿淮河逆水西逃。過了蒙城,因冬天水淺無法繼續行船,只好下船用馬車運作李,人跟著馬車走。由於路上有土匪,姨媽只好把行李埋在一個熟人的廚房的地下。我們走走停停了幾個月,直到1938年初夏才到河南信陽。當時己聽到日軍沿平漢鐵路南下的炮聲。我們爬上火車車頂,當夜碰上傾盆大雨,第二天清晨到漢口時,我們淋得和落湯雞一樣。大家先到難民收容所,每人每天發一個黃饅頭,第三天我就被送去戰時兒童保育院了。

  1938年3月10日,戰時兒童保育院在兵荒馬亂的漢口成立後,先後共收容了16,000多個來自戰區的流離失所的難童,分二十八批,先送到宜昌,再換小船經三峽到重慶的萬壽宮,在那兒等待分發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

  我是隨第十六批在當年七月底到重慶的。當時萬壽宮裏住進了幾百個難童,把大殿、走廊及天井擠得水泄不通。萬壽宮後面還有一個大殿,雙門緊閉。我從門縫一看,發現裏面放了上百具棺材,在等吉日下葬。天井裏只有一個水龍頭和一個露天廁所,墻角到處都是大小便,臭氣沖天。雖是炎夏,我們卻無法洗澡,幾乎每人都長疥瘡,流膿再互相傳染。每個孩子頭上都有蝨子,所以男女童都被剃了光頭。我們每天兩餐,吃飯的時候,伙伕抬出兩個25加侖的軍用大鐵鍋,裏面只有濃稀飯。我們每人發了一個十二兩的瓷杯,大家蜂擁而上,就像非洲禿鷹搶食獸屍一樣。能搶到一杯稀飯不但不是易事,有時還會被稀飯燙傷。兩位年輕的女老師看著大家搶飯,愛莫能助,根本控制不了。我也從來沒有看到蔣夫人來和我們在一起吃飯。

  幾天后, 一位女老師叫女童出來集合,説要上船去五通橋的四川第三保育院。我因萬壽宮的日子太困苦,又怕和十歲的姐姐分離,搶不到稀飯,所以就魚目混珠,和姐姐手牽手冒充女孩子,坐上木船,四天后到了五通橋。當時大家都是剃的光頭,穿的都是短袖衣褲,男女不分,沒有名冊,沒有人懷疑我是個男童。我跟一百多名女孩子到了第三保育院後,我學女童一樣蹲下去小便,晚上姐姐幫我衝澡,我們兩人睡一張床。好在兩三個月後,第三保育院開始接受男童。姐姐帶我去自首,校長了解重慶保育院的情況,也就沒有處罰我。

  第三保育院的生活不錯,有新衣穿,三餐都有四菜,弦歌不輟。只是好景不常,抗日進入第四年,人窮財盡,物價上漲,政府無暇他顧,第三保育院就合併到自貢市的第六保育院了。

  第六保育院是四川最大的一個保育院,有一千個兒童,聽説開始也辦得不錯,但當我1940年夏去時,很多兒童連褲子都沒有,三餐都是糙米飯、青菜及黃豆。因為營養不良,傳染病又多,結果有十分之一的兒童死去。因為吃不飽,大家就把衣服典當賣掉,換錢買吃的。我從川三院帶去的衣服,當夜就被偷光了,好在還有一條短褲蔽體。老師每天晚餐後帶大家去旭川河邊洗澡,大家把褲子脫下放在河邊。有一天,我的褲子在河邊也被偷了,此後我就無衣蔽體了。

  不久,蔣夫人要路過成渝公路的中點內江,距自貢市只有四十公里,要求來保育院看看。但因為很多的孩子連褲子都沒有,不可見人,院長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最後不知用了什麼辦法才使蔣夫人未來成。在全國所有的保育院中,川六院辦得最壞。

  有段時間川六院附近滿山遍野都是到處找吃食的孩子,把農民用大便做肥料種的花生、番薯等都拔出來生吃,因而都患了大便傳染的寄生蟲病。我看到一個孩子,一次吐出來二十多條蛔蟲。後來保育院實施軍訓維持秩序,有時把犯規的孩子打得半死,有一次孩子們在夜裏糾合起來去偷擊教官。

  我在保育院患了兩次瘧疾,兩次痢疾,夜肓症時來時去,肚子裏還有蛔蟲,打出來後,仍時有隱痛,一直持續到我進入國防醫學院。我去醫務室及三軍總醫院驗查大便,都未找到寄生蟲。直到我在醫學院三年級學寄生蟲時,把自己的大便濃縮,用顯微鏡一看,原來是鉤蟲病,經教官證實開藥後而愈。

  1940年夏,姐姐升學去四川萬縣的印川中學,她來信説有位親戚給她五塊錢。她寄了兩元郵政匯票給我。但郵局要我用圖章才能兌現。我去信告訴姐姐,她用她的兩元給我刻了一個圖章,另一塊錢為往返的郵費。我領到兩元前後,不捨得用,但赤身無口袋放,最後把那兩元塞在川六院所在的井神廟墻上一塊松磚下,後來再也找不到了。五十年後我舊地重遊,井神廟別來無恙,己改為糧倉,磚墻仍在,但那兩元老法幣仍末找到。

  我與蔣媽媽

  1960年,我在臺北空軍總醫院做內科住院總醫師。這年雙十節,蔣夫人要來院勞軍,院長令我準備招待蔣夫人去內科病房。我又喜又緊張,決定自我介紹,認個娘。因為在戰時兒童保育院時,提到蔣夫人,我們都稱為蔣媽媽。

  當她的車到空軍總醫院的大門時,我正要迎上,卻被政治部主任一把推開,他和一位年輕漂亮的助理護士長把夫人帶去內科病房,安全人員圍在四週,我只好站在他們的外邊。近在咫尺,我終於見到蔣夫人了,但未能認娘問候她。

  1979年我在紐約行醫,蔣夫人在紐約號召救濟越南難民,我投稿一日報響應,説明我是她四十一年前在漢口救助的難童,想知恩圖報。蔣夫人看到我的投稿後,給我一信:

  “毓霖醫師惠鑒:來信閱悉。從你的信中知道,四十一年以前你是漢口數萬難童之一。現在你在美國已正式開業十年,而且被美籍同僚推選在一大醫院任內科主任。從一個難童奮鬥成為一位卓越的醫師,這是漫長的人生,所經過的艱辛和坎坷,是想像得到的。若非你有堅強的信心和勇往的毅力,恐怕不會獲致今天這樣重大的成果。你在事業上的成就,特別是在美國高度競爭之下,不僅替我們中國人爭氣,更可以説是為國爭光,實在值得大家為你慶倖,為你道賀。若説我對難童曾經盡過力,那更使我心裏感覺安慰。尤其值得稱讚的,那就是你所提到的‘飲水思源’的意義。在此道德日漸淪落的今天,在外國的中國人能有多少人還記得這句話,對國家、對領袖願作感恩圖報之想?但願你的奮鬥精神和‘飲水思源’的中國美德能夠為後起青年之嘉模,激發起他們更高度的向心力。專此作復並問近好。蔣宋美齡 九月廿六日。”

  1995 年7月26日,蔣夫人由紐約去華盛頓美國國會接受數十位參眾議員的致敬。我擠在很多的華僑中夾道歡呼,看到了她,但警察要保持她和我們之間的距離。當時我距離她要比在空軍總醫院時遠得多了。

  2003年蔣夫人去世。我從報上看到當年11月5日將在紐約市 Bartholomew 教堂舉行追掉會。沒有人邀請我,但我還是從賓州趕了過去。門口接待人要我出示請帖,問我代表哪個單位。我説代表戰時兒童保育院,他們就讓我進去了。

  坐定後,前紐約市的市長 Giuliani坐在我的旁邊。他來參加追悼會使我很感動。他已從市長職位上下臺,與過世的蔣夫人再無利害關係,但他仍憑友情及尊重中國而來了。那個教堂有1,500 個坐位,那天坐無虛席,還有很多人站著。但我沒有碰到戰時兒童保育院的老同學。

  抗日戰爭時,全國有53個保育院,分佈在大陸各省和香港,教養了28,900多個難童。其中延安保育院的 370 名保育生裏出了如原國務院總理李鵬等人。其他的保育生,不少人在文革時被紅衛兵鬥個不休,説他們是宋美齡留下來的“潛伏間諜”。

  本文來自《看歷史》2010年6月刊

  特約撰稿:姚毓霖(美國)

編輯:何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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