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化”運動
殖民同化教育是“基礎”
推行日語教育。殖民當局早在1896年就分別設立了最早的日語教學機構“國語學校”，“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類似以後的中學，傳習所又分為甲、乙兩科，分別以成人和兒童為對象，其目的是“對本島人教授國語(日語)，作為日常生活之用，並養成本國之精神”。日語教育非常嚴厲，在學校不準講漢語(臺灣話)，一講漢語即施予各種處罰。
建立奴化教育體制。1919年殖民當局出臺所謂“內地延長主義”，又稱“同化主義”。為防止中國人接受高等教育，從中等教育開始，就限制中國學生所學專業；高等教育基本上由日本人獨佔，而且除了醫學專門學校及臺南高等商業學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學校都在日本國內舉行考試。教學內容是以傳播殖民主義文化為主，有關中國的歷史、思想、文化均在被排擠之列，以從根上切除中華民族文化的影響。在初級教育階段，中國兒童就讀的則是“公學校”和“國語傳習所”及“教育所”(高山地區的原住民兒童就讀)，無論在什麼學校，都把日語當作基本語言。
差別對待是根本
日本統治時期，雖然在法律上臺灣人被看作是“日本人”中的“少數民族”，但與“純正”日本人相比，臺灣人受到了很大的歧視。日本在1900年實行了免費初等教育，臺灣人卻不能享受。殖民當局認為“教育是一把雙刃劍”，對於日本的殖民統治來説，臺灣人具有高知識水準並不是什麼好事。因此他們主張在臺灣只進行很有限的教育，實行實際上的“愚民政策”。1925年成立臺北帝國大學，但這所大學裏收容臺灣子弟很少。一般臺灣子弟只能上像醫學專修這樣的專門學校、職業學校，其目的是為了接受技能等實用性培訓以滿足日本統治的需要。很少人有機會接觸文科性的精英教育。足見日人在臺殖民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提升臺人的文化與知識。
從一切方面抹去“中國痕跡”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害怕臺灣同胞支援中國內地的抗戰，開始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第17任總督小林躋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開始大規模推行“皇民化”運動。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當局在臺北市公會堂召開“(日本)國民精神總動員講演會”，“皇民化”運動就此正式開始。其主要內容是，進行親日思想宣傳和精神動員，極力消除臺灣民眾的祖國觀念，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皇民化”運動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即“皇民奉公運動”。1941年4月9日，殖民當局成立了“皇民奉公會”。由時任總督的長谷川清兼任總裁，自總督府到街莊都設有分會，並且均由當地的行政長官負責。此外，還成立了名目繁多的週邊組織，作為推行“皇民化”的社會基礎和基本力量。
此後日本在臺灣更積極地普及教育和推廣日本語。1930年臺灣的學齡兒童入學率不到30％，到1938年增為50％，1943年更增加到92％。1930年臺灣懂日語的人不到10％，1937年猛增為40％，1944年更增加到70％。“皇民化”運動不僅是從語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揚“日式文明”，還強迫中國人從生活習俗：宗教信仰、文化藝術、時令節氣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齊。殖民當局嚴禁臺灣民眾信仰民間的各種傳統宗教、神靈，燒燬臺灣民間祭祀的諸家神靈，專設日本的天照大神，並且強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業都要祭祀；中、小學則規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從40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當局又開始禁止中國人使用中國名字。日本殖民當局宣佈“恩準”臺灣人改用日本式姓名。中國人把變更祖宗留下的姓氏看作是奇恥大辱，可見“改名”用心之險惡。
“皇民煉成”的歇斯底里
在“皇民化”運動後期，運動的強度達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日本當局有鋻於據臺40年而多數臺民仍懷抱強烈的民族意識，殖民當局一方面大力宣傳皇國史觀，宣傳所謂“日本精神”及“大和魂”，但在具體的政治、社會民族關係上仍保持實質上向來存在的殖民歧視構造。日本當局一方面利用殖民地臺灣人中部分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民族自卑感和對於自己民族文明開化的絕望感，另一方面則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日本)臺(臺灣)一如”、“皇民煉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煉成”、“精進”，就可以鍛造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從而擺脫自己作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
“臺獨”分子身後的“皇民化”長尾
“皇民化”運動影響深遠，一方面遭到了多數臺灣人的抵制，有識之士更認清日本人的險惡用心；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群敵視祖國的親日的“皇民”，其被奴化的思想是第一代“臺獨”的重要思想來源。
1945年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按照《開羅宣言》規定，日本“竊取于中國之領土”臺灣等必須歸還中國。當時日本駐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即策動一些日軍中的軍國主義分子和“皇民”在臺灣建立起“臺獨”組織，這是“臺獨”活動的發端，後被粉碎。1946年“二二八”事變發生後，被毒化的“皇民”青年奔相走告興奮不已，借臺灣同胞反抗國民黨腐敗統治的機會，渾水摸魚，穿起過去的舊軍服或學生服。自動集結起來攻擊政府機構和外省人，他們高唱日本軍歌，舞著武士刀，大罵大陸人為“支那人”、“清國奴”，並且以日語檢驗行人，凡是不諳日語者，立即以刀棍追殺。事變平息後，這些“皇民”有的逃往國外，成了海外“臺獨”分子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代“臺獨”勢力在島外活動的主要據點就是日本。比如第一代“臺獨”代表廖文毅長期在日本活動，為日本在臺的殖民統治歌功頌德。李登輝的分裂言行也有很深的“皇民化”影響痕跡。李登輝的父親當過日本警察，家庭受過日本的“恩惠”，在學校曾多方得到過特殊的“關照”。在京都帝國大學時，他又積極響應日本當局的號召，“志願接受”千葉高射炮學校半年的軍訓，成為一名日本炮兵軍官，準備為“天皇”效忠。日本文化的熏陶，塑造了李登輝的個性和情感，“皇民”意識已深深紮根于他的腦海之中。1994年7月，李登輝在接見日本“産經新聞”社社長羽佐間重彰時，還曾親口説自己是“會説日本話、親日本的總統”。
從1945年臺灣光復到上世紀60年代，在日本聚集了大量“臺獨”組織和“臺獨”分子，他們中絕大部分是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培養的忠實為日本效勞的“皇民”，有著極深的“日本情結”。這一時期的“臺獨”活動也都是以日本為大本營展開進行的，時到今日，日本仍為“臺獨”分子活躍之地，有人甚至認為，親日的“臺獨”分子比親美的“臺獨”分子還要多，所有這一切發人深省。
本文原載《世界知識》雜誌作者：程依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