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掠奪
臺灣是中國的第一大島，資源豐富，又扼海運交通要道，早就引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凱覦，1895年日本通過甲午戰爭，逼迫清政府簽訂賣國條約攫取了臺灣。日本佔領臺灣後，對臺灣人民進行了非常殘酷的經濟掠奪，以此來增強日本的經濟實力，為其進一步的侵略擴張服務。
“農業臺灣，工業日本”
起初，掠奪土地是日本最赤裸裸的一項經濟政策。日本殖民者剛剛確立在臺灣的統治，便利用臺灣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沒有地券、契約作為根據的情況，對廣大臺灣同胞賴以生存的耕地進行了持續的掠奪和強佔。1898年，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設置了以中村是公為局長的“臨時土地局”。不久日本殖民者就下令展開森林、土地的調查工作，實行所謂“丈地歸官”及“土地所有權申報”。凡是無主土地及手續證明不完備的全部收歸官有，並對私人土地課以重稅。這樣，一些收成不好的土地由於入不敷出，所有者也就不敢申請所有權，土地“名正言順”地落人日本人手中。通過一系列巧取豪奪，日本政府及日本財閥攫取的臺灣土地短短數年就達264．3萬甲(一甲約合0．97公頃)，佔全島土地總面積的68．5％。最終，臺灣97％的林地變成了日本殖民者的私有財産。
日本侵佔臺灣後，為了能夠大量掠奪臺灣的稻米，實現其“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殖民統治的經濟模式，從創辦“農業試驗所”著手，全面改造臺灣地區傳統的耕作方法和生産條件，如引進優良品種，增施肥料，擴大灌溉面積，甚至依靠地方政府官吏、警察和保甲制度，強迫臺灣農民增種水稻、種植防風林。到1905年，臺灣地區的水稻産量增至62．2萬噸。不過日本殖民統治者採取多種手段提高水稻産量的根本目的，只是為了適應日本本土的需要，即選擇臺灣作為日本的農産品生産基地，使日本騰出勞動力進行工業化。此外，臺灣生産的鳳梨、香蕉、樟腦、蔗糖等農林産品也被日本殖民統治者大量地掠往日本，或銷往歐美各國。臺灣每年都要向日本出口大量的農産品，而從日本進口的東西卻很少，這樣就形成了給人以假像的鉅額名義出超。1935年臺灣對日出超9600萬日元，1939年一躍上升為1．84億日元，幾乎是1935年的一倍。
實行專賣，榨取鉅額財富
實行專賣榨取鉅額財富，是日本殖民統治者對臺灣人民進行經濟掠奪的另一手法。日本殖民者不僅對食鹽、煙、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實行專賣，而且還把在日本國內禁止吸食的鴉片在臺灣實行專賣，毒害臺灣人民。日本殖民當局于1897年3月最先設立了臺灣制藥所，對鴉片實行專賣。接著又于臣1899年5月和8月先後設立了臺灣鹽務所和臺灣樟腦局，對食鹽和樟腦實行專賣。最終於1901年6月在臺灣總督府內正式設立了專賣局，統一負責掌管整個臺灣地區的全部商品的專賣事宜。臺灣專賣局是一個龐大的組織系統，下設八個分局、11個辦事處、六個專賣商品製造工廠，三個試驗工廠和一處度量衡所，共有各類管理和生産人員2．7萬餘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成立以後又陸續對煙酒、火柴、煤油等日用工業品實行了專賣管理，並逐步“完善”了一整套專賣管理制度。據統計，從l 897年至1944年的47年間，臺灣總督府通過專賣制度獲得的收入在年度財政總收人中所佔的比重，平均每年高達43．42％。日本殖民統治者通過實行專賣制度從臺灣人民身上榨取了鉅額財富。
控制經濟命脈
與上述直接經濟掠奪相比，日本殖民者利用近代壟斷企業進行經濟掠奪比較隱蔽。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獨佔的日本官僚壟斷資本和日本各大財閥集團控制的壟斷資本控制著臺灣的工業生産。臺灣總督府主要控制鐵路、礦山、港口、電力、食鹽、樟腦、煙酒等工業企業。財閥則主要由三井、住友、野村、三菱、古河、大倉、安田、大川等財團獨自或合股經營制糖、化學、建材、米谷加工等工業企業。到1945年，日本殖民壟斷資本控制了臺灣地區銀行存款總額的60％，電力工業的96％，制糖工業的94％，完全控制了臺灣的經濟命脈，這些企業每年從臺灣賺取的利潤數目多得無法統計。
“鉅額出超”掩蓋殖民貿易實質
臺灣與日本的貿易往來更是一邊倒，對於數額巨大的臺灣對日本的“貿易出超”的收入，日本政府將其全部截留在日本政府的財政收人之中，並不返還給臺灣。所以臺灣的這筆貿易收入，只是反映日本掠奪臺灣的一個數據而已，絲毫不關臺灣的經濟建設。除此之外，在臺灣與日本的商品貿易往來中，雙方所交換的物資，完全是根據日本國內經濟發展的資源需求來決定的。長期以來，由臺灣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的物資，主要是稻米、食鹽、蔗糖、樟腦、礦石、木材和煤炭等資源類的初級産品。而由日本運來臺灣的則主要是棉紡織品、化肥、幹(鹹)魚、清酒、醬油、火柴、藥品、五金和陶瓷等日用工業品。由雙方在貿易往來中所交換的物資可以看出，凡是由臺灣運往日本的物資全部是日本國內經濟發展所必需而又奇缺的資源。這種貿易完全遵循了帝國主義與殖民地貿易的規律，殖民地無非是原料來源和傾銷市場。
“兩個比例”驚人一致
日本是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強國，資本出於追逐利潤的天性，當然也會對臺灣的經濟近代化起到一定作用。比如在臺灣進行人口調查、水利建設、改進農作物、推行使用化肥、交通建設等。但是這些所謂的“成就”是資本主義擴展的結果，近代化水準越高，日本殖民者得到的越多。實際上，由於日本壟斷資本的肆意擴展，臺灣本土的民族資本毫無出路，全臺同胞幾近淪為日本廉價勞動力，這對於臺灣的近代化而言完全是個壓制。另外，這些現代化企業不但生産了財富，實際上也代替了警察的監視任務。大規模的工廠集中了新型的産業工人，也集中了權力的實施對象。1944年全部工業部門雇用了238856個臺灣人和19536個日本人，日本人多數為管理者，臺灣同胞則幾乎全都為産業工人，日本人佔臺灣人的8％左右。據戰後1946年統計，臺灣的官吏和警察總數為500604人，臺灣總人口為5768711人，日本人佔臺灣人的比例也是8％。暴力機關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比例和經濟生産企業管理者與産業工人的比例驚人的一致，反映了殖民地權力的同構性，以及掠奪實質。
從劉銘傳“新政”看近代化到底起于誰
最近“臺獨”分子經常宣傳日據時期日本對臺灣近代化的貢獻，這種言論除了暴露親日的“皇民”意識外，其真正目的是為了貶低中國近代化歷程，以達到“去中國化”的目的。實際上，臺灣的近代化起始於清代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主政臺灣時期。他在任內(1885年～ l 891年)大力推行加強海防、建立自立之省的“新政”，成績卓著。在臺北設電報總局，架設水陸電線1400余裏，並在澎湖、彰化等地增設報局；創立新的郵政制度，臺北設郵政總局，在全島分設下站、腰站、旁站43處；發行郵票，郵路遠達廈門、廣州、上海、香港等地，是全國最早的自辦郵政業務，比清政府成立的郵政官局還早八年；修建臺北至基隆、新竹和基隆至新竹的鐵路，這是全國最早的自行集資、自行主辦、自行掌控的自建鐵路；鼓勵民間富商集資興建臺北街市，走馬車，安電燈，引自來水，修造鐵橋，使臺北成為當時中國比較繁榮的城市。劉銘傳還主持了臺灣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丈量土地活動，興辦西學堂，聘請外國教師任教，為臺灣培養了具有近代意義的人才。當時，臺灣的近代化與中國沿海省份的近代化起步同時，是近代中國轉變的一個縮影。
“臺獨”分子為達到“去中國化”的目的，無視這些史實，一味親日、媚日，到了不惜歪曲基本歷史史實的地步。
劉銘傳及其“新政”
劉銘傳(1836-1895年)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淮軍著名將領，清末抗戰、保衛臺灣和開發臺灣的愛國官吏。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奉命以巡撫銜督辦臺灣軍務。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率臺灣軍民奮勇抵抗，先退敵于蒼隆，又血戰滬尾(淡水)。在臺灣被法軍圍困、與大陸隔絕的情況下，劉銘傳誓與海島共存亡。他在戰鬥中身先士卒，軍民感奮，浴血抗敵。苦戰八個月，終於打敗法國侵略軍，保住臺灣。1885年臺灣建省，出任首任巡撫。在任六年勵精圖治，加強軍備、籌劃防備、整編軍隊。特別是推行建立自立之省的“新政”，對開發治理臺灣貢獻尤巨。在劉銘傳治理下，臺灣面貌大變，同時起步島內的近代化與中國治海近代化，實為開啟臺灣近代化建設之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