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錢穆與夫人
1998年,錢穆先生多達千萬字的全集在臺灣面世,12年之後,這套集子終於迎來回鄉之日。大陸九州出版社近日表示,正全力編輯《錢穆先生全集(重排新校本)》,不久可望在大陸與海外同步發行。
一生為學,晚年不暢
“我們引進錢穆先生的作品,是因為先生在國學上的大成就,同時也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的兩岸出版交流重要項目之一。”8月19日,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副主任、九州出版社副總編輯張海濤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如是説。九州出版社籌劃從臺灣整理、引進一批優秀學術著述,錢穆先生全集則是其中分量最大的一項。
錢穆,1895年生於江蘇無錫,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由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後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教授。
錢穆在北大時,與胡適並稱“北胡南錢”。他講授通史課,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3倍,“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反覆引申,廣徵博引,淵博學識和口才令學生深深震撼。
1967年10月錢穆由港赴臺。次年,遷入臺北市士林區外雙溪之素書樓,同年,膺選“中研院”院士。
錢穆一生為學,其宗旨始終圍繞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他極力推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普世價值,將此視為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復興所必不可缺的根基與凝聚力,他時時呼籲中國人勿忘自己的文化精神,所以他的弟子余英時説他“一生為故國招魂”。同時,他堅決主張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實現統一,反對分裂。
1990年,時任“立法委員”的陳水扁在“立法院”強烈質詢,指錢穆住素書樓,是“非法侵佔公家財産”,有關當局竟逼迫錢穆老人搬家退房。素書樓原是兩蔣時代專為錢穆所建寓所,有合法的長期租用約定,此時95歲高齡的錢穆聞言,毅然搬離,卻因此心情不暢,3個月後與世長辭。最後的日子裏,每個清晨,他總是望著窗外問夫人:“樹呢?大樹怎麼不見了?”思之令人喟嘆。
錢穆生前立下誓言,如果活著時不能回去,死後也要歸葬故里。遵先生遺願,家人于1992年將他的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歸家。
錢穆先生著作等身,治學範圍廣及史學與史學史、哲學及思想史、文化學及文化史、政治學與制度史、文學、教育學、歷史地理學等,在各領域皆有精深創見,成果斐然。中國學術界尊錢穆為“一代儒宗”、“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
1998年,他的著作在臺灣輯為54冊《錢賓四先生全集》,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伉儷情濃
提到錢穆全集,一個不能不提的人是錢夫人胡美琦。錢先生畢生身體力行弘揚中國文化,在他身後,錢夫人與錢先生弟子合力將先生著作編纂成全集,復又不辭年高辛勞,奔走呼籲,力推錢穆遺作整體回到大陸,希望先生心血潤澤故園。
張海濤介紹,九州出版社領導這兩年間三次赴臺探望錢夫人,除了第一次未能得見,第二、三次,年逾八十的錢夫人都是在醫院病榻會客。錢夫人表示,中華文化是兩岸中國人的精神紐帶,錢穆全集在大陸出版,將是兩岸學界的盛事。
錢穆先生晚年目盲,仍然筆耕不輟,展紙落筆,自己不能復查。賴錢夫人查閱舊籍,引述成文。稿成後,請夫人誦讀,口授訂正。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晚學盲言》就是這樣誕生的。夫人對先生悉心照料,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先生晚年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臨終前3月口授,由夫人記錄整理而成的,表達了錢先生對中國文化最高信念“天人合一”的理解。
錢夫人表示,錢穆全集重排新校本出版,她不管身體狀況如何,一定出席首發式。她把錢穆先生著作的版稅全部交給素書樓文教基金會,用於兩岸中華文化教育普及、交流與弘揚。
新校本力求品質
8月30日是錢穆先生忌日,張海濤説,我們本來準備趕在這個日子之前推出全集作為獻禮,但這個計劃看來無法達成了,“因為編校的工作量較大,為保證品質,只好推後出版日期。”
2000萬字的錢穆全集卷帙浩繁,臺灣原版中尚存在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問題,且每一處修訂,都要與錢夫人方面跨海溝通,一一核實,因而耗時耗力遠超預期。
張海濤介紹,《錢穆先生全集(重排新校本)》將在大陸與海外發行,主要面向海內外研究機構以及圖書館。對普通讀者而言,即使喜歡錢穆先生的所有作品,多數人也只能分本選購。九州出版社此次也取得了授權,屆時將為讀者呈上40多種錢穆先生著作的新校單行本,一併上市。
網路調查發現,不少大陸讀者關心錢穆先生著作能否保持原貌。對此,張海濤表示,歷史造成兩岸分隔,也造成兩岸之間的許多觀點歧異。對此,張海濤表示,兩岸關係在朝著求同存異、和平發展方向前進中,錢穆先生著述中一些我們並不認同的觀點,將提供某些角度的研究價值,應可保留。當然,對時代和歷史的原因造成著述中的一些非學術性表述,予以適當訂正,自是整理出版應做的工作,想必能夠得到錢夫人和廣大讀者的理解。
張海濤説,傳統文化聯結兩岸人心,而錢穆先生的作品集中華傳統文化學術之大成,相信引進這樣的作品,對增強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增進認同感,都會有正面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