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殷海光
1969年5月4日，已罹患癌症晚期的殷海光，掙扎著從病床上爬了起來。破天荒地在家中燃放了一長串爆竹，作為對五四運動50週年這個重要日子的紀念。
劈裏啪啦的鞭炮聲打破了現實的沉寂，煙霧在身邊迴環縈繞，時日不多的他仿佛撥開迷霧，又看到了那個狂飆突進的年代。
其實，殷海光並沒能趕上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但生於1919年的他卻和先一代陷在島上的蛟龍人物胡適、傅斯年、羅家倫，把五四精神播散到荒蕪已久的小島，讓這個久未泛綠的化外之地沐浴到五四精神的聖光。
臺灣自甲午戰敗割給日本，殖民者妄圖消滅臺灣人的民族意識，一面揮舞屠刀，肆意殺戮；一面挾持大和文化，強行同化。
就在大陸爆發五四運動前夕，島內曾興起一場政治改良性質的“六三法”撤廢運動。所謂“六三法”是指在清廷被迫割讓臺灣的翌年，日本以“法律第63號”發佈“關於施行于臺灣之法律”。自此日本對臺灣實行了獨裁的總督統治。
當五四運動以不妥協的戰鬥精神和嶄新的姿態震撼世人，無疑為正在尋求出路的臺灣作出了清晰而具體的回答。其時為撤廢“六三法”而苦苦奔忙的臺灣青年蔡惠如，聞訊後前來大陸，接觸到科學、民主的新思潮，接受到五四運動的洗禮後，思想開始發生裂變，便滿懷赤子之心地奔赴新文化運動戰場。
不久，蔡惠如等人便放棄“六三法”撤廢運動，另行發起了“臺灣議會設置運動”，即要求設置一個由臺灣居民選出議員組成的議會。此舉在1921年受挫後，島內成立了圖謀臺灣文化啟蒙與發展的“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族意識覺醒和文化重建開始。到1928年，就學于上海大學的臺灣青年甚至成立了臺灣共産黨。
至此，臺灣的政治運動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如滔滔江河不可阻擋，已發展成為抗日民族解放運動。而臺灣的新文化啟蒙運動，亦隨之興起和發展起來。號稱島內唯一言論的《臺灣民報》，不時介紹轉刊胡適、魯迅等人作品。新文學在臺灣由此流播，到上世紀30年代達到高峰，尤以魯迅作品為最。這時鬱達夫則借機親訪台灣，成為與臺灣親密接觸的新文學作家，轟動了臺灣知識界。
在臺灣真正高舉新文學旗幟，要推作家張我軍。他在《臺灣民報》上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新文學運動意義》等一系列評論文章，將五四新文學思潮直接注入，開啟了臺灣新文學的時代。他具體從白話文入手，與黃呈聰、黃朝琴等陸續發表有關白話文的論著。地在家中燃放了一長串爆竹，作為對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對於日據時代臺灣的啟發，從思想觀念到政治運動實踐，從白話文推廣到新文學閱讀與模倣，從語言革新到新精神的鍛造，各個方面都對尋求民族解放的臺灣産生了深遠影響。
五四的另一種命運
1945年抗戰勝利後，光復後的臺灣重回國民黨統治。國民黨對五四運動的態度較為複雜。早期孫中山曾因政治原因，對五四運動給予支援，但是由於他深受章太炎、劉師培等國故派革命民族主義者影響，所以堅信維護傳統文化是民族生存之本。孫中山對待五四運動態度猶疑不決，直接影響到繼任蔣介石。
較之孫中山，蔣介石則更是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他試圖切斷愛國的五四政治運動與最初推動五四運動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之間聯繫。蔣介石將五四的意義縮小為學生的愛國示威，主要贊同其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而對於全盤西化和激烈反傳統則不敢茍同。
自1949年以後兩岸暌違，對五四運動的評價亦愈發背道而馳。在大陸，五四運動被宣揚成一次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成為激進主義的思想寶庫。在臺灣，五四被戴上了赤色的帽子，逐漸成為一種政治的禁忌。
大陸強力宣傳五四，這讓國民黨不是滋味。蔣介石決定爭奪五四的詮釋權，發動"五四主導權論戰"。當年的學生領袖羅家倫承命向大陸地區廣播，説明五四運動是愛國青年自動自發，是新文化運動與愛國行動的合流，與兩年後才正式成立的中共無關。臺灣還將5月4日定成“文藝節”，以示紀念。
然而，這只不過是政治的需要，蔣介石對五四運動的懷疑並沒改變，而且將之滲透到官方政策，在1966年親手發動了頗具保守意味的“文化復興運動”。
蔣介石如此評價五四運動自有深遠的政治和文化理由，避免了五四的激進主義的衝擊，對臺灣洗盡殖民色彩和恢復傳統文化亦功莫大焉。但對五四精神在臺灣的傳播確是一場頑固的阻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