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2日刊登吳典蓉的文章説,大陸刊物介紹龍應臺,整個專題環繞的焦點就是知識分子從政問題,此一專訪在這個時機之所以切時,正因為這也是馬當局的特殊現象或者是特殊難題。
文章摘編如下:
薩依德在名著《知識分子論》一書中,提出他心目中理想的知識分子形象,“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産生)正統與教條……”。對薩依德而言,沙特正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典型。
這樣的知識分子典型,當然和中國文化中“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很不同,沙特要面對自己的罪與罰,但他們不必像龍應臺那樣,小心翼翼的“在地雷陣中跳 芭蕾舞”,這攸關的可能不只是個人的氣質,也不只是知識人的耐心與甘心,而是,知識分子與從政這兩個範疇,有本質上的矛盾;對薩依德而言,知識分子不該是 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的人,他必須“意識到是站在公共的舞臺上作證”;但是最懂得政治倫理的韋伯心目中,政治人物的大罪,就是不實事求是,只追求權力光 鮮亮麗的外表。
可以説,和知識分子相反的是,政治人物的第一要務就是在最對立之處找到和解之道,在零和角力的各方中找出共識,簡言之,政治就是尋求不可能的藝術,政治是必須有所成的。
所以,當這些有自覺的知識分子進入馬當局,可説是內外張力緊繃,簡直就是整個“內閣”“在地雷陣中跳芭蕾舞”。
就如龍應臺受訪時自承,她有著儒家的價值,“士的那種氣質和信仰是磨不掉的”,當一位知識分子變成仕,昨日之影徘徊不去。
對政客而言,權力是一生的追求;但是,知識分子從政,念茲在茲的總是何時“歸去來兮”,畢竟,知識分子與政治很難兩全,終有一天要擇一而適;但在一切結束前,知識分子這怪異的舞步,必然要成就某些事,即使沒有掌聲是他們最後的宿命。(吳典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