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2日刊登吳典蓉的文章説，大陸刊物介紹龍應臺，整個專題環繞的焦點就是知識分子從政問題，此一專訪在這個時機之所以切時，正因為這也是馬當局的特殊現象或者是特殊難題。
文章摘編如下：
薩依德在名著《知識分子論》一書中，提出他心目中理想的知識分子形象，“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産生)正統與教條……”。對薩依德而言，沙特正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典型。
這樣的知識分子典型，當然和中國文化中“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很不同，沙特要面對自己的罪與罰，但他們不必像龍應臺那樣，小心翼翼的“在地雷陣中跳 芭蕾舞”，這攸關的可能不只是個人的氣質，也不只是知識人的耐心與甘心，而是，知識分子與從政這兩個範疇，有本質上的矛盾；對薩依德而言，知識分子不該是 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的人，他必須“意識到是站在公共的舞臺上作證”；但是最懂得政治倫理的韋伯心目中，政治人物的大罪，就是不實事求是，只追求權力光 鮮亮麗的外表。
可以説，和知識分子相反的是，政治人物的第一要務就是在最對立之處找到和解之道，在零和角力的各方中找出共識，簡言之，政治就是尋求不可能的藝術，政治是必須有所成的。
所以，當這些有自覺的知識分子進入馬當局，可説是內外張力緊繃，簡直就是整個“內閣”“在地雷陣中跳芭蕾舞”。
就如龍應臺受訪時自承，她有著儒家的價值，“士的那種氣質和信仰是磨不掉的”，當一位知識分子變成仕，昨日之影徘徊不去。
對政客而言，權力是一生的追求；但是，知識分子從政，念茲在茲的總是何時“歸去來兮”，畢竟，知識分子與政治很難兩全，終有一天要擇一而適；但在一切結束前，知識分子這怪異的舞步，必然要成就某些事，即使沒有掌聲是他們最後的宿命。(吳典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