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已是八十歲高齡，但美國紐約大學終身教授熊玠近期很是活躍。去年，在習近平主席訪美前夕，由熊玠主編的《習近平時代》（英文版）高調上市，紐約時報的整版廣告，美國高層政要、跨國公司CEO、美國大型智庫、聯合國成員代表處等，共一千多人收到贈書，在美國主流社會引發強烈反響。今年3月份，他的新書《大國復興》又在大陸出版。

　　2006年央視紀錄片《大國崛起》總結、探討西方主要國家的崛起之路，引發廣泛熱議，隨之出版的同名圖書至今依然暢銷各大書店。壓抑了一個多世紀的中國人民，更期盼的話題當然是“中國崛起”。按熊玠的説法，西元713年-1820年，中國是當之無愧的超級強國，是謂第一次崛起，而《大國復興》主要是講述當下的中國，是謂第二次崛起。該書英文版的書名其實是最好的注解（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

　　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鳳凰涅槃，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一，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的機會再次來臨。這種“反轉式”崛起與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的崛起有顯著不同。在現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歷史中，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曾經站在世界之巔，並在長期衰敗之後再度走向復興。

　　本書視野廣闊，視角獨特。許多關於中國的論著僅僅將中國視為普通國家，卻忽略了其綿延至今的文明及其對當代的影響。因此很少有論著將中國傳統與當代的政治社會現實有機地整合起來加以討論。鋻於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從未中斷的文明，作者認為理應去探尋其長壽的原因，以便了解過去與現在是如何相互聯繫，從而更全面地理解現實。同樣，很少有關於中國的著作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從文化、歷史、意識形態和社會科學的角度來全面分析中國的現實，而在其中，幾乎沒有將現在的發展視為中國的復興，更不用説將其與第一次崛起作比較並從百年屈辱史中吸取教訓。熊玠正是從中國第一次崛起的歷史出發，探討中國第二次崛起中出現的問題，這個獨特的研究角度，使該書具有了更為寬闊的全球視野，顯得與眾不同

　　中華文明為何長壽？作者認為許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中華文明比其他古文明存活更久，甚至能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不斷自我調整，這些要素大概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包括生態地理因素、半宗教因素（如“天”）以及歷史的巧合（如封建制度早于專制國家的建立），這些要素使中華文明在影響黃河流域以外的族群並使其融入漢族文化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第二類因素包括統一中國文化的儒家思想和沿用千年的科舉制度，這保證了朝代在更替中延續中國固有的政治社會秩序。而導致中華文明綿延不斷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其自身的包容性，以及其相容並蓄的能力。

　　舉例來説，正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使得絲綢之路兩端的兩個大國經歷了兩種不同的命運，西羅馬在蠻族的入侵中走向滅亡，邁入漫長的中世紀，而中國經過幾百年的民族大融合，最終，“和同為一家”，在唐朝開元年間第一次崛起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

　　中華文明近代何以衰落？在作者看來，清朝在近代走向封閉，儘管它在極盡可能地實現自我完善，卻沒有創新。它不知道遙遠歐洲發生的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文明，因此在中西文明發生碰撞時，便不可避免地一觸即潰。中華文明在近代的衰落本質上是農耕文明相對工業文明的衰落。

　　中國為何能夠再次崛起？這首先在於重拾“相容並蓄”傳統。中國在儒家文化崩壞後，迅速轉向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繼而接受市場經濟，並逐漸發展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如果説相容並蓄是優秀傳統，那麼改革開放就是這種特質在新時代的發展。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古今結合、中西合璧是中國道路成功的重要原因；其次是國家主導經濟的傳統。這一傳統最早可追溯到漢朝早期的鹽鐵專賣。國家主導經濟，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實施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同時，大型國有企業承擔了私人中小型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建設的主要維護成本；最後，龐大人口支援下的規模經濟、後發國家優勢、和平的發展環境、外向型的經濟等也是中國復興之路能夠成功的重要原因。

　　全面駁斥了“中國威脅論”。除了探尋中華文明再次崛起的根源外，駁斥“中國威脅論”也是本書的一個重點。隨著中國GDP成為全球第二，一些西方國家的相對衰落，“中國威脅論”又有了它的土壤。作者認為，這種“不自信”又“盲目”的態度，也能夠很好説明問題。

　　評價中國應該跳出固有的政治傳統。西方一些現實主義者擔心“中國威脅”只是基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的經驗，認為後起大國的崛起，往往導致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嚴重失衡，例如，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拿破侖時代的法國、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後俾斯麥時期的德國以及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等等。但問題在於，中國並不是第一次崛起的國家。

　　中國的第一次崛起是和平崛起，並未濫用權勢。在作者看來，中國第一次崛起能夠如此和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經濟的，另一個是文化的。第一，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擁有廣袤的土地和廣泛分佈的河流航道以及水系的支援，除了能夠自給自足外還有所盈餘，這就使得中國無需轉向海外市場以獲取更多資源，也沒有建立殖民地和以其他形式擴張的需要和野心。第二是文化原因，指的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決定了中國人相信以“王道”而非“霸道”服眾。謹記這一不濫用權力的傳統，就能更好地推測中國在復興時的表現。

　　中國在近代受盡了外國列強的屈辱。所以當這些積壓已久的對外國強權不公正的憤怒一旦爆發，便給予了中國人強烈地追求公平與正義的願望，並使其深深地同情世界上那些被肆意踐踏的國家。在熊玠看來，這正是中國從衰落的歷史中得到的教訓。所以在1944年制定聯合國憲章的時候，由於中國的堅持，憲章第二條第三款中才將“正義”一詞寫入。

　　中國的崛起將會帶來什麼樣的世界新秩序？總的來説，本書通過聚焦中華文明的第一次崛起直至19世紀中葉的衰落，來剖析中國的獨特性，以及中國復興對世界秩序的影響。反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反沙文主義，正是這新秩序的特質。除此之外，根基於中華文明基礎上的“以大事小”，也是重要表現。如中國對非洲及其他落後地區無償貸款及赦免債務等都是體現。這正是中國崛起所蘊含的“和平”文化基因，對世界現有秩序並不是威脅。馬丁 雅克所謂“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終結”等觀點，熊玠並不認同。

　　本書雖然名為《大國復興》，但熊玠似乎並不打算過多討論中國會不會復興、為什麼能復興，而是把復興當成一個正在發生的事實。而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只是時間的問題。中國GDP最晚于2035年趕上美國，之後至少20年內擁有與美國相稱的軍事實力，這正是熊玠在書中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