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喬新生，已經很多年，最初的時候，一位同事給了我他的資料，在喬新生的名字後面有一個括弧，裏面寫著“關注時事”。

　　關注時事的大學老師很多，而喬新生尤其多，或許這是那個備註的真正意義，哲學、法律、歷史、文學、宗教、社會、教育，乃至於明星，都是他關注的對象，並且每有獨到的觀點。

　　他説話喜歡羅列一二三四，唯有這一點，使他像一個老師，這也是他對自己的定義，他説，在老師之外，如果有人説我是一個思考者，這就夠了。

　　老師的境界

　　博學、尖銳、刻苦、忙碌，這是很多認識喬新生的人對他的評價，對於這些評價，喬新生説：“別人怎麼看我，我沒辦法左右。我對自己的評價，只有一句話，百無一用是書生。我就是個老師，這一輩子可能都將在大學度過了。如今年終，都喜歡做年終總結，如果給我自己做個年終總結，從一個教師的任務而言，教學、科研、提供社會服務，這三種我覺得應該都算得上不錯。”

　　怎樣做好一個教師，喬新生有他的判斷，他説“從教學而言，無非是把最深奧的知識用最鮮活的語言教給學生。教師有三種，第一種淺入淺出，多是初入道的老師，照本宣科。第二種深入深出，把深奧的只是講得特別深奧，讓學生不明覺厲。第三種深入淺出。怎樣才能深入淺出？這需要教師自己大量的閱讀、學習和研究，真正消化了知識，厚積薄發，並且廣聞博覽，觸類旁通。”

　　要做到深入淺出並不容易，這個時代，太過功利和浮躁，諸如大學教師走穴、演講、拿課題的批評比比皆是，喬新生説：“沉靜是不容易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社會最動蕩的時代，大學裏亦是如此，下海潮蜂擁而至，尤其是教法律的老師，因為有個律師執照，更多出去辦案打官司。我也有打官司，但並不以賺錢為目的，所以活動相對少，那個時候，我可以算得上是我們學校圖書館的最優秀讀者。”

　　大學教授變成課題教授的現象，也是當今高等教育屢遭非議的問題，喬新生説：“其實並非是大學教師不能做研究，相反，做研究本是大學教師的任務，問題是怎麼做，不要把研究當成賺錢的工具。做科研的老師也有三種，第一種在前人文獻的基礎上歸納管理，發現矛盾，提出建議，這是最令人佩服的，做足了工夫，真正要十年板凳才能做到。第二種是能把理論應用到實際，用知識分析現實問題，這樣的研究于一個社會有重要的作用。第三是建立自己的理論和邏輯體系，這是大才才能辦到，讓人高山仰止”。至於用課題賺錢的，已在等外，在喬新生看來，不算是真正的研究。

　　喬新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法學學者，社會評價家。

　　學者的本分

　　採訪喬新生時，他剛剛接待了一位鄂州來的公民企業家，這位農民企業家打了二十多年官司，如今求助於他，希望能夠獲得法律上的幫助。喬新生説，這樣的來客，基本上每週都會有，有時候找到家裏，有時候找到辦公室，以至於學院的領導都成了“接待生”。

　　一個學者，究竟是深藏書齋，還是參與到社會之中？這對喬新生來説並不是一個問題，他説：“提供社會服務本來就是研究者的任務，特別是像法律這樣和社會生活不可能割裂的領域，不參與到社會服務中，就很難真正明白要研究什麼，很難知道學術究竟應該如何發展。比如説研究法學的都知道有個純粹法學，它和當今中國法律中的問題有什麼關係，比較之後就會發現，其實有很多從未發現的東西。再如，《商標法》裏面有一個‘寬展期’，你註冊一個商標，期限是10年，10年到期之後要重新註冊，那麼問題是，到期以後沒有重新申請怎麼辦？在期限最後一天申請怎麼辦？或者有人也一起申請怎麼辦？就這樣一個小小的細節，一方面需要你一下子把《民法》、《商法》、《智慧財産權法》聯繫在一起，一方面還要有大量的實踐經驗。”

　　學者要提供社會服務，不僅僅在於具體的社會實踐，同時也在於為社會提供專業的知識和觀點。他認為，在大眾媒體上發表文章，遠遠要比在專業期刊上發表更有用，他説：“在一本只有幾千人看的專業期刊上發表論文，和在一份幾十、幾百萬人看的大眾媒體上發表觀點，哪一個對更多人有幫助，哪一個對社會更有影響，這是無需比較的。”

　　書齋和研究室裏的學者，固然不可或缺，固然有他的價值，但如果每一個學者都把自己藏在書齋裏，這顯然不是一個現代學術的狀態。喬新生説：“今天學科分類越來越細，人們總是會説我是研究什麼的，我不太贊同這樣的表達，因為重點不在研究什麼，而在於研究出來什麼，這個研究對社會又有什麼用？”

　　轉型的悖論

　　喬新生的文章總是特別尖銳，這為他帶來了許多矛盾的評價，喬新生説，他不在乎這些評價，但這些年，確實也減少了社會實踐和公共話題的參與，“一方面和年紀有關，以前正值壯年，更多熱情，現在該做減法了”。

　　做減法並非真正減少，而是希望能夠濃縮，他説：“第一個想把過去的所思所想，所研究的東西體系化。資訊喧囂的時代，也是資訊寂靜的時代，容易讓人徬徨，還要沉靜下來。其二是有一些新的想法和興趣，需要大塊的時間，需要深入地研究，比如宗教研究，比如轉型時代，比如改革。”

　　我們正處在一個社會變革的大時代裏，究竟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價完成轉型，喬新生説其實這並不容易，“《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説，當貴族們發起改革時，從未想到自己最終的命運是踏上斷頭臺。中國古代的商鞅變法，最終他自己被五馬分屍。這種托克維爾式的悲劇，其實也是人類歷史上改革的悖論。歷史上的變革，不論是激烈的動蕩，還是長期的膠著，在今天看來，都有太多的問題。那麼有沒有一種超脫的道路，這是一個很大的命題，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命題”。

　　轉型時代，社會問題重重出現，這對一直觀察社會、關注社會的喬新生來説，也同樣是一個宏大的命題，他説：“改革三十年，帶來了中國社會的高速發展，也産生了無數難以解決的問題，比如分配問題，由此産生的貧富差距，人們失去了幸福感。為什麼瑞典、挪威這些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國家人們生活得很好。他們也是公有制，但不是生産資料公有制，而是生活資料公有制，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全部免費，國家的公共服務非常發達。而我們在公共服務的提供上明顯不足，過去幾十年，我們把國企賣了，可是沒建醫院，所以醫院市場化了，人們看不起病；沒建學校，大學産業化了，高收費低水準；沒建更多的公共住房，所以房價飛漲，甚至成為很多城市的支柱産業。怎麼樣去改變，怎麼樣去讓人們生活得更好，我想這不僅僅是現在要思考的事情，也是要去做的事情”。

　　幸運的年代

　　對於社會問題的觀察和批評，對喬新生來説，最終的目的，還是想要這個社會變得更好，他説：“作為一個學者，我想我有倖生在這個時代，這個波瀾壯闊的改革年代。並且也以研究為幸福，每天都能發現新的事情，每天都在想如何去解決新的問題，每有所得，便是最大的快樂”。

　　“用講課影響一些人，用文章再影響一些人”，喬新生説這是學者的本分。“農民的作品是種出白花花的大米，工人的作品，是造成萬噸巨輪。學者不一樣，只要研究明白、解釋清楚哪怕一個小小的、卻又真的和人們息息相關的問題，就是對社會的貢獻了”。

　　檢索喬新生的著作，不太像是一個人寫的，因為這些書涵蓋了歷史、宗教、法律、社會、哲學、經濟等等諸多領域，喬新生説：“錢鐘書説通感，今天的時代，學術劃分越來越細，但實際上跨學科現象也越來越多。而且真正要觀察社會，要想明白哪怕一個小小的社會問題，都需要更廣闊的知識和視野，因此，更多的閱讀其實正是今天所需要的”。

　　儘管在做減法，發表的觀點慢慢少了，但是關注社會的熱情並沒有減退，喬新生説：“我喜歡寫日記，從小學開始，一直至今，以前寫在日記本裏，後來寫在電腦裏。有學生開玩笑説，喬老爺子你對社會話題的反應總是那麼快，我説我其實早有所感，只是你問的晚而已。一個人年紀越大，看的越多，條條框框也有越少，越覺得海闊天空，就不太想再去重復以前的話，反而想要進入更加廣闊的世界。我替農民工打官司，最多的一次，有120個人，看到他們，就知道能做的事情其實太多。也才能明白，一場場的官司，解決的是一個個的問題，怎麼樣才能找到解決根本的方法，我想這也是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去做的事情”。

　　晨報記者 周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