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新書《天下歸仁：王蒙説<論語>》封面 （資料圖）

　　人民網北京1月21日電 （陳苑）繼《老子的幫助》《莊子的奔騰》等後，當代著名作家王蒙近日推出新書《天下歸仁：王蒙説<論語>》，這本書承載其八十載人生心得，對儒家經典《論語》進行了精彩絕倫、睿智深刻的“王解”與“評點”，再現了《論語》的微言大義，盡展大師風采。

　　精彩書摘：

　　斯文濟世，天下歸仁

　　一種文化，一種文明，多有對於幸福與美好生活的追求。當然也會有禁欲、壓制與更多地強調犧牲、把美好夢想寄託彼岸的講求，還有宣揚顛覆、仇恨、“聖戰”的激越。前者壓制，是為了精神純潔與神聖化，是道德完滿的代價，或是為了死後另一個世界的無限幸福；後者顛覆，則是由於對現存秩序與文化主流的否定與絕望。歸根結蒂，文化的追求在於光明、幸福、美好、正義、“天國”。孔子説顏回是：“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這也是夫子自道。尼采的説法則是：“理想主義者是不可救藥的：如果他被扔出了他的天堂，他會再製造出一個理想的地獄。”

　　中華文化傳統形成離不開孔子，離不開儒學、與儒學共生互爭互補的先秦諸子百家以及數千年來沒有停止過的對於儒學的陳陳相因的、時有閃光的解讀與論爭。優於斯，劣于斯，疑于斯，習于斯，安於斯，欣欣于斯，凝聚于斯。中華傳統文化的格局奠定於東周時期，茲後兩千多年，到鴉片戰爭發生，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孔子年代，天下大亂，中央政權式微，五霸七雄之類諸侯國家縱橫捭闔、血腥爭鬥、計謀策略、陰陽虛實、會盟火並，眼花繚亂。各侯國權力系統、思想戰線，圍繞著爭權奪利打轉。失范狀態造成了民不聊生的痛苦，但也造成了群雄並起、百家爭鳴的政治、軍事、思想、文化競相爭奇、碰撞火花的無比興盛。

　　國家不幸百家幸，國家多難，英雄輩出，自古已然。

　　孔子生活在這個爭鬥時期，他宣揚的不是自己主張的必勝性、強力性、面貌一新性、卒成大業平天下性，而是斯文性、君子性、復古性。

　　孔子、老子，都是逆潮流而動，意欲挽狂瀾于既倒。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匡地遇到危難，他相信只要上蒼無意滅絕斯文，只要上蒼還要延續文脈，就不會讓他罹難：他是斯文的救主，他是斯文的最後幾近唯一的火種，他活著的使命在於延續與重建斯文，從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從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他認為能夠帶來幸福與光明的只有道德文化。可能因為當時人口問題尚未過分地困擾著先人，痛苦不在於生産力滿足不了人民溫飽的需要，而在於人間血腥醜陋陰險危殆的紛爭，在於天下大亂，在於禮崩樂壞，在於貪慾膨脹，在於觚不觚：名實相悖、觀念混亂、是非不分、秩序與好傳統蕩然無存。

　　孔子也認為關鍵在於人心，人的事情，心決定物，人心大治，自然物阜民豐，溫飽無虞。孔子説：“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他憂的是這個。不幸的是，或者説可巧的是，這話好像是説兩千數百年後的今天。

　　就是説，孔子認為天下大亂的狀態屬於世道，世道凶險因於人心，心性隨社會發展而複雜化、邪惡化、失范失衡化與歧義化：貪慾、乖戾、怨毒、爭利、暴力、嗜殺、陰謀、詭計、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正在毒化我們的生活與身心。扭轉乾坤、解決這些問題的抓手是文化：權力系統要懂得從民人的心靈深處挖掘美好善良，將之提升，要依靠人性自有的美好本能，從孝悌親情入手，推己及人，及于恕道，用仁心統帥與提升孝悌忠恕禮義廉恥誠信寬厚勤儉謙讓恭敬惠義好學敏求……從而取得認同，取得道義優勢，佔領仁德高地，緣人性民心坐穩天下；而後乃教化天下，首先是教化君子，教化權力系統自身。權力系統的君王、大臣們接受了孔子的學説，則會因掌權而痛感仁德的重要性，因認識到仁德的重要而受到教化，而成為全民的道德榜樣，從而取得統治的合法性與説服力。

　　孔子認為權力的根基在於仁德，仁德的來源在於天地的榜樣與啟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待載物。”權力首先不是如林彪所説的“鎮壓之權”，而是教化之權，示範之力；叫作“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叫作“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用政策與行政治理來引領民人，有刑罰來管束民人）遠不如“道之以德，刑之以禮”（用道德教化引領民人，用禮法管束民人），前者“民免而無恥”，能讓民人躲避懲罰，卻不能培育民人的是非羞惡之心性；後者“有恥且格”，才能讓民人培育廉恥，克服不端，心服口服，優化心性。

　　如此這般，孔子的理念是斯文救世，救國救民：用仁德代替兇惡，用仁政代替暴政，用王道代替霸道，用博大仁愛之心代替狹隘爭拗之心，用善良坦蕩規矩溫文爾雅取代邪惡放肆忤逆野蠻詭詐的亂世惡相。

　　這放在今天大概就是軟實力與巧實力，然而遠不僅如此，軟與巧不過是人的聰明心計，而孔子的路線是天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仁德來自天命，天，才是終極的“高大上”，乃能“行健”，乃“自強不息”，能“厚德載物”，具“好生之德”，使“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仁德的典範則屬“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老子孔子都嚮往“無為而治”，這與千載後世馬克思主義共産主義社會國家消亡説、與現代社會小政府大社會説、簡政放權説……遙相呼應。

　　仁德首先是心性，又不僅僅心性。它們外化並強化為禮，即行為範式，社會秩序，尊卑長幼規矩；外化為君子的斯文風範，君子的彬彬有禮、文質彬彬。這就叫以文化人，這就叫尚文之道。這就叫以德治國，以文治國，以禮治國，政治文明，斯文濟世。

　　“誠于中形于外”：倫常哺育孝悌，孝悌昇華為仁德，仁德是核心，構建文化，文化表現為禮法，做事、舉止、進退、直到容貌、面色、身體姿勢與表情，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規中矩，一絲不茍。尤其是君臣父子，恭謹誠敬，慎獨慎微，沒有給放肆混亂、倒行逆施留下餘地。

　　在禮的推行上，孔子十分重視面容表情，提出“色難”命題，他重視苦練內功，他要抓靈魂，要培育“無違禮”、“三月不違仁”的喜怒哀樂與面部表情。直到當代，我們講到人們一些不喜歡的人、説法與文字的時候稱之為“面目可憎”。中華民族某些傢夥的“面目可憎”問題，已經存在至少兩千五百年。消除可憎面目，是我們至今仍在奮鬥的歷史重任！

　　孝發展而為忠，其理自明。悌發展而為恕：“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順理成章，不由得你不喝彩。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由內及外，“鬱鬱乎，文哉！”（本是孔子稱頌周禮語）

　　孔子説：“吾道‘一’以貫之”，這個“一”就是道，這個道就是仁，這個仁就是德——仁義——文化——仁政——禮治。這個道是誠意也是正心，是修身也是齊家，是治國也是平天下，是忠恕也是仁義禮智信，是恭寬信敏惠，是溫良恭儉讓，是四維八綱——“禮義廉恥”或者加上“孝悌忠信”，是四德“恭敬惠義”，是克己復禮，是忠孝節義也是浩然正氣，還可以加上一切中華美德，一通百通，一美俱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