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篇小説觀察——

　　被製造框框的魔法師定格了

　　一種有害的小説套式

　　中年危機的主題為一大類，如唐穎的中篇小説《當我們耳語時》，寫中年女子建平在北京飛機場等待飛往美國中西部的時候，因為飛機延誤而遇見了舊時的男生金默。於是，在飛機延誤的這幾個小時裏，建平回憶了漫長的過去。飛機來了，兩個人説了拜拜，各自推著行李登機。

　　尹學蕓的中篇小説《玲瓏塔》寫中年女子朱環的雜亂情感生活和無所適從的人生，她的上司在覬覦她的肉體，她的第二位丈夫是一個無賴，但她依然天真到有些犯傻的程度，這不是她智商不夠，而是社會對一個女性、尤其是已婚並離婚女性的天然逼迫。生活在這種逼迫中，朱環的生活破碎不堪，一派狼狽，她又離婚了，然後整個世界一片灰暗。

　　弋舟的中篇小説《所有路的盡頭》寫三位年輕時代關係密切的青年：尹彧、邢志平、丁瞳三人的複雜關係，到了中年之後，走向了各自的人生盡頭——但邢志平的人生則更為脆弱，雖然他下海發財，並擁有自己的財富。本來看似有各種道路的世界，最終都歸為單獨的一條，而且是斷頭路。在這部小説裏，弋舟暗藏著一些特殊年代的記憶，不是發表時“有刪節”，就是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已經主動“揮刀自宮”了。小説試圖探索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但這個世界最後一片空白。這幾部小説，似乎都是中年人對人生的一種特殊的感受，遺憾的是它們沒有帶給我一種更為愉悅的閱讀享受。這些小説所涉及的世界，沒有一項需要我開動自己的腦筋去想像，去思考，小説結束，世界就結束了。

　　青年作家霍艷的中篇小説《無人之境》寫中年男人楚源和年輕女子柴柴的不倫之戀。這樣的“出軌”或者“私奔”的故事，在很多小説裏都有。“不倫”並沒有形成對整個世界的發問，而停留在自我的重復之中。故事最後，楚源和柴柴去遠方，在一個酒店裏，形成了最終的肉體現實，故事飛起，落下，如蒼蠅駐集在腐爛的飯菜上。

　　青年作家張悅然的中篇小説《動物形狀的煙火》寫潦倒畫家林沛的無聊生活。他曾經風光過，被畫商捧為未來的大師，與各類女子有性事，樂事，婚事，離婚事，然後忽然就潦倒了，那些曾經圍繞在他身邊的畫商，忽然成為路人。小説的結尾，林沛在“無良”畫商家忽然對那個被收養的女孩産生了強烈的認同感，於是打算帶她悄悄溜走，最後卻被關在了車庫裏——這很有趣，也可以解釋為一個隱語。但淡淡的，更多的東西，並沒有凸現出來。

　　中年危機和不倫之戀，我覺得是一種很有害的小説套式。這種套式在情感上貼近所謂的現實，並被這種缺乏指向的現實所消化，成為現實的殘渣。作家無法在所謂現實中掙扎地跳出來，也同樣成了被消化的食品，與現實同歸於盡。不僅不壯烈，反而最終發出了一種排泄物特有的氣味。世界在這裡是扁平的，但在米蘭昆德拉那裏是多元的，在馬爾克斯那裏是魔幻的，在莫迪亞諾那裏是謎語般的，在村上春樹那裏是青春迷離的。

　　商業社會勢不可擋

　　“現實”成為思考一切問題的手段時，“現實”思維的局限成為了現實，而且變成了極度的功利主義現實。“現實”觀，可能是一種客觀存在，也可能是一種主觀意識。在文學藝術裏，現實可能有多維度，但在唯物觀裏，現實只有一種。

　　“現實”不是接近於無限的真實，就如同真空也只是相對真空一樣，“現實”在文學中，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不同作家那裏講述出來，“現實”應該呈現不同的真實片段。最終，這些真實的材料，不一定能拼接成一個完整的、可靠的“現實”。在二十世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鐵板一塊的“現實”已經從哲學家和文學家的腦袋裏飛走了。這貌似艷麗的蝴蝶，枯死在蝴蝶泉的樹上。

　　經過30年狂飆突進的經濟發展之後，物質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主控力，“物化”和“拜物教”從政治教科書中跳出來，獲得了肉身，成了現實。商業社會勢不可擋地成為我們人生中最大塊的一部分。

　　很多小説寫到商業、商戰、欺詐的內容，是可以意料的。作家田洱的中篇小説《長壽碑》寫一個縣城的縣委書記為了發展地方經濟，而採用了各種特殊手段打造“長壽之鄉”概念的故事。故事中的地方文化人老呂寫得很生動，他熱情，有理想，最後成為了一個真心實意的造假高手。作者在這裡人物與故事展開得都很充分，語言上也極有特點，耐咀嚼。

　　作家哲貴的中篇小説《討債人》則寫經濟衰退之勢下的人與人之間的脆弱關係。眼鏡配件廠商林乃界和做放貸生意的林上水、做健身會所的蘇海嘯、做美容院的諸葛妮是三十年的老友，林乃界和諸葛妮之間，還存在著奇特的戀人關係。懾于稅務所副所長胡可去的淫威，每次眼鏡廠老闆趙來來白拿林乃界廠子的眼鏡架，他都不敢吭聲。林乃界打算關閉廠子時，想討回趙來來欠下的五十多萬債款。故事就在這反反覆復的折騰中展開，到了無法解決的絕境。最後，林上水想了一個高招，給胡可去設套，偷拍了他的色情錄影。但誰也沒想到，最後林上水把幾個三十年老朋友的錢都卷跑了。這個故事把當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脆弱關係，寫得很生動，而不絕望，甚至有些小的幽默——那一碰諸葛妮就陽痿的林乃界在全部身家都被老友騙走之後，忽然發現自己行了……

　　2014年另有一些作家獨闢蹊徑，如鐘求是的中篇小説《我的對手》關涉諜戰內容，寫“我”曾經做過“間諜”，但因為訓練時一次低級錯誤，被分配到一個很無趣的部門研讀信件，而與他一起參加培訓的兩位朋友，卻在本行裏做得風生水起。於是，“我”做了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創造了一個“泄密”事件，然後自己發現了這個秘密，並獲得了三等功。當一年之後，這件“間諜”案被偵破，“我”被開除了，變成了作家。一次，我來到美國愛荷華國際協作中心訪問，忽然産生了一種特殊的衝動，他有意地給國內的前同事打電話，引起美國特工的注意。這個故事，在最後走向了另外一種可能，讓現實成為一種特殊的敘述。

　　作家張慶國的中篇小説《馬廄之夜》寫的是發生在雲南的一個“歷史”故事，日軍入侵雲南，當地一名精通日語的醫生，成了“太君”的翻譯官，還被強迫去找“花姑娘”，而成了人民的公敵。作者採用了“探秘”的形式，把這樣的一個“隱秘”事件發掘出來。那個女主人公“我母親”小桃子的敘述角度，多少有些《紅高粱》的意味。但張慶國沒有莫言的膽量，在小説的末尾，取消了這種冒犯勇氣，而把故事歸為歷史和現實。這樣，小説就遭到了故事的平暴，成了一種自我的妥協品。

　　作家萬方的中篇小説《女人梨香》寫“舊時代”被包辦婚姻的女子梨香的特殊命運，敘事很紮實，平穩。這樣一個黯然的人物行走在歷史的邊角料裏，成為一個亮點，同時也僅僅是歷史的一粒塵埃。作家不在歷史與現實中尋找那些令人緊張的對抗性力量，而是磨平這種對抗性，把歷史、政治、現實，都儘量剝離，而企圖保鮮人性。但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現實和思想衝突的産物。缺乏思想和歷史現實的衝突，人性就成了一張白紙。

　　青年作家常小琥的中篇小説《琴腔》發表後得到一些選刊的關注。小説具有濃烈的京味氣息，對京劇、二胡、唱腔等的描寫，都很生動，並能結合進琴師秦學鐘、武旦雲盛蘭和劇團官員岳少峰的不同人生走向中，以平緩而有味道的敘述，把幾個人物關係，講述的錯落有致。小説一開始，性格老實的琴師秦學鐘一齣場，就很有氣息。作家顯示出了駕控結構的能力，讓岳少峰和雲盛蘭以不同的態度、性格加入，形成了一個複雜的劇團氣場。

　　簡單粗暴的物質現實主義

　　小説是什麼？這是個古老的問題，又是每次都會被問到的問題。我每年讀海量的小説，讀得有些麻木了。但這個問題仍然能把我難倒。

　　這確實是很難三言兩語就説清楚的問題。要判斷一隻水果的好壞，只要把它放進嘴巴品嘗；要知道一件衣料的優劣，最好放在手掌裏摩挲。但小説不能用聲、色、味、觸、覺這種方式來判斷，更不能給出一個具體的數學方程式。

　　不過，語言是小説的皮毛，小説好不好，還要看語言的運用。

　　據説有人請教文物鑒賞家、收藏家王世襄先生，怎麼才能懂得一件黃花梨傢具的好呢？王世襄先生説，你在黃花梨傢具堆裏摸上三天，就懂了。

　　小説很難説一二三條標準來判斷優劣，説標準的大多是冬烘先生：如小説“要寫底層”，要“貼著地面飛行”。什麼叫做寫底層？你是高層，心懷悲憫來關心底層？或者你是底層，自憐自愛萬般婉約？又如何“貼著地面飛行”？不怕飛得過低，一腦袋撞墻上麼？還有人説要“寫生活”“寫現實”，我不禁要問：誰的生活？何種現實？

　　當今的小説大多脫不了上述的所謂“現實”、“生活”的框框，仿佛是被製造框框的魔法師詛咒了。作家更應該深入地研究何為“現實”、什麼是“生活”，而不能只對發生在地面上的某些聲響奉若大事。社會上發生什麼，小説裏就寫什麼，這樣，本來豐富、立體的世界，就被簡單粗暴地壓扁為“物質現實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