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首演之夜，王安憶談話劇《長恨歌》——

　　好作品還需時間慢慢沉澱

　　距離原版本最後一次上演已經8年，作家王安憶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品《長恨歌》再次走上話劇舞臺。昨晚，歷時3個小時的《長恨歌》謝幕之時，作家王安憶成為全場焦點。人們對她的到來，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還有一些人對她繼發佈會現身後再度出現在劇場感覺意外：這可不就是那位連自己出版新書都不見得願意為之站臺的女作家！

　　咫尺之遙的舞臺是個別樣的世界

　　多年來，王安憶一直保持著本色：不説不願説的話，不出席沒興趣的場合，好就説好，不好也直言不諱。昨天，當該劇導演蘇樂慈請她到臺上來時，她直接表達了心中的感受。她表示，《長恨歌》能再次回到舞臺，實在是件非常讓人高興的事，“雖然這已不是我第一遍看她，但看到自己筆下的人物能活在舞臺上，心裏依然非常激動”。與此同時，王安憶也對記者表示，好作品必須經得起時間的沉澱，等今年5月份編劇趙耀民從加拿大回來時，一定要“抓”住他將劇本再改改。《長恨歌》修改的餘地還很大，需要繼續磨。

　　8年來，觀眾換過一撥又一撥，《長恨歌》在小説之外，分別以話劇、電影、電視、繪本的方式被反覆表現。然而，對原著者來説，這個從舞臺上跑出來的“孩子”，既熟悉又陌生，是新朋友又是舊相識，是今事又是過往，仿佛從頭寫又仿佛再次讀。王安憶談及，話劇作出了非常忠於原著的創作，並且增加了頗多的喜劇色彩，而以喜寫悲是編劇趙耀民進行的頗具意味的二度創作。這得到了王安憶的讚賞：“這麼一來起到了很好的劇場效果，使這麼一個悲劇不顯得沉悶；而以喜來寫悲更顯張力，這是改編成功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王安憶小説《長恨歌》結尾和話劇結尾都提到了鴿子。舞臺上，王琦瑤被害，大幕落下，“鴿子照常從波濤連綿的屋頂飛過，花開花落。”這是旁白的聲音。鴿子飛翔在城市上空，它們是見證者；誰又能説鴿子飛來飛去，每天在固定的地方畫圈，不是帶有一些絕望呢？在小説《長恨歌》裏，散落著許多這般意味無窮的描寫，趙耀民曾經説，王安憶是用一肚子的浪漫主義創造了一個世俗的世界。這些，對小説來説是翅膀，對話劇改編卻是難題。

　　“怎樣把言外之意做齣戲來，編劇和導演都盡力了。”王安憶表示，“就像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萊特，我不敢説目前呈現的王琦瑤就是我心中的王琦瑤，但至少這個人物是站住的。她或許是蘇導的王琦瑤，又或許是趙耀民的王琦瑤。其實，我並不十分在意它有沒有完全地體現了我的小説，我的小説哪怕有一點點在舞臺上立住了，我已足夠高興。”

　　王安憶鍾愛戲劇是圈裏出了名的。在劇場邂逅她的幾率極高，她對戲劇那種小女孩般的憧憬和喜愛，多半來源於她的父親。很多人知道作家王安憶的母親是作家茹志鵑，但很少人知道她的父親王嘯平先生就是上海人藝的著名導演，曾執導過話劇《白毛女》《杜鵑山》，並且把《霓虹燈下的哨兵》第一次搬上了上海的話劇舞臺。“我對劇場不陌生，小時候，父親常領我去劇場，他工作的時候，我就四處轉轉，也有不少演員會到家裏來玩，一起暢談。”年幼時的耳濡目染，讓王安憶始終對舞臺充滿感情。她説：“我非常關心話劇《長恨歌》的排演和演出，這是因為我非常喜愛舞臺，我覺得舞臺和我只是咫尺之遙，可它就已經是一個別樣的世界。《長恨歌》寫于20年前，當時的情景已成惘然，後來的生活覆蓋了它。話劇又將它推到我的跟前，真是一個奇妙的相逢。”

　　這一版的遺憾是丟失了一些“樸素”

　　《長恨歌》的出現，來自於一段流言的存在——一個選美小姐出身的女人，死於非命。王安憶透露：“寫《長恨歌》的時候，我只是感性地被她的故事所吸引，她的意義是在事後去回想的。有人問我，年輕時候的王琦瑤有沒有夢想，我當時斷然回答，沒有夢想，她只有現實。後來我又想起這個問題，我依然堅持她沒有夢想。只是，隨著生活的進程，現實越來越變得像一場夢，她就成了夢中人，最後的結局就是夢醒。”

　　對於王琦瑤的扮演者張璐，王安憶給予了肯定。“她的進步是非常非常大的，8年前我的一個日本戲劇界朋友來看戲，看到張璐的表演覺得她太年輕了。他説，在日本，寧願選一個年紀大的演員來演年輕的角色，這樣更有把握。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看到了年輕演員的成長。如今的王琦瑤比8年前好得多。”

　　一場繁華上海的遺恨和舊夢，是被王安憶一點一點用非常日常的素材“堆砌”出來的。“樸素”是她反覆跟記者強調的兩個字。如果説有遺憾的話，她認為這一版丟失了一些“樸素”。但是，長恨不正在於“有些我們無法控制的變化在發生著嗎”，對於有人説小説回避了許多現實社會中的重大歷史事件，王安憶不認同。她説：“歷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成的，歷史是日復一日、點點滴滴生活的演變。我是個寫小説的，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小説這種藝術形式就應該表現日常生活。在這方面，話劇唯有比小説走得更徹底一些，這是話劇本身的特質決定的。”

　　每天早晨寫作，下午閱讀，晚上休息。王安憶就喜歡這樣的日常生活，也愛著舞臺上的不平常。這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如同她這個人，似乎是難以言盡的。在《長恨歌》再度演出的發佈會上，有記者問她：“這一版與此前那一版相比發生了哪些變化？”王安憶的尖銳瞬間爆發，她説：“為什麼非得關注變化？好的作品只需隨著時間慢慢沉澱，我們對時間的態度為什麼變得那麼急促？我是寫小説的人，我認為文學追求的正是那些永恒不變的東西。”記者 陳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