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錢理群一直堅持魯迅的批判精神。 新京報記者 秦斌 攝

　　12月12日，北大教授錢理群在“‘錢理群作品精編’系列出版座談會”上向學術界告別。20日下午，錢理群在三聯書店以“我與青年”為題再次演講，向青年告別。錢理群在短時間內的兩次告別，引發了廣泛而熱烈的迴響。近日，本報記者採訪了他。

　　繼向學術界告別之後，12月20日，學者錢理群再次向青年告別。在三聯書店書籍和青年圍成的一方“講臺”，錢理群做“我與青年”的演講，他的學生邵燕君坐在前排。2002年6月退休之時，向北大學生告別，她也坐在臺下，並向老師送了花籃。

　　事實上，錢理群已經多次，面對不同的人群，揮手告別。如同魯迅筆下的過客，他被某個聲音指引，不斷前行，接下來的寫作，除了面向自己，便是面向未來。他也一次次表明自己不理解90後及更年輕的一代，只能抽身遠離。

　　演講結束後，一位90後女生給錢理群獻上了鮮花。

　　談告別背後

　　“完善一個有現實關懷的自我”

　　“我覺得這個……不談告別的話題！”告別青年的演講開始前，錢理群和新京報記者在“老北京”餐館見面，他落座不久，即對記者説。12月12日，他在“《錢理群作品精編》系列出版座談會”上向學術界告別，在他看來，這只是一個尋常的發言，“在很小的範圍裏那麼一説”，經過媒體的傳播，卻迅速“鬧”成熱門話題。

　　對於這一突如其來的“新聞”，錢理群用一個詞形容——“害怕”，他“特別害怕”成為公眾人物。告別的話題被廣泛關注後，他接到了很多媒體的採訪邀約，但絕大多數都予以拒絕。目前，他最大也是唯一的要求，是：“誰也別注意我，讓我安靜下來，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這種告別，只是一種外在的告別，“內在的精神不會變”。錢理群邊夾碗裏的菜，邊對記者説：“像我這樣的人，不關心現實是不可能的，但我希望能安靜下來，用我最後的時間，來完成和完善我自己。”“完成和完善自己”，正是向學術界告別時談到的重點。為此，錢理群強調自己只是告別學術界，並非告別學術，他還有八九本書要寫。

　　這些年，錢理群不斷告別，向“民間思想村落”告別，向北大告別，向中小學教育告別。向前者告別時，他寫道：“我覺得，我是一個過渡性的人，我應該退出你們生活的舞臺了，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為你們繼續前進的一個阻力或者負擔。”如今向學術界告別，12月20日又向青年告別。

　　“告別”成為他晚年生活的關鍵詞，每一次告別都“很痛苦”，也反映出他身為學者的言説困境。“這太正常了。我現在和青年的關係，是爺爺和孫子輩的關係，你尊重爺爺，但他並不懂你。説老實話，我和孫子輩談到這個份兒上，還有人願意聽，已經很不容易了。得見好就收。”錢理群説。

　　他一直記得導師、北大教授王瑤的一席話。“你作為一個人，應該清楚你要什麼，不要什麼，因此，你就必須能拒絕誘惑。”王瑤説。時值1981年前後，作為王瑤助教的錢理群，被認為處在一個相當有利的位置，“會有很多人找你寫文章、開會”。

　　“對於一個正在往上發展、勢頭很好的年輕人來説，這句話的分量，你想想看！否則，你做了很多次演講，你出了無數的書，看起來已經很輝煌，但是到最後，你心裏很悲涼，因為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沒有完成。”錢理群説。他覺得，在某種意義上，他一直遵循著王瑤的教導。“這次也是這個意思！”他放下筷子，提高了聲調。

　　採訪時，錢理群説得最多的一個詞語是“自己”，表現在研究和寫作上，即出於自己的精神需要，“它當然同時作用於社會，但我更追求的是自我精神的完善。”

　　錢理群出生於1939年，成長于紅色年代，親歷了“反右運動”、“文革”等。如今人們所理解的“自我”，更著重于“我”，但錢理群這一代人，無論怎樣強烈的自我，都被時代偉力改變，和國家的前途、民族的選擇緊密聯繫在一起。“我要完善自我，是完善一個有現實關懷的自我。”錢理群説。

　　談個人信念

　　“烏托邦有價值，但要明白它只是烏托邦”

　　此番告別之後的寫作，錢理群強調是面向未來。“我現在所關注的問題，我所思考的東西，不一定為現在的人所關心。但是我覺得，就像現在的人回顧‘五四’，甚至回顧八十年代一樣，遲早我們的後代會關注眼前這個時代。”錢理群稱，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為後人留下另一種聲音。

　　孫鬱等多位學者覺得，錢理群像魯迅筆下的過客，只知道不斷朝前奔走。“至少我很受魯迅的‘過客’的影響。我總覺得前面有個聲音在指引我向前走，但前面究竟是什麼，不知道。更強調過程，意義在走。背後包含著魯迅的‘反抗絕望’的哲學。”説完，錢理群自己點了點頭。

　　青年時代，錢理群這一代人面前，聳立著一個明確的目標。後來，這一信仰幻滅了。錢理群對此有過深刻剖析。在他看來，信仰是彼岸的追求。“我們那一代人最大的教訓，是不能分清彼岸和此岸，我們相信彼岸能夠成為此岸的東西，但事實上，天堂變成此岸就成為地獄。彼岸的世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否則不叫彼岸。”

　　信仰坍塌之後，無力感、虛空感掏空了幾乎每一個人，人們對“彼岸”整個予以否定。“但是我不！我還是年輕時的那是個信仰，但我很清楚，那只是彼岸的東西——可以接近，永遠達不到。”錢理群説。正因如此，信仰所産生的精神力量在他身上沒有完全消失，仍然支撐著他。用學生余世存的話來説，他逃不過時代的宿命。

　　“講具體一點，我們那一代人有一個簡單的理想，是消滅一切人壓迫人、人剝削人、人奴役人的現象。以前我們以為，現實生活可以做到，但現在發現，這永遠存在，甚至社會的每一個進步，同時帶來新的奴役，比如説網路，就是這樣。”錢理群解釋説。

　　在他眼中，自己的這一信仰——“如同北斗星照亮”——對現實具有極強的批判性。對教育制度，對歷史文化，他都提出批判意見，但不像魯迅，論戰時樹敵眾多，甚至因此影響身體健康，而是採取“不點名戰法”，從不點出具體的名字。“這沒有削弱戰鬥性，反而避免了很多無謂的東西，也減少傷害他人。”

　　“凡是社會中出現壓迫、剝削、奴役，都是我批判的對象”，錢理群認為這是自己的信仰價值之所在。更進一步，他始終覺得烏托邦自有價值，甚至需要一個新的烏托邦，問題在於，要明白烏托邦只是烏托邦，不能為社會現實提供具體方案。

　　錢理群稱，在這一信仰驅動下的批判，同時有所建設。“壓迫不能避免，但你可以減少、防止。我覺得一個理想的社會是可以做到的。”説著，錢理群笑了笑。在當日告別青年的演講中，他試圖呼籲青年重建理想、信念、信仰，並提出兩個建議：自由地讀書；沉潛到社會底層，與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