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錢理群先生在“《錢理群作品精編》系列出版座談會”上向學術界告別，引起廣泛而熱烈的迴響。昨日下午，錢理群在三聯書店以“我與青年”為題再次演講，意在向青年告別。

　　以下為部分演講實錄。

　　我是站在80後這邊，我就起來為80後辯護。我的説法也很特別，我説從我的研究出發，我研究中國百年曆史的時候就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幾乎每一代人都不滿意下一代，而且不滿意的理由都差不多。

　　我記得一次上課後，有一個學生跟我説錢老師我太喜歡你的課了，聽完課一星期裏我們寢室裏全是你的聲音。我一聽，説“糟了”。也就是説我控制了這批學生，他的思想跳不出我進課的範圍，這和我的初衷非常不一樣。

　　我在臺灣講，坦白講在大陸跟青年見面我是戴著面具，包括今天在內，我並沒有把心裏所有的話全部講給你們聽，我最重要的思想可能沒有説。什麼原因？就是害怕影響你們，害怕誤導你們。

　　—錢理群

　　一個説法

　　幾乎每一代人都不滿意下一代

　　2002年我在北大退休前最後一批學生是1980到1983年出生的學生，這樣我就有機會接觸了80後的學生。但我真正關心80後的學生是退休以後，2006年到北大演講題目就是“如何看待80後這一代”，也就是説我2006年開始關注80後的學生。是因為我看了《中國青年報》的調查報告講了兩點引起我的注意，第一據統計現在80後的青年有2億人，這把我嚇了一跳，2億青年，而且他們要成為國家的主導力量，這批力量是不可忽視的。

　　另一方面，當時圍繞著如何看待80後，社會上有一場爭論，或者説社會和80後自己有一場辯論。社會上這麼評價80後，説80後的特點，一是生活離不開網路，一是重視外表，講究穿著，這個80後自己大概也認可。但問題如何評價？社會上説80後永遠以自己為中心，道德觀念、是非觀念、責任感不強，總是高估自己能力等等。而80後不服氣，他説我們非常陽光，哪像你們那樣？因此80後就提出呼籲，請別誤讀青年。

　　你們可以想見，我是站在80後這邊，我就起來為80後辯護。我的説法也很特別，我説從我的研究出發，我研究中國百年曆史的時候就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幾乎每一代人都不滿意下一代，而且不滿意的理由都差不多。

　　當年五四的一個代表人物劉半農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老實説了》，他瞧不上30後的人，30後的人第一不愛讀書，又喜歡罵人，30後的人就跟劉半農吵得一塌糊塗。我是30後出生的，大概就屬於劉半農不滿意的，又不讀書，又愛罵人的人，但現在我不是成了大家心目中尊敬的人了嗎？所以我就得出結論，為下一代人擔心實在是杞人之憂，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問題，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終得靠他們自己解決問題。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時間，這是我的兩個基本信念。

　　2006年到現在八年，八年後人們對80後的評價大不一樣了，80後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的中堅力量，而且社會已經承認他們了。倒是80後又有資格來批評90後了，理由也差不多了，你們不讀書又喜歡罵人。

　　兩大懺悔

　　我這個人脾氣很好，但當時突然憤怒了

　　我上課很受學生歡迎，同學們聽課的熱情和迷戀，我既感動同時也很擔心，會引起我的煩心。我記得一次上課後，有一個學生跟我説錢老師我太喜歡你的課了，聽完課一星期裏我們寢室裏全是你的聲音。我一聽，説“糟了”。也就是説我控制了這批學生，他的思想跳不出我講課的範圍，這和我的初衷非常不一樣。

　　有學生説非常喜歡聽錢老師的課又怕他控制我。怎麼辦呢？我就坐在教師的角落裏，不敢正面對著他，免得被他控制。

　　我覺得這是反映了一個啟蒙主義者一個內在的矛盾，因為你既然是啟蒙主義者，你的言説當然希望有一定的説服力，要有吸引力。但另外你這種吸引力如果變成控制力，就會導致對你對象的壓迫。我的課氣場非常大，你不能完全投入，你要反抗。作為啟蒙者，你作為教師，特別是你逐漸具有權威性，當你成為學術權威或者教育權威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你是有權力的，你對學術權力教師權力必須保持警惕，如果濫用權力你會成為新的擋路石，而這正是我高度警惕的。所以，我一生中有六大懺悔，其中一個懺悔就是我跟學生的一次交往。

　　有一次博士生考試，那個學生一坐下就滔滔不絕地講自己的想法，是極度自信的學生，我幾次打斷他，他都不聽。在我看來，他説的都是一些不著邊際的話，我這個人脾氣很好，但當時突然憤怒了，連問了他六個問題，他目瞪口呆的答不出來。但那個學生突然以一種非常失望的眼光看著我，那一瞬間我就發現錯了，作為教師你應該指導學生，但當時我以勢壓人，我比你有地位，你來考我的研究生，你怎麼能不聽我的呢？但弄不好學術權威就形成了一個壓迫甚至形成了專制，形成了學術霸權。

　　由此，我開始警惕，啟蒙主義其實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啟蒙，一種啟蒙是啟蒙者以真理化身，向對象灌輸真理，要對方聽自己的，這是一種霸權主義。另一種啟蒙，是我追求的，老師和學生處於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討者。啟蒙的目的是建立自我和對象的雙重主體性，既要你自己有主體性，同時也要啟發年輕人、啟蒙對象的主體性。因此，如果大家聽我的課，我在課堂上不僅跟學生講我知道什麼，我想什麼，同時我要向學生講我不知道什麼。

　　在大陸跟青年見面我戴著面具

　　魯迅作為啟蒙主義者最大的痛苦和顧慮，也是一種有罪感，他經常説我喚醒人們但我不能給他指出道路，我把屋子裏的人喚醒，但路怎麼走我不知道，因為我自己也在追尋真理。因此，魯迅説，搞不好我成了幫兇。在這方面，我也有一個痛苦的記憶，也是我的六大懺悔之一。

　　多年前，除夕的頭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個學生電話，他説他是北大醫學院的一個學生，他給我講了他的故事。他中學讀書的時候就受到了我的影響，當然還有別人的影響，也是我在他心裏播下了反抗的種子，所以他對現行教育制度不滿，他宣佈退出中學教育，然後自學。這個孩子非常聰明，他自學考上了北大醫學院，而他考北大醫學院也是奔著我來的，因為他的成績夠不上北大，但他覺得北大醫學院可以。他是曲線救國，因為進了北大，可以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我。到了北大醫學院，發現北大醫學院不像他想像的好，然後他就反抗，寫文章批判學校，拒絕參加學校的一些活動，最後北大醫學院開除了他。他是農民出身，他的父親帶著孩子來求情，北大醫學院説只要孩子低頭認錯，就可以，但孩子不肯低頭，他父親打了他，他逃開父親來給我打電話，我一聽就（覺得）糟了。

　　我立刻跟他説另一番教育，我説魯迅説了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你首先要生存。孩子説，錢老師你為什麼不早説？這個學生後來找不到了，這是一個永遠無法挽回的錯誤。當時我啟蒙有偏差，我只強調了反抗，沒有強調必須妥協。片面的啟蒙反而害了學生，更主要的是我不成熟的思想害了青年，我的思考和今天講的話，都是不成熟的，青年按我的話去做就糟糕了。魯迅説如果不經思考産生的後果自己承擔可以，但如果年輕人去承擔後果，就違背了我自己做人的原則，所以我經常陷入這樣的痛苦。

　　我説為什麼在臺灣講課非常輕鬆，而在大陸很緊張呢？原因就是這樣。我在臺灣講，坦白講在大陸跟青年見面我是戴著面具，包括今天在內，我並沒有把心裏所有的話全部講給你們聽，我最重要的思想可能沒有説。什麼原因？就是害怕影響你們，害怕誤導你們。面對青年我有一種緊張感。有什麼問題自己承擔，但是絕對不能讓青年承擔。用魯迅的話説，自己不犧牲絕不能鼓勵別人犧牲，我還在做教授，我就不能鼓勵別人輟學或者怎麼樣，這是一個基本的底線。所以這也會形成一個非常巨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