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霞艷

　　如果僅從文學期刊這個傳統的文學場來看，80後的“黃金時代”的確到來了。眾多刊物近年為他們開設專欄，積極向新人頻送“秋波”。他們的記憶、經驗和情感方式也得以慢慢開放，80後的批評隊伍、對80後的評論推介也正在形成氣場。這個並不科學的代際命名就這樣經歷了從圖書到網路再到期刊的三重奏。

　　就目前的狀況來看，由笛安、張悅然、春樹、七堇年、落落、顏歌、蔡東、馬金蓮、許藝、孫頻、霍艷、文珍、張怡微、周嘉寧、吳純、宋小詞、馬小淘、蘇瓷瓷、蔣方舟等構成的80後女作家隊伍正在形成某些代際特點。

　　身份認同與知識構成

　　80後是獨生子一代，這是他們最突出的社會特點。這個政策的優劣已經慢慢彰顯。優勢是家族情感和經濟資源高度集中，並促進了男女不平等狀況的改善。劣勢是自我中心，曾被戲稱為“啃老族”。他們成長于消費社會，住在網際網路中央，可以宅居，獨對機器生存，同時流動成了生活常態，全球化的結果是“地球是平的”，只需要一張票據，速度帶來壓迫。

　　得益於全球化和高考擴招，80後女作家迅速更新了平均學歷，普遍受過完整的大學教育，像春樹、落落這樣退學的極少。霍艷、張怡微、顏歌等為名校在讀博士研究生，張怡微、文珍畢業于國內開創不久的創意寫作專業，笛安、張悅然、七堇年、顏歌、霍艷等還有域外（包括港臺）留學經驗。笛安、張悅然等出生於文藝家庭，現任刊物主編。蔡東、許藝供職于大學，周嘉寧、蔣方舟、文珍、馬小淘等從事編輯工作。80後多位女作家出道與文學獎有關。獲獎雖然不會改變文本的價值，但“第一桶金”能給作家提供自信，且擴大文本的傳播範圍和培育粉絲經濟。80後女作家對男性、家庭的依附程度明顯降低，不必過蕭紅那般淒惶流離的生活，也不必去理會困擾著鄉土中國整個世紀的饑餓經驗。

　　良好的家庭熏陶、相對平順的成長道路、完備的教育、開闊的眼界、穩定的收入，這都是寫作的有利條件。不過，安穩優渥的外部條件往往讓人沉溺，日常生活本身是個溫柔的陷阱，其機械性、枯燥性值得警惕，消費社會不斷刺激出來的物質慾望有巨大的精神消解性，使人喪失對廣闊世界的精神關懷和情感投入。

　　與現代性相伴的景觀是人們從各式村莊向小城鎮、大都市的遷徙。文學地圖從50後的“東北高密鄉”過渡到60後的“香椿街”，再從70後的“佴城”“戴城”等小城鎮轉移到“龍城”、北京、上海乃至域外的大都市，敘事空間越來越廣大。城市是80後的故鄉，鄉土中國及其苦難容易落在他們的視線之外，自小在城市裏生長的張悅然在與閻連科對話時説：“我真心對鄉村的事情不感興趣。”不必對此進行虛假的道德批判，相反要審慎看待鄉土敘事對於城市、商品和慾望的敵意和對田園牧歌一廂情願的迷醉。儘管物質化飽受藝術的詬病，但城市到底代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方向。

　　經歷近代曲折的現代性追求，城市美學在80後的敘述世界中站起來了。伴隨著這種美學確立起來的還有孤獨的個人及其問題。

　　“他鄉之客”和“失路之人”

　　世紀末的經濟轉型，令城市發展迅速，帶來無限的可能性，包括嶄新的物、嶄新的速度、嶄新的慾望，同時，拆遷、整齊劃一的小區和辦公室使人找不到寸土或片瓦來寄存家園之思，機器的轟鳴遮蔽了心靈的呻吟。交換價值取代使用價值，符號價值遮蔽情感價值，人生最珍貴的情感記憶失去依託，朝夕變化的城市生活給渺小的個體帶來漂浮感、無根感，這也是文學必須面對的時代經驗。在80後的筆下，儘是“他鄉之客”和“失路之人”。

　　在霍艷的“大叔”三部曲中，“失敗”是時代的關鍵詞，《失敗者之歌》中的父親張功利，從事業到生活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並且還遺傳給了學提琴的女兒。《無人之境》中的成功作家楚源內心一片虛空。張悅然的《動物形狀的焰火》寫的是失意的藝術家林沛前往參加宋禹舉辦的跨年派對的故事，此刻的焰火並不屬於被關在車庫中的宋禹。馬小淘的《章某某》以播音學院十年的聚會為契機展開敘述，小城鎮出身、長得有點土氣的“章某某”始終不能融入消費社會的符號體系，“龐大的理想終於撐破了命運的膠囊”，成為需要治療的播音狂。

　　在蔡東的《我們的塔西提》中，心藏文學夢的春麗辭掉了故鄉的公職逃到深圳，投奔童年好友麥思。讀過大學的麥思主動從研究職位上撤退到圖書館當資料員，只為有段完整的時間“蝸居”家中，而她的丈夫高宇心中從小就藏著逃避夢。“塔西提”是慢生活的象徵。蔡東的寫作頑強地抵禦同質化想像，排斥俗世的成功學和犬儒主義對價值的懈怠，志在為悠然自得這一更高序列的價值開闢空間。

　　張悅然的《家》顯然是對巴金代表作《家》的價值改寫。在巴金筆下，大家庭是專制、罪惡的所在，是反抗的對象。張悅然的“家”由裘洛、井宇和一隻貓組成，物質充裕，然而“這個‘好’毫無意義”。物質的富足受到了審視。意義這個曾被油膩膩的慾望有意懸置的對象被再度喚醒了。在《好事近》中，張悅然試圖為孤獨感建立獨特而普遍的時代價值。宋小詞的市井小説潑辣而親切，女性物化的狀況依然嚴峻。張怡微的小説演繹著上海和臺北之間的“雙城記”，她對情感有細微而精確的描繪。

　　要特別一提的是西海固的馬金蓮和山西的孫頻，她們仍在講述前現代鄉村生存的艱難，增添時代敘事的多維化。馬金蓮筆下的人物經歷了各種重壓和打擊卻愈加堅韌、沉默，像泥沙包裹的金子。孫頻的小説有著女性少見的犀利。

　　語言及寫作的自覺

　　就像戴來的小説標題《練習生活練習愛》，每一代寫作練習都從校園、成長、青春、情愛的大本營經過。如今，80後關注的範圍正在擴大，笛安的《胡不歸》完全進入哲學之思，對人生意義進行置之死地的追問。顏歌的小説曾被稱為“川味小説”，大量活用四川的方言，一股麻辣的勁道飄揚在字裏行間。長篇《我們家》有了自在的韻致和舒徐的節奏，《三一茶會》關注老人的晚境，借詩詞傳遞出微妙的情感生活。許藝的《紙貨》顯示了作家接續大歷史的努力，她撇開個人成長經驗，將筆伸向歷史深處，去探觸歷史的余溫。但是相對於大和崇高，女作家普遍都更傾心於小而美麗的事物。在語言的敏感上，女作家顯示了性別優越。如蔡東在《出入》中寫道：“手機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這既是對馬克思經典定義的戲倣，又是對時代真相的指認。手機如此深地介入生活，數字取代了具體的人，機器對人進行無情剝奪，切斷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聯繫，我們與世界之間隔著手機。馬小淘曾以粉筆來比喻學生的普通，笛安以中藥比喻仇恨，張悅然以脈搏比喻愛……這樣的修辭讓人耳目一新，也讓人會心。

　　80後普遍語言細膩，辭藻華麗，霍艷談道：“很多時候，他們辭藻的華麗已經到了對敘述産生阻礙的地步，他們無法還原人物話語，只能轉述，將原本豐富性的多層次的話語，轉述為一種千篇一律的重復的風格。”在周嘉寧的《讓我們聊些別的》中可以看到作家對過分強調“好故事”的警惕，以及重建虛構與現實生活的努力。

　　寫作緊密地與每個具體的個人經驗聯繫在一起，儘管每一代寫作從大體上看都是捲土重來，作家會面臨一些同樣的、恒久的、根本的問題。但具體到隱秘的個人遭際、生動的時代表情，還是能從代際中捕捉到。女權主義運動使人很容易接受女性進入公共空間擔任作家、知識分子、政治家等職業，但如門羅的寫作所示：女性的精神出路依然狹窄。然而，這又恰是女性寫作的用武之地。80後的女將們正在練就自己的火眼金睛。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