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影響力，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東亞地區逐漸形成了以中華文明為核心的文化傳統。中國書籍經、史、子、集源源不斷地流傳到周邊各國。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朝鮮半島一直以漢字作為官方文字，科舉考試也仿傚中國王朝，以儒家經典為主要的考試範圍，因而促使朝鮮士人閱讀中國典籍，進而推動了中國典籍在朝鮮的傳播與影響。古代日本對中國典籍也相當重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日之間的海上航路被稱之為“書籍之路”，幾乎每一部比較重要的中國史書，都傳到了日本，有著程度不同的影響。對於越南，也有著類似的影響。

　　中國史籍在東亞的流傳，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司馬遷的《史記》。《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一部偉大的傳記文學巨著，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有著重要地位，對中國後世史學和文學影響深遠。同時，對東亞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越南等地，也産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他們學習中國歷史最重要的史籍，也是他們編寫史書仿傚的目標，甚至是議論朝政參考的對象。

　　司馬遷的《史記》很早就傳入朝鮮半島，歷史上一直被奉為經典。三國時期、統一新羅和高麗時期皆重視對《史記》的學習，朝鮮王朝進一步弘揚這個傳統。《史記》既是朝鮮儒士喜讀的史學著作, 也是其科舉的重要內容和世子侍講、國王經筵日講的重要史書, 在朝鮮王朝的政治文化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朝鮮世子的培養非常重要，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習讀經史，《史記》是必讀書籍。同樣，如同中國朝廷的經筵制度一樣，朝鮮王廷也舉行經筵制度，乃是大臣定期向國王講授儒家經典與重要史籍。朝鮮國王要求大臣不僅要精通儒家經典，也要精通中國史書，以備顧問。《史記》是歷朝國王經筵中必講內容。大臣往往借講史之際，聯繫現實政治，提出參考建議，以便更好地治理王朝。燕山君時期，領事魚世謙對國王説：“進講《史記》，欲觀古人已行之事，法其善、戒其惡也。”明宗時期，有大臣上疏曰：“自上聖學高明，《四書》必講之後，當以《史記》進講。治亂興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記》。”可見，總是將治國之事與講《史記》聯繫起來，這樣，使經筵日講有經世致用之功效。

　　同時，朝鮮還從《史記》中編選了許多著作，而以朝鮮國王正祖禦定的《史記英選》最為引人注目，其內容選自《史記》。此書雖為史抄之書，但出自朝鮮國王正祖禦定，長期為其宣教所用，此後更被奉為經典，指令群臣朗讀背誦，充分體現了此書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史記》對朝鮮的深遠影響。

　　朝鮮古代史書體裁與中國一樣，最為重要的乃編年與紀傳二體。在討論紀傳體時，都首先肯定司馬遷《史記》的開創之功，後世紀傳體史書都遵循司馬遷所創設的規制。“後世作者，一遵史遷規制。”這成為朝鮮史家編撰紀傳體史書的基本理念。高麗王朝金富軾主編的《三國史記》和朝鮮王朝鄭麟趾主編的《高麗史》是朝鮮半島歷史上“兩大官修正史”，莫不是傚法司馬遷的《史記》。朝鮮學人就稱：“本史則有高麗金氏富軾《三國史記》、本朝鄭氏麟趾《高麗史》……本史，遷、固之遺。” “本史”，即是紀傳體史書，明確指出乃是“遷、固之遺”，完全是傚法司馬遷和班固的史書。這兩部史書都是由王室主導、大臣監修的紀傳體官修史書，因而無不是以《史記》作為模倣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