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黑匣子”的村上春樹：《在約定的場所》

　　奧姆真理教已經是遙遠的新聞了，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認知卻還遠遠不夠。1997年，村上春樹採訪62名毒氣受害者和採訪8名奧姆真理教原信徒的非虛構作品《地下》、《在約定的場所》打開了理解這一事件的窗口。《地下》幾年前已經有了中譯本，而呈現“惡”的一方的《在約定的場所》則姍姍來遲。

　　（本文為林少華譯村上春樹《在約定的場所》譯者序，上海譯文出版社即將出版。限于版面，刊發時有刪節，標題及各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任何國家的歷史或者任何人的歷史，都有若干戲劇性分水嶺。”2000年前後村上春樹在應美國一家雜誌之約寫的題為《東京地下的黑魔》一文中這樣寫道：“我在遠隔太平洋的馬薩諸塞州坎布裏奇（Cambridge）迎來了這個不吉之年。日曆變為一九九五年為時不久，兩個暗淡的消息從日本傳來。但我那時聽得的，並非菲茨傑拉德聽到的那種‘遙遠而空幻的回聲’。那是清晰可聞的不吉利的轟鳴。”

　　“兩個暗淡的消息”分別是什麼呢？

　　一個是一月十七日淩晨五時四十六分突然發生的7.2級強烈地震。當時神戶及其周邊城鎮的居民正在溫暖的被窩裏呼呼大睡。不料傾刻間天崩地裂，房倒樓塌，高架公路“擰麻花”路面車輛“翻筋斗”，無數血肉之軀被鋼筋混凝土壓在下面。繼而火光沖天，又不知多少人葬身火海，遇難人數超過六千四百人。

　　另一個是震後不久的三月二十日發生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奧姆真理教”這個偏執性新興宗教團體派人分五路鑽進三條地鐵線的五節車廂，在清晨上班高峰時間段用打磨鋒利的傘桿尖端扎破裝有液化沙林毒氣的塑膠袋，毒氣隨即揮發，十二人因此喪生，超過三千人被送往醫院，其中不少留下後遺症甚至終身致殘。

　　村上春樹認為二者是改變戰後日本歷史流程或表明其轉向的事件。“這兩起事件顯示我們生存的世界早已不是堅固和安全的了。我們大多相信自己所踏大地是無可搖撼的，或者無需一一相信而視之為‘自明之理’。不料倏然之間，我們的腳下‘液狀化’了。我們一直相信日本社會較其他國家安全得多，槍支管制嚴厲，惡性犯罪發生率低。然而某一天突然有人在東京的心臟部位、在地鐵車廂內用毒氣大肆殺戮——眼睛看不見的致命兇器劈頭蓋臉朝上班人群襲來。”換言之，這是徹頭徹尾的兩場噩夢。地震天災噩夢終結了日本抗震技術的神話，沙林人禍噩夢終結了日本社會治安的神話，而且一併終結了日本社會管理機制和民族精神架構的神話。使得一九九五年成了日本戰後最沒神話的一年——“日本號”巨輪從此轉航，輝煌燦爛一望無際的GDP神話海域轉而駛入風急浪高噩夢頻頻的暗礁航道。

　　拒絕遺忘，打開“黑匣子”

　　無須説，對神話誰都津津樂道，對噩夢誰都想儘快忘掉——實際上就連當事人也很快三緘其口——但村上不同，他用整整一年時間採訪六十二名沙林受害者，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出版了《地下》（Underground）。繼而採訪作為施害者方面的奧姆真理教的八名信徒（原信徒），以“後地下”（Post underground）為題在《文藝春秋》雜誌上連載，同年十一月結集出版單行本，這就是作為《地下》續篇的《在約定的場所》。

　　書名來自開篇前引用的馬克斯特蘭德的詩句“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這是我入睡時約定的場所，是我醒來時被劫掠的場所”——是的，醒來一看，本應約定好的場所卻變成了莫名其妙的場所，約定的天國忽然變成了始料未及的“黑匣子”（black box）。實際上在村上眼裏也是“黑匣子”。“在《地下》裏邊，我是把奧姆真理教那一存在作為日常生活中毫無徵兆的突如其來的‘來歷不明的威脅=黑匣子’來把握的，但現在我想以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把那個黑匣子打開。我覺得，通過將黑匣子裏的東西同《地下》那本書推出的透視圖加以比較對照——換言之，通過將異質性與同質性進行剖析——很有可能獲得更有深度的視角。”

　　不難看出，村上之所以置力圖忘卻甚至掩飾奧姆事件的社會主流意識于不顧，決意打開“黑匣子”，是因為他注意到了産生“黑匣子”的體制性因素和社會土壤。這勢必導致他對“惡”的追究，甚或對善惡定義的重新審視和判斷。

　　“那或許是我，或許是你”

　　書的內容由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八名奧姆信徒訪談錄。這部分立體地、全景地、個性化地展示了“黑匣子”裏面的種種人物和場景。“這已接近人體實驗了”、“留在這裡絕對死掉”、“曾給麻原要求過性關係”——僅看標題就不難想像“黑匣子”裏面何等不堪、何等駭人聽聞。第二部分是“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對話”，對話部分又分為“圍繞《地下》”和“與‘惡’共生”兩部分。

　　如果説，訪談錄部分旨在開啟奧姆這個“黑匣子”，那麼對話部分連同後記則是對“黑匣子”的解讀。前者讀起來讓我困惑、糾結和不勝唏噓，後者譯罷則讓我陷入沉思，一時難以自拔。其中有三點讓我覺得特別值得思考和回味。

　　一點是，村上認為奧姆信徒並非他者，而有可能是每個人自身。他在後記中寫道：“向偏執性宗教（cult）尋求意義之人的大半並非不正常的人。既不是窮困潦倒的人，又不是離奇古怪的人。他們是生活在你我身邊的普通（或者換個看法，是普通以上）的人們。或許他們考慮問題考慮得有點兒過於認真了，或許心靈多少有過創傷，或許因為無法同周圍人息息相通而多少感到煩惱，也可能因為找不到自我表達的手段而在自尊與自卑之間急劇徘徊。那或許是我，或許是你。把我們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險性的偏執性宗教隔開的那堵墻，説不定比我們想像的單薄得多。”

　　第二點，縱使教祖麻原彰晃本人，也未必一開始就那麼壞，很難設想無謂地剝奪無辜者生命這一殘忍行徑原本就是他所夢寐以求的。他的變壞犯罪，應該同奧姆教團這一體制、這一組織有關。河合著眼于“組織”，見解頗見深意：縱然奧姆成員是純粹的，而那麼多純粹的、“什麼壞事也不至於幹的人”以形式極端的團體聚在一起，那也肯定出問題，甚至幹天大的壞事，非幹不可。換言之，如果不在外部製造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那樣十惡不赦的傢夥，就無法維持平衡，組織內部就會發生騷亂，導致組織從內側崩潰。組織規模較小的階段，一般不至於如此。而組織越大，整體壓力越高。

　　如何“與惡共生”

　　第三點，“與惡共生”。與上面第二點相關，或者説在這個意義上，惡就成了存在於組織、體制甚至每一個人內部抑或人這一體制無法分割的一部分。村上認為，“那既不是獨立的東西，又不是可以交換或單獨銷毀的東西。或者莫如説，我甚至覺得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惡又可能是善的東西。”河合明確反對把善惡絕對化：“把善惡分成兩個，這個是善、那個是惡，弄不好是要出危險的。那樣一來，勢必以善除惡，或者説善做什麼都將無所謂。這是最可怕的事。奧姆真理教也是認為自己是善才那麼胡作非為的……從古至今都説為了惡而殺人的人是少而又少的。相比之下，為了善而殺人的卻多得一塌糊塗。戰爭什麼的就是這樣。因此，善若大行其道，是極其恐怖的。話雖這麼説，畢竟不好説‘惡是好的’，非常為難。”於是就出現了平衡感和自覺的問題：“以自己的責任在多大程度上放縱自己的惡。”村上進而得出結論：“與‘惡’共生。”

　　總之，即使在社會生活、日常生活層面，惡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部分，甚至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沒有惡的空間是不存在的。如果刻意打造“純粹”的空間，弄不好，就有可能誤入鼓吹“純粹”的偏執性宗教團體甚至為排除“惡”之現世而像奧姆那樣不惜訴諸暴力。而若以強大的政治組織以善的名義追求“純粹”而來個除惡務盡，甚至有可能導致納粹奧斯威辛大屠殺或者“大清洗”運動的發生，何況已經實際發生過。即使在這個意義上，也必須一定程度上“與‘惡”共生”。

　　村上春樹曾經這樣説過：“小説是‘大大的謊言’。不要忘記這一點。寫小説時，我必須高明地説謊。‘用虛假的磚塊砌就真實的墻壁’，這就是我的工作。”但上一本《地下》和這本《在約定的場所》則是用真實的磚塊“砌就真實的墻壁”，非常值得一看。這不僅僅是窺看“黑匣子”，還會看到此外許許多多。

　　這裡是我入睡時約定的場所

　　是我醒來時被劫掠的場所

　　這裡是不為任何人知曉的場所

　　在這裡 船和星星的名字

　　朝著手夠不到的地方漂離

　　山巒再也不是山

　　太陽再也不是太陽

　　漸漸地 想不起它們曾是什麼

　　我注視自己

　　注視自己額頭上黑暗的光閃

　　我曾經完滿 曾經年輕

　　如今覺得那似乎很寶貴

　　我的語聲似乎能抵達你的耳畔

　　並且 這個場所的風雨可能永不止息

　　——馬克斯特蘭德《一個老人在自身的死中睜眼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