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戰爭》

　　《清日戰爭》 宗澤亞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12年6月版 60.00元

　　甲午戰爭中,日本聯合艦隊在吳軍港集結。

　　早在19世紀30年代，弗朗索瓦基佐就以他偉大的《法國文明史》宣告了一切現代史家所須擔負的三重任務：從事“歷史的解剖學”，即蒐集和調查史實、研究其中的關聯與脈絡；發掘“歷史的生理學”，即自史實中總結左右事態進程的法則，探索一定時期社會形態的組織和生命；重現“歷史的面相學”，即在“解剖學”和“生理學”的基礎上，重新再現過往歷史活生生的面貌，展現其共性之外的個性與特質。在那之後，一切“正史”研究無不依據這套三段論邏輯展開，並且依據對“解剖學”和“生理學”階段的不同偏重，演化為“分割派”與“聚合派”兩種類型。分割派學者著力於精細還原、分析或澄清某一特定史事的相關側面，考察事無巨細，因之産生諸多爭論，密集地分佈于我們所熟悉的斷代史和專門史研究中。聚合派學者則把更多注意力投在宏大主題和長時段的史實演進中，旨在以邏輯的方式重現或者説建構過往歷史的演化過程，于混亂無序的偶然事由中發掘規律和必然性——製作歷史的“嚮導圖”。

　　我們當然承認，分割派注重“點研究”的成果不可能直接疊加為宏觀的和總體的史論，但這絕不意味著基礎研究可以被忽視，甚至成為“正統史觀”的附屬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宗澤亞先生的新著《清日戰爭，1894-1895》與近年來涌現的一系列全新研究著作一起，重新提出了“歷史的解剖學”和“分割派”領域之於整個史學研究的意義。

　　宗先生出身工科，自有其細緻縝密的文風與思維痕跡，是以《清日戰爭》一書一反過往著作寓史料于敘事的體例，僅以全書1/4的篇幅專述其“事”，而把整理和比較的重心放在此際中日兩國整體軍事系統的對照和“高升號事件”、“旅順虐殺事件”等重要事實的考察上。在敘事和展現史料的過程中，也較少傳統著作中常見的意識形態和煽情言辭，更趨平實直觀，將評判與感知的許可權留給了讀者。尤其是書中收錄的日方史料和圖片文獻甚多，令人耳目一新，突破了“一家之言”的主觀窠臼。在此種“解剖學”的基礎上，讀者自可更全面地理解其“生理學”，進而還原歷史的面相。

　　當然，這種對“解剖學”價值的重新發掘和史料對觀的功夫，絕非獨此一家。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收錄的《中日戰爭》12冊（中華書局1989-1996年版）即已注意到日方資料與中方記錄互證的價值，近年來陸續出版的一批關於近代中國海軍史的新著作也更多地引入外文文獻和跨學科工具，展現出了不同於封閉的“正統”著作的敘事和分析方式。但恰如餓漢饕餮，大量日方和其他外文資料在被引入的過程中，其可靠性與相對價值的高下也被部分忽視了——事實上，除去未刊和已刊檔案史料在可靠性方面具有較大優越性外（宗先生的著作在這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無論官史、公開文件還是當事人的回憶錄、書信，包括近年來風靡一時的“口述史料”，在相對價值和可靠程度上都有著相當明顯的高下。其中某些文獻與言論的品質，並不比大史家馮蘭克所説的“僕役的廁上閒話”更高明。對這類史料價值的甄別與區分，無論對普通讀者還是專業研究者依舊是相當重大的課題——“解剖學”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當然，《清日戰爭》亦有其白璧微瑕。部分是因為細節的疏忽，在全書前1/4的敘事部分，出現了數處不大不小的筆誤。如言黃海一役之初定遠被擊傷“舵機室”，于速射炮苛求“穿甲能力”，在比較雙方艦船及技術兵器的實力時，亦有單論紙面噸位、口徑而忽視設計初衷和技術要領的成分。但另一大問題，即基於“解剖學”和“生理學”、重新還原“歷史的面相學”的任務，則不僅是本書有待完成的，甚至也是一切涉及甲午戰爭及近代中國海軍史的著作所不能逾越的。

　　嚴肅的“正統史家”會漠視這個問題。耶魯大學古典學巨擘唐納德卡根教授承認：“歷史學教授行業已將它（史學）帶入了一個不同的方向。在那些把寫歷史作為一個行業的人和讀歷史的人之間，現在已經有了一種過去從未出現的鴻溝。對多數人來説，（由這些專家寫的）歷史不那麼有趣。這個行業搞了一種特定的轉向，偏離了講故事的敘事行為。”

　　歷史學絕不是一門機械和通透的“科學”，正如作為“嚮導圖”的史論不可能概括過往史事中的每一細節與溝壑。正因為這樣，我們才不能以“生理學”取代“解剖學”。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這種“解剖學”和“生理學”可以也應當進化為“面相學”，以生動的文字和“誘導”展開關於過往春秋的一切，令讀者認識到人這種生物之“可能”與“不可能”， “得到關於過去的正確知識，藉以預見未來”，進而如親見耶穌的羅馬百夫長，于敬畏中油然嘆出：“我亦是權下之人。”

　　我們依舊可以用卡根的一番論斷來做結：

　　“講一番有趣的故事，同時將它與回答種種問題結合起來，而回答的方式是一個具有才智的人有興趣聆聽的：這就是最好的歷史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