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劉文飛。

　　下個月，俄語翻譯家劉文飛會很忙。他所在的首都師範大學斯拉伕語研究中心要開一個規模很大的國際會議，會議目的是想看看“俄國文學史的世界圖景。”因為我們知道中國人怎麼寫俄國文學史，知道蘇聯人怎麼寫，我們知道當代的俄國人怎麼寫，但是我們不知道西方很多語種中怎麼寫。"

　　今年夏天，劉文飛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調到了斯拉伕語研究中心。這個學術機構的建制和傳統俄語系不同，更多的是國外俄羅斯研究的建制。在西方，俄羅斯文學研究是在斯拉伕學的背景下，斯拉伕學作為一門學問，是像日耳曼學，東亞學一樣的大學科分類，下面又分出捷克的文學、波蘭的文學等類別，就像東亞學分類下有中國學、日本學。

　　劉文飛説，西方斯拉伕學最繁華的時候是冷戰時期。以美國為例，美國斯拉伕語研究最強大的時候每年有一兩萬名俄語畢業生，當時任何大學的斯拉伕語系基本上是俄語系。冷戰結束以後，美國人調整得很快，十年前劉文飛在耶魯大學訪學時發現已經沒有一個本科生把俄語作為畢業的專業。知道他在這邊的斯拉伕語中心，他的朋友、耶魯斯拉伕中心的主任開玩笑説：“你們的斯拉伕語興了，我們的斯拉伕語研究正在逐漸死亡。”

　　劉文飛想做的事情很多，除了俄語人文思想領域圖書的譯介出版，這個中心還會創辦一份名為《北京斯拉伕評論》的雜誌，面向全球學者，還將引進訪問學者制度，邀請一流斯拉伕學者訪學。這是與草嬰、傅雷那一代翻譯家不同的圖景，自然抱持不一樣的使命。在首師大一間辦公室，關於俄羅斯文學、關於文學翻譯的話題也在這些創想中慢慢延展開來。

　　傳統

　　所謂草嬰“六步翻譯法”更多是翻譯態度

　　新京報：高莽先生有篇文章談草嬰先生的翻譯，提到過他的六步翻譯法，基本上是一遍遍地在原文和中文之間打磨的過程，所以讀者印象很深的是草嬰翻譯的托爾斯泰幾乎沒有“翻譯感”，非常順暢就能進入文本，這是不是那一代俄語翻譯家的傳統？

　　劉文飛：其實這個感覺有可能完全相反。我們一般會説更像母語還是更像翻譯腔，用翻譯的理論就是“歸化”和“異化”。“歸化”就是更多地翻譯成中國文學的語言，比如詩歌的話對方有韻律我們可能翻譯成律詩；“異化”的話就是翻譯成所謂的“異國情調”。我們知道“五四”前後文化上有很大的鴻溝，這種鴻溝也體現在語言上。再清楚不過的是，五四以來的作家用的不是五四以前的作家的語言，完全是再創的，那這是什麼語言？我覺得就是我們的漢語和幾種主要外國語言的文學家所使用的語言。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的話，歸化過來的中文是像哪種語言呢？是像施耐庵的語言呢，還是像胡適的語言呢？

　　高莽説到的草嬰的翻譯——多少遍打磨達到中國人理解的程度，這當然是用心的了，但更多的我覺得是一種翻譯態度，不是一種翻譯風格。我是不大用翻譯家風格這個詞，因為翻譯家不應該有一種風格，翻譯家的風格應該是原作者的風格。翻譯家只固定用一種風格，除非你永遠能找到吻合你氣質的原作家，實際上那是不可能的。草嬰同時也翻譯托爾斯泰，也翻譯萊蒙托夫，這兩者的語言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

　　老一輩的翻譯家讓我們尊敬的就是他們特別認真。這個可能也是和當時他們從事翻譯時候的語境有關，像魯迅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幾乎是把俄國文學當成經書的，俄蘇文學的翻譯相當於玄奘翻譯佛經——“這是我們以後要學習的東西”，那當然他們很虔敬。到了下一代，草嬰他們那一代，上世紀50年代是中蘇特別友好的那一段，他們也是畢恭畢敬的心態在翻譯。俄語翻譯我們之前老一輩的譯者都比較接近原文，如果硬要説歸化異化的話，他們是屬於異化的，但是當時不顯得突兀，有一個原因是我們接受了當時蘇聯整個一套話語，不光是文學話語，也包括社會話語、政治話語、意識形態話語。

　　新京報：如果非要盤點的話，俄語翻譯到現在是幾代人了？

　　劉文飛：籠統點説，二三十年代，魯迅、曹靖華是第一代，草嬰算第二代，然後是留蘇回來的那一批，改革開放以後上大學的可能算第四代，這是相對的，有的人可能跨越好幾代。但中間空白了一代，本來我們應該是第五代，但是“文革”中空了一代人。

　　語言

　　翻譯是一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情

　　新京報：你們從事翻譯的時候，前輩的影響大嗎？

　　劉文飛：影響還是很大的。現在翻譯的語境實際上是很糟糕的了，就是大家都不太認真了，這個不認真一定不是指嚴肅的翻譯家，看不懂譯錯了是一回事，但嚴肅的翻譯絕對不會瞎做是吧？拋開這個大的語境不説，一直到現在，受傳統翻譯的影響，俄語的翻譯還是比較貼近原文的。

　　如果我不做英語翻譯的話，我不會有這樣的體會。我也看英語的翻譯，感覺英語界的翻譯還是更自我一些，這跟本身語言風格有關係。俄語和德語是很嚴謹的語言，語法的變化特別多，也就是説一個人説話的時候語言本身對説話者的限制特別多。打個比方，語言是個牢籠，使用一種語言，這個牢籠就把你關起來了，你實際上是透過這個語言的牢籠看世界的，這是你的世界觀。如果是這樣的話，俄語和德語這個牢籠的格柵就更密一些，英語要更寬鬆一些。英國人翻譯托爾斯泰，他比中國人翻譯托爾斯泰就要更自由一些，但這樣的譯本往往更受歡迎一些。你特別忠實于原作者，把什麼都翻譯出來，反而不受歡迎，中國實際上也有這樣的例子。

　　我不知道法語的翻譯，西班牙語的翻譯，德語的翻譯，但是俄語的翻譯圈相對英語圈還是要墨守成規一些，英語圈還是要自由一些，這無所謂好壞。今年出版的布羅茨基的《悲傷與理智》是我從英文翻譯的，布羅茨基基本上用英文寫文章（essay），但也有幾篇是用俄文寫的，我就找一段英文翻，找一段俄文翻，拼起來看風格不統一，儘管我是同一個譯者。從英文翻還是從俄文翻，原始語言版本對譯本的影響很大。比如説，英文的句長很短，俄文句長很長，從句用得很多。句子長，相對來説你就要保留這種風格，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句子特別長，有時一頁紙只有一個句點或兩個句點，如果有的翻譯句子特別短，風格實際上就不統一。翻譯他你就應該翻譯成很難讀，如果很鬆快，那就不是他了。強調翻譯家的風格，那是一個偽命題。翻譯説到底是一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情。

　　選擇

　　當時把蘇聯一流、二流、三流作品全譯過來了

　　新京報：我們五六十年代翻譯蘇聯文學，遴選有一套當時意識形態的標準，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又有另外的選擇。您覺得翻譯什麼不翻譯什麼，“選擇”這個標準到現在變化有多大？

　　劉文飛：外國文學界，恐怕到現在各個語種都差不多，都是依據對方的選擇，都是對方選擇之後的選擇。我們所知道的名著，一定是那個國家承認的名著，不是我們把它弄成名著的。當然也有一些例外。

　　就拿中國文學史來説，中國的文學史是無數的中國學者、讀者經年累月的閱讀經驗堆積起來的東西，總有它的合理性，所以我們現在對俄國文學的認知，主要是建立在對方的文學史這個基礎上。當然更多一點選擇性也是好事，有的作品在俄國暢銷未必在中國暢銷，反過來也一樣。進入我們翻譯視野的，肯定是本來就比較有名的作品。我們五十年代的選擇，在世界文學傳播史上也是很有趣的一段，因為那個時候中蘇兩國意識形態高度貼近，把文學當做教科書，《卓婭和舒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都是當時的産物。

　　有一點比較悲哀的是，那時候花大量精力翻譯過來的東西，從文學意義上來講，今天看來絕大部分是垃圾，不再是文學作品了——當時蘇聯的一流作品、二流作品、三流作品，我們基本上都翻譯過來。

　　有西方的斯拉伕語學者來中國，他們看到這麼多翻譯的蘇聯文學，全傻了，因為品種實在太多了。現在還會有人讀嗎？不説好還是不好，但它們的藝術生命力太短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