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史上角逐最激烈”的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昨日下午塵埃落定，從252部入圍作品提名出十部長篇小説，最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這邊風景》、李佩甫的《生命冊》、金宇澄的《繁花》、蘇童的《黃雀記》摘得桂冠。

　　從1982年首屆茅獎頒獎算起，這項長篇小説大獎已經走過了33個年頭，是國內現存歷史最久的文學獎項。從誕生起，茅盾文學獎一直飽受爭議，幾乎每次評獎都會被人質疑不公平。自上屆茅獎首創實名投票制以來，質疑聲不斷減少，從上屆的畢飛宇、劉震雲、莫言到這屆的格非、蘇童、金宇澄，都被讀者公認為一流作家，而茅盾文學獎依舊是中國最權威的文學獎項。

　　本屆五位獲獎作家中，江南作家佔了三位。新京報採訪了三位江南作家，請他們談屬於自己的文學靈感，得到的關鍵詞有這幾個：古典小説、傳統漢語、江南水土。也許，南方之魅，就藏在古中國深處。

　　本屆茅獎有“三多”

　　參評數量多

　　據説中國每年會誕生5000部以上的長篇小説，而四年評選一次的茅盾文學獎在這一屆評選出了252部作品，比2011年的第八屆多出74部。從今年5月15日參評作品目錄正式公佈起，評委們需在三個月內看完這252部長篇小説。

　　力推“新人”多

　　在總共252篇長篇小説中，不乏賈平凹、王安憶、嚴歌苓等名家。而不少往屆“茅獎”得主有新作參加評選，如賈平凹的《古爐》和《老生》、劉醒龍的《蟠虺》、王安憶的《天香》、劉心武的《飄窗》等，但未能入圍提名作品。這些候選作品的落選，或可見茅獎力推“新人”的用心。在提名的十部作品裏，你可以看見70後作家徐則臣的身影，而上海“爺叔”金宇澄，更是憑藉一部《繁花》橫空出世，成為“當紅炸子雞”。

　　江南作家多

　　五位獲獎作家中，王蒙，河北人；李佩甫，河南人；格非，江蘇丹徒人；蘇童，江蘇蘇州人；金宇澄，上海人。五位中，江南作家佔了三位。翻看前八屆的獎項得主，像本屆這樣的情況，是第一次。

　　這當然是個巧合，但人們又説，任何偶然性中總蘊含著必然性，我們無意用地域性為文學、為茅獎進行任何人為區分，但對於這三位江南作家的寫作天地，總有好奇心。江南的潮濕水汽，是怎樣滋養了他們的文學氣質？

　　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獎名單

《江南三部曲》 格非 上海文藝出版社

　《這邊風景》 王蒙 花城出版社

《生命冊》 李佩甫 作家出版社　　

《繁花》 金宇澄 上海文藝出版社　　

《黃雀記》 蘇童 作家出版社

　　作家談

　　格非：古典小説是我寫作的養分

　　以前我得魯迅文學獎時就説過，得了獎很好，我花了那麼多年寫這個“江南三部曲”，能夠得到評委一致認可，當然很高興，這對我今後繼續長篇小説的創作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這麼多年讀小説，讀下來還是覺得中國古典小説妙不可當，特別是明清兩代的章回體小説如《水滸傳》、《金瓶梅》，我是情有獨鍾的。我的個人創作從古典小説裏找到了非常多的養分。中國是一個極有歷史感的國家，但當下的人們對歷史的淡漠意識正在蔓延，我覺得要了解中國人的心理變遷，讀歷史非常重要，而章回體小説的來源其實就是史傳類作品，比如《左傳》，如果你要了解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的起源，不去涉及史傳類作品是不行的。等我完成了這個長篇，我還是會繼續鑽研到中國古典小説的世界中去。

　　金宇澄：《繁花》就是傳統漢語小説

　　《繁花》剛出來的時候我就已經預感到了它的擴散效應。雖然它是一部吳語風貌的小説，但我並不是想推廣滬語，所以我會對《繁花》進行語言上的反覆改良和溝通，一句上海話，一句普通話，這樣鋪陳開來。

　　我的初衷是，把《繁花》寫成一部不是上海人也能看的小説，我以前在東北生活了8年，我看多了上海和外地的隔閡與誤解，很多是由於語言引起的。在當下寫作普遍用普通話進行的境況中，文學的個性在消失。但是對於文學來説，文本個性是尤為重要的東西，這和我做文學編輯有關，每天要看大量的小説，如果我自己寫小説也按照大家寫長篇的套路進行，沒有什麼意思。要建立文學的辨識度是藝術創作的基本要義。我自己也會鼓勵很多作者，用自己的母語來進行思考和對話，乃至構建文學創作，那樣會形成一個鮮明的文學特徵。

　　我從一個文學編輯的角度來説，這部小説是寫給作者看的。《繁花》其實是“舊瓶裝新酒”，看起來是舊式話本的底子和框架，實際上它的內容是新的。這是和所有的小説都不一樣的小説，我就是有這樣的信心。

　　如果説要概括它的辨識度，我會説《繁花》就是一部傳統漢語的小説，非常中國化。當下，我們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學的影響和教育，在西化熏陶下我們的生活語境中，卻冒出來了這樣一本傳統的漢語小説。漢語從“五四”到現在，發生了很多變化，毛尖説我的小説沒有“的”這個普通話産生的助詞，她原以為我寫上海必須要用很多“的”，但最後並沒有。這就是本土文字語言的特徵。

　　而我所説的傳統，其實是指傳統話本，或者説是“話説”，就像舊式蘇州説書先生，不論是宋元還是近代的小説都是話説體的，《繁花》就是有這樣的底子。

　　蘇童：水土培養作家的文學氣質

　　我寫長篇小説是一次朝聖之旅，路途漫長，苦痛相隨。你必須到達的目的地，無論是耶路撒冷還是大昭寺，都是終極之地，把這個概念幻化到長篇小説的創作中，終極之地就是那一部你還未完成的完美而抽象的作品，這是我寫長篇的意義。寫短篇，我享受的是輕盈的過程，這些年我這麼喜歡寫短篇，但還是停了下來，因為我的“野心”還沒有實現，即使《黃雀記》得了茅獎，我的野心還是沒有實現，我不認為它是完美的，我還是覺得有一部完美的長篇在招呼我。

　　我和格非非常熟，我在蘇州長大，但我父母的老家和格非的老家之間就隔著一條江，我和格非很近，血緣上幾乎就是一個地方的人（笑）。以往茅獎得主確實比較多都是北方作家，但這次茅獎得主裏江南作家有三位，我覺得這當然是個巧合，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其實水土也會培養一個作家的文學氣質。

　　南方的文學氣質是一種緩慢的滋養人的過程，江南文化中蔓延性的東西在塑造一個作家的文字氣質。《黃雀記》就有一種憂鬱的南方氣質，講述了一群“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小人物的“罪與罰”，但這樣的主題是我在完成這部作品之後，自己概括的，並非是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啟發。

　　批評家言

　　偏愛南方作家？

　　過去茅獎看的都是廣闊的歷史畫卷，現在逐漸深入生活內裏，深入人的心性。

　　過去茅獎確實比較注重宏大歷史敘事的作品，鄉村中國的雄渾表達，傾向於有這方面優勢的北方作家，比如上一屆的莫言、劉震雲和張煒。但現在中國文學的風貌確實在轉變。中國文學其實一向有北方文學和南方文學的鮮明區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就曾討論過關於當時“先鋒小説”裏“憂鬱的南方情調”，説的就是如格非、蘇童這樣的江南作家。

　　茅獎發展到今天，五個獲獎作家裏有三個江南作家，反映了茅獎評委的審美趣味在變化，變得越來越向藝術本身靠攏，越來越看中那些對語言精緻度、對表現日常生活的細膩度都有出色發揮的作品。過去茅獎看的都是廣闊的歷史畫卷，現在逐漸深入生活內裏，深入人的心性，對於這樣的變化，我是很欣喜的。

　　比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雖然也寫的是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寫知識分子尋找精神桃花源的求索，但這個烏托邦其實是個體的烏托邦，是這種理想在個人心中的建立和破碎；《繁花》的敘事格局都是有意個人化的，不再具有歷史的空曠場景，它的故事都發生在小閣樓中、小客廳裏，人的慾望在流動；蘇童《黃雀記》的鮮明特色就是用“捆綁”來表現人與人之間緊張而微妙的關係，這種個體困境的象徵，是細膩的南方特色。

　　這三位江南作家的共通性，在於他們在寫作上的細膩、富有語言本身的韻味和關注人物內心的暗流涌動，藝術性無疑很高。相比之下，北方作家就粗獷得多了。

　　得茅獎就能陞官發財？

　　王蒙都81歲了，他連文化部長都做過，不也是現在才得獎的嗎？

　　據説中國每年可以誕生5000部以上的長篇小説，這252部入圍作品只是冰山一角。中國文化有一種特質——都覺得自己能寫點什麼，能當作家，我們有一個全民寫作的現象。雖然最後就那幾部作品獲獎，但因為我們有一個龐大的寫作群體在，所以漢語言文學在今後很長時間內在世界文壇上都是“這邊風景獨好”的現狀。

　　中國文壇還有一個特點——學而優則仕，遠了説，憑一篇文章就能中舉人，甚至中狀元乃至以後出人頭地，近了談，可能一輩子就出一部作品，一個作家就能揚名一生。但是，針對很多人嘲笑説“得了茅獎就能陞官發財”這種説法，我覺得是無稽之談。這種情況在過去的確存在，但在當下，我認為這並不是一種有説服力的現象。金宇澄退休了，李佩甫退休了，王蒙都81歲了，他連文化部長都做過，不也是現在才得獎的嗎？蘇童一直都是個自由的作家，至於格非，人家安安靜靜在大學裏教書，就更不會去在意得獎之後是否“陞官”了。這些人得了茅獎，只是對他們文學創作上的一個肯定，其實並不會妨礙他們繼續成為一個自由作家或者自在的人。

　　茅獎是“老人獎”？

　　60%看這是否是一個對文學有貢獻的好作家，40%看他是否有優秀作品，二者必須平衡。

　　至於質疑茅獎是一個“老人獎”，我覺得有失偏頗。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國內文學的“終身成就獎”，評判標準應該是“四六開”——60%看這是否是一個對文學有貢獻的好作家，40%看他是否有優秀作品，二者必須平衡。不能僅憑一部好作品，就讓某個新人得獎，新人需要磨煉，如果在三十多歲就拿了茅獎，對他今後的寫作生涯本身也是一種壓力和困境。

　　我們説説諾貝爾文學獎是怎麼評的——馬爾克斯寫出《百年孤獨》在1963年，獲得諾貝爾獎是1982年，其間馬爾克斯封筆了17年，諾獎評委會一直在等他寫新書。後來寫出了《一場事先張揚的謀殺》，就拿了諾獎，你能説這是馬爾克斯最好的作品嗎？顯然不是，所以説諾獎也好，茅獎也好，更看重的是某個作家的終身文學成就，這也就是為何諾獎得主普遍在七八十歲的原因。得獎的莫言，已經相當年輕。

　　口述：陳曉明（文學批評家，茅獎評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