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和傳播手段的發展,一部手機似乎就滿足了很多人的閱讀需求。小説要滅亡了嗎?這個時代是否還需要文學?

　　5月28日下午,當代著名作家王蒙來到中國海洋大學,舉行題為“永遠的文學”的講座,從自己多年的閱讀和寫作體驗出發,與大家分享自己對文學的感悟和思考。

　　王蒙説,儘管近些年一直有唱衰文學的聲音,書籍的銷售量也不如過去,但他認為文學不會消亡,它貫穿于每個人的一生之中。“瞎起鬨”的文學生命不過短短數月,而真正的文學作品將永生。

　　文學是種溝通:

　　讓這個世界不再陌生

　　“人對於文學最初的記憶,來自於母親的睡前故事。”王蒙認為,幼童對陌生的世界缺乏安全感,睡覺前會哭鬧。媽媽的睡前故事,給了孩子最初的溫暖和美好。

　　《一千零一夜》是王蒙小時候最受感動的故事集。這個故事集讓幼小的王蒙明白文學的力量,“它可以戰勝暴力,可以改變人性惡毒的一面”。“現在在國外,給孩子講睡前故事的,不是媽媽,而是‘菲傭’,在國內則是電子故事機。”王蒙認為,這將會使孩子們失去人生中最美好的體驗。

　　王蒙認為,人類和世界“溝通”的過程,是命名的過程,而文學作為一種符號,是人認識世界的一種重要方式。孔子説《詩經》有七種用處,其中之一便是“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1941年,上小學二年級的王蒙買了一本書《小學生模範作文選》,讀到的第一句話是“皎潔的月兒升起來了”。王蒙説,“皎潔”二字,讓年幼的他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原來月亮那明亮、乾淨卻又不刺眼的光芒,可以用這個詞表達得那麼貼切!在以後的人生中,每當看到月亮,他都會想起這次奇妙的文學體驗,感嘆文字的魅力,“一個喜愛文學的人對世界的感受,是不喜愛者的100倍。”

　　文學是種挽留:

　　固化轉瞬即逝的歲月

　　1953年,王蒙19歲,創作長篇小説《青春萬歲》,成為其進入文壇的代表作品。這篇小説描寫了上世紀50年代初期中學生特有的青春美,集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浪漫主義于一身。

　　“歷史只記錄大綱,而文學則記錄歷史中的人們是如何度過的。”王蒙親身經歷了舊中國的滅亡和新中國的建立,革命和建設一路高歌猛進。這個時代轉瞬即逝,成為歷史上的短短幾筆,卻沒人知道身處其中的年輕人是怎樣度過的。他拿起了筆,用文學記錄下了這個激蕩時代。“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編織你們,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瓔珞,編織你們”,是那個時代年輕人澎湃內心的淋漓展現。

　　王蒙説,文學是一種挽留,是對人們酸甜苦辣的經歷的挽留,是對青春歲月、一切美好的一種挽留。

　　“真正的文學永生,‘瞎起鬨’的文學三個月後就過時了。”王蒙認為,好的文學作品,流傳千古,一部《紅樓夢》,寫作者雖然早已作古,但裏面的林黛玉和賈寶玉,卻永遠年輕,永遠在互相挑剔、打情罵俏。

　　“生活中有多少熱愛、就有多少冷淡,有多少浪漫、就有多少庸俗,有多少善良、就有多少惡毒。而在文學中,即使你淚如雨下,也會有種痛快的感覺。”王蒙説,自己的姨媽非常不幸,18歲結婚,19歲守寡,她一生最大的愛好就是去看戲劇、電影,尤其是悲劇,每次都帶好幾塊手帕,從頭哭到尾,那是她唯一可以放肆哭泣的時刻,“文學讓情感有所寄託,讓人生不再空虛。”

　　文學是種陪伴:

　　讓人不再恐懼風暴

　　上世紀50年代的“反右”運動,讓王蒙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窘。因為一本《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後,他被劃為“右派”。王蒙説,在那段“接受考驗的日子裏”,給他最大鼓勵和安慰的,就是文學。

　　《雙城記》、《悲慘世界》,讓他看到了革命中失去理性的人們是如何的仇恨和嗜血,“雖然它們跟我的處境沒有半毛錢關係,但卻讓我知道革命可以瘋狂到什麼樣的地步,與之相比,我的那點兒遭遇又算得了什麼呢!”

　　對王蒙來説,文學是一種陪伴與洗禮,讓他面對風暴不再恐懼,“文學是對發瘋的最大抵抗,讓人在最困難的時候堅強地面對。”

　　如今,雖已年過80歲,但王蒙依然筆耕不輟。作家蕭軍在“文革”後曾説,寫作跟娶媳婦一樣,是年輕人的事兒。王蒙卻説,他正在體會80歲以後寫小説的樂趣。

　　王蒙在去年推出的長篇小説《悶與狂》裏寫道:“你可曉得,明年我將衰老?”今年,耄耋老人王蒙的創作力卻依然旺盛。他的短篇小説新作《仉仉》《我願乘風登上藍色的月亮》和中篇小説新作《奇葩奇葩處處哀》3篇新作同步在京滬三本文學刊物發表。

　　“文學陪伴了我一生,到了耄耋之年,我還冒了這仨泡兒。”王蒙説,人生百年,兩眼一閉,萬物皆休,如果留下了文學,一切就不會隨風飄逝。 □　本報記者　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