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人想要什麼？毫無疑問是安全，但是和史達林不同，美國人對為實現安全這一目標而採取什麼方法的問題，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其原因和二戰給美國帶來的教訓有關，即美國不能再既要置身於世界之外，又要作世界的榜樣。
而在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美國人就總是既置身於世界之外，又要為世界樹立榜樣。他們過去並不太擔心安全問題，因為海洋把他們和那些可能侵犯他們的國家分割開來。就象托馬斯 潘恩（Thomas Paine）在1776年曾經預言的那樣，美利堅能從英國統治下獨立出來，是因為由英國這樣一個“島嶼永遠地控制一個大陸”是一個不合乎情理的現象。儘管英國具有海軍優勢，但它沒有能力跨過3000英里寬的海洋，向北美派遣足夠的軍隊，以防止美國人脫離大英帝國或阻止美國人控制北美大陸。其他歐洲國家跨洋佔領美洲大陸的可能性更小，因為後來倫敦的歷屆內閣都和美國人持同樣的看法，即西半球不應再被殖民化了。因此，美國人就幸運地置身於一種得天獨厚的處境：他們一方面控制了廣闊的勢力範圍，另一方面又不用擔心控制這麼大的勢力範圍會損害別的大國的利益。
美國人在思想領域內確實尋求國際影響，畢竟他們的《獨立宣言》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這樣的激進主張。但是，在美國人獲得獨立以後的140年中，他們並沒有為在全世界傳播他們的思想觀念而作出任何努力。美國只是樹立一個榜樣而已，世界上的其他國家自行決定如何仿傚美國的榜樣。1821年美國國務卿約翰 昆西 亞當斯（John Ouincy Adams）説，美國“為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祝福，但她只是她自己自由和獨立的保護者和維護者。”雖然美國人的思維是國際主義的，但他們的行為卻表現出孤立主義。美國人還沒有感覺到，他們要想維持自身安全，就必須向世界移植他們的價值觀。美國是一個幅員遼闊和實力雄厚的國家，但它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卻是非常有限的，不是野心勃勃的。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才改變這一行為模式。伍德羅 威爾遜總統由於擔心德意志帝國可能打敗英國和法國，所以告誡美國人，有必要動用美國的軍事力量來恢復歐洲的力量平衡。他是用意識形態的語言來説明他的地緣政治目標的，他指出，必須把世界變成一個“對民主制度來説是安全的”世界。威爾遜還建議成立國聯，作為世界和平秩序的基礎，就像國家——起碼是開明國家——將法制強加於每個人一樣，國聯將法制強加於每個國家。威爾遜希望，強權政治主導世界的思想將從此消失。
但是，威爾遜提出的未來世界設想和重新恢復的力量平衡，並沒有長久的生命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並沒有把美國變成一個世界強國，它只是再次提醒大多數美國人，在海外過多地承擔義務是危險的。威爾遜要成立一個戰後集體安全組織的構想，超出了美國民眾對介入國際事務的意願。另外還有兩個因素使美國公民不覺得一戰的勝利有那麼輝煌，第一是他們對戰時盟國的失望；第二是威爾遜在1918-1920年間，為了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在西伯利亞和俄羅斯北部進行的軍事干涉，那場軍事干涉是不明智的和三心二意的。以下的國際現實狀況也鼓勵美國人轉向孤立主義：凡爾賽和約所包含的不公正條款、全球經濟衰退的出現、歐洲和東亞侵略國家的興起，所有這一切使得美國堅信，避免對國際事務的干涉，對美國利多弊少。一個強國從國際事務中抽身而出，這種事例在歷史上是很少發生的。
富蘭克林 羅斯福1933年入主白宮以後，就一直——經常是反反覆復地——試圖讓美國在國際政治中起更積極的作用，但這是一件很費勁的事。羅斯福曾經説：“我就像在一個黑屋子裏摸索房門那樣。”羅斯福一直在告誡美國人：威爾遜的主張是對的，世界上別的地方發生的事會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但是即使在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以及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以後，羅斯福也沒怎麼能説服美國人相信他的話。直至1940年-1941年間發生的幾個重大事變，即法國的淪陷、英國之戰和日本襲擊珍珠港，才使美國人重新承擔起在西半球以外恢復力量平衡的責任。羅斯福總統在1942年説：“我們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這一次，我們知道應該如何充分利用戰爭勝利所帶來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