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並沒有給戰勝方帶來安全感。在1950年結束時，不管是美國，還是英國，還是蘇聯，誰都不認為他們在二戰中為了打敗德國和日本而付出的生命和物質代價使他們在戰後感到安全：昔日大同盟中的戰友如今已成為冷戰對手。他們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他們的意識形態就像在戰前一樣，是不相容的；美英蘇的軍事領導人都害怕再發生一次突然襲擊。一個圍繞戰後歐洲走向的衝突已經擴展到亞洲。史達林的統治仍然是那麼嚴厲，仍然是那麼依賴於內部大清洗，再加上美國出現麥卡錫主義以及在大西洋兩邊都發現間諜滲透的確鑿證據，人們不能確定：西方民主國家自己是不是還能繼續容忍不同意見，是不是還能繼續尊重公民自由，而尊重公民自由恰恰是區別西方民主國家同法西斯獨裁國家的關鍵因素。
1947年，凱南對國家戰爭學院（National War College）的學生説：“事實上，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那麼一點極權主義的傾向，因為我們有自信和安全感，所以我們能夠將我們身上的極權主義罪惡傾向壓下去……如果我們沒有了自信和安全感，恐怕我們身上的極權主義傾向就會冒出來。”凱南是在提醒人們，需要加以遏制的敵人，既存在於享受自由的人中間，也存在於壓制自由的人中間。遏制政策的發起人會説出這樣的話，表明當時對戰後國際秩序存在著廣泛的恐懼，而戰時人們曾對這個戰後國際秩序抱有很大的希望。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奧威爾的《1984》一書在1949年一齣版就立刻在文壇獲得成功。
但是，奧威爾在他的書中起碼還描述了一個世界的未來，儘管這個未來是非常慘澹的，而在1950年初，凱南卻擔心這個世界可能就沒有未來。凱南寫了一份絕密備忘錄，但杜魯門政府沒有把它當一回事。在這份備忘錄中，凱南指出，從歷史上看，使用武力一直是“實現目的的一個手段，這個目的不是戰爭……這個目的起碼不否定生命存在的原則”。但是，原子彈和氫彈卻不符合上述歷史定律，因為：
它們將西方文明推回到野蠻時期，推回到亞細亞部落所推崇的那種戰爭觀念上。如果政治的目的是改變對手的生命，而不是消滅對手的生命的話，原子彈和氫彈不可能為這樣的政治目的服務，因為它們不可能顧及人對人的最終責任，甚至不可能顧及人們對彼此失誤和錯誤的包容。它們意味著人們不僅可能是，而且就是自己最壞的敵人。
凱南認為，其中的教訓就如莎士比亞的一首詩所説的：
權力成為意志，意志變成慾望，慾望就如一條貪婪不足的惡狼，它在得到了意志和權力後，把全世界都當做它的獵物，最後把自己也吃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