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定位中美SED
真正需要厘清的，絕不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必要性，而是雙方在其定位上形成共識
6月18日，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在美國安納波利斯閉幕。與此前三次對話相似，這次對話取得部分可圈可點的成果（如簽署《中美能源環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啟動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談判等，參見本期“將對話進行到底”一文），也為意欲達成多重目標的雙方留下諸多遺憾。應當承認，遺憾是所有具建設性的高層雙邊對話的常態，而這種層次和規模的對話應當在中美間繼續下去，不管明年初美國新總統可能注入哪些新因素，做出哪些微調。
此前，中美雙方都有觀察家對這一對話能否持續持悲觀態度：美國大選于11月間舉行，新總統將於明年1月接任，今年年底再舉行一次SED是否還有意義？更重要的是，美國下屆政府還會不會延續這一對話機制？這不能不引起盼望中美關係特別是經貿關係平穩、健康發展的業界人士的關注乃至擔憂。
現實較為樂觀。此次對話期間，雙方擬定按期於今年12月在中國舉行第五次對話，中國國家主席代表、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還強調，這一對話應“長期化”和“機制化”，清楚表明瞭中方希望繼續與美方舉行高級別、大範圍、具決策力的經貿對話。無論美國大選是哪位候選人獲勝，明智的政治家都不會徹底放棄這一業已順暢運轉的交流溝通渠道。對話形式可能作出某些調整，但機制只會越來越完善。
事實上，儘管中美SED機制的建立與美國財長保爾森個人的努力相關，但從根本上説，還是中美關係發展的事勢使然。此前，中美之間已有多種形式和層級的對話機制，但是，除元首級會晤，諸多接觸均停留在單個對口部門之間，往往局限于這一部門的具體事務，缺少跨部門、綜合性的協調；而單個部門又往往受部門利益及服務對象的影響，難以從全局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制定政策。SED正是由此應運而生。它匯集了兩國所有與經貿相關的內閣部長，形成了一個超越部門利益、直達最高層的對話通道和協調機制。“最好的恭維是模倣”，此後，日本、歐盟先後與中國建立起類似的高層經濟對話機制。
其實真正需要厘清的，絕不是這一對話機制的必要性，而是雙方在其定位上形成共識。SED啟動之時，便定位為討論兩國“共同感興趣和關切的雙邊及全球戰略性經濟問題”。然而，不能不指出，美國朝野對其認知遊走于兩個極端之間：或抱有過高的期望，急於求成，從而使本應側重於戰略性議題的對話機制為人民幣匯率等具體議題所左右；而在一時不能如願之際，又極易産生挫折感，甚至斥之為“閒聊式外交”。
正是在多種壓力下，保爾森一再強調，“要通過這種更具戰略性的長期的對話，解決一些真正的實質性問題；而在一些短期問題上加強接觸，雙方也會增強信心。”應該説，這是可以理解的務實態度。SED涉及重大敏感話題，存在壓力、對壓力有各種解讀均不奇怪，但識者普遍認為，所謂壓力，與中方的改革和發展長期目標完全不衝突，“壓力”甚至有可能轉化為中國改革的“動力”。美方日益強調，中國應實行“三個支柱”，即匯率改革、金融系統改革、經濟增長由投資出口導向轉型為消費導向三者並行，足見雙方在改革的原則上並無分歧，分歧僅在於時機的選擇。而消除分歧，仍然離不開坐下來耐心商談。
縱觀前三輪對話，雖然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約20％，但中國在結構改革，特別是金融系統改革、進一步市場化等方面仍有待取得實質性進展。同時，也應看到，對話畢竟取得了某些具體成果，例如，重啟對證券公司包括合資券商的證券牌照發放，允許外國銀行經營自己品牌的人民幣信用卡業務等（參見本期“金融開放依舊膠著”一文）。在第三次對話中，首次列入了突成中美關係新焦點的食品和産品安全問題。假以時日，隨著長期戰略和短期問題兩個層面均積累一定成果，並不時在重大問題上取得突破，雙方的信心自會愈加飽滿。
隨著中國“入世”和全球化的深入，經貿關係和一系列全球性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分量正變得越來越重。3000多億美元的年雙邊貿易額，客觀上要求對話只能加強，不能削弱。中國也日益認識到，自身有許多訴求需有表達渠道，本次對話中，中方便與美方認真討論了次貸危機教訓、能源價格、糧食問題。
長遠來看，中美關係無疑仍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SED將通過合作、對話來保持中美關係的穩定，抵制中美都存在的保護主義傾向。它還將突破雙邊經貿領域，擴大到地區和全球層次。下一任美國總統及其領導的新政府，不應當也不可能看不到這個機會。
6月18日，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在美國安納波利斯閉幕。與此前三次對話相似，這次對話取得部分可圈可點的成果（如簽署《中美能源環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啟動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談判等，參見本期“將對話進行到底”一文），也為意欲達成多重目標的雙方留下諸多遺憾。應當承認，遺憾是所有具建設性的高層雙邊對話的常態，而這種層次和規模的對話應當在中美間繼續下去，不管明年初美國新總統可能注入哪些新因素，做出哪些微調。
此前，中美雙方都有觀察家對這一對話能否持續持悲觀態度：美國大選于11月間舉行，新總統將於明年1月接任，今年年底再舉行一次SED是否還有意義？更重要的是，美國下屆政府還會不會延續這一對話機制？這不能不引起盼望中美關係特別是經貿關係平穩、健康發展的業界人士的關注乃至擔憂。
現實較為樂觀。此次對話期間，雙方擬定按期於今年12月在中國舉行第五次對話，中國國家主席代表、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還強調，這一對話應“長期化”和“機制化”，清楚表明瞭中方希望繼續與美方舉行高級別、大範圍、具決策力的經貿對話。無論美國大選是哪位候選人獲勝，明智的政治家都不會徹底放棄這一業已順暢運轉的交流溝通渠道。對話形式可能作出某些調整，但機制只會越來越完善。
事實上，儘管中美SED機制的建立與美國財長保爾森個人的努力相關，但從根本上説，還是中美關係發展的事勢使然。此前，中美之間已有多種形式和層級的對話機制，但是，除元首級會晤，諸多接觸均停留在單個對口部門之間，往往局限于這一部門的具體事務，缺少跨部門、綜合性的協調；而單個部門又往往受部門利益及服務對象的影響，難以從全局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制定政策。SED正是由此應運而生。它匯集了兩國所有與經貿相關的內閣部長，形成了一個超越部門利益、直達最高層的對話通道和協調機制。“最好的恭維是模倣”，此後，日本、歐盟先後與中國建立起類似的高層經濟對話機制。
其實真正需要厘清的，絕不是這一對話機制的必要性，而是雙方在其定位上形成共識。SED啟動之時，便定位為討論兩國“共同感興趣和關切的雙邊及全球戰略性經濟問題”。然而，不能不指出，美國朝野對其認知遊走于兩個極端之間：或抱有過高的期望，急於求成，從而使本應側重於戰略性議題的對話機制為人民幣匯率等具體議題所左右；而在一時不能如願之際，又極易産生挫折感，甚至斥之為“閒聊式外交”。
正是在多種壓力下，保爾森一再強調，“要通過這種更具戰略性的長期的對話，解決一些真正的實質性問題；而在一些短期問題上加強接觸，雙方也會增強信心。”應該説，這是可以理解的務實態度。SED涉及重大敏感話題，存在壓力、對壓力有各種解讀均不奇怪，但識者普遍認為，所謂壓力，與中方的改革和發展長期目標完全不衝突，“壓力”甚至有可能轉化為中國改革的“動力”。美方日益強調，中國應實行“三個支柱”，即匯率改革、金融系統改革、經濟增長由投資出口導向轉型為消費導向三者並行，足見雙方在改革的原則上並無分歧，分歧僅在於時機的選擇。而消除分歧，仍然離不開坐下來耐心商談。
縱觀前三輪對話，雖然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約20％，但中國在結構改革，特別是金融系統改革、進一步市場化等方面仍有待取得實質性進展。同時，也應看到，對話畢竟取得了某些具體成果，例如，重啟對證券公司包括合資券商的證券牌照發放，允許外國銀行經營自己品牌的人民幣信用卡業務等（參見本期“金融開放依舊膠著”一文）。在第三次對話中，首次列入了突成中美關係新焦點的食品和産品安全問題。假以時日，隨著長期戰略和短期問題兩個層面均積累一定成果，並不時在重大問題上取得突破，雙方的信心自會愈加飽滿。
隨著中國“入世”和全球化的深入，經貿關係和一系列全球性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分量正變得越來越重。3000多億美元的年雙邊貿易額，客觀上要求對話只能加強，不能削弱。中國也日益認識到，自身有許多訴求需有表達渠道，本次對話中，中方便與美方認真討論了次貸危機教訓、能源價格、糧食問題。
長遠來看，中美關係無疑仍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SED將通過合作、對話來保持中美關係的穩定，抵制中美都存在的保護主義傾向。它還將突破雙邊經貿領域，擴大到地區和全球層次。下一任美國總統及其領導的新政府，不應當也不可能看不到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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