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互動中的學習與調適
政黨的學習及調適是政黨互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對政黨政治發展産生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所謂的政黨學習能力係指某一政黨對同一系統中其他政黨行之有效的動員方式和行為模式進行深入反思，並以此為依據改變自己的行為和論述以增強對選民吸引力的活動。在競爭性選舉中政黨之間相互學習和影響的情況非常普遍，臺灣社會的兩個主要政黨就是如此。國民黨提名方式的調整從過程到結果上看都是參考了民進黨的經驗，而民進黨對基層經營的加強也在一定程度上取自國民黨的經驗。如果仔細比較起來會發現臺灣的兩個政黨在政黨運作模式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均有從對方學習經驗以改造自己的政黨體質以增加政黨生存能力的情形。政黨的學習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進行自身行為模式調適的能力是政黨能否維持並不斷擴大生存空間的關鍵，學習與行為調整是政黨互動中政黨在遭受外部壓力時的自然反應，反映出政黨對環境適應的基本能力。
在政黨互動的過程中，對政治動員最為有效的行為模式最容易受到模倣，而政治論述和意識形態則較有相對的獨立性，只有在持續的衝擊之下才會有所調整。臺灣兩個主要政黨中很多行為都有趨同的情形，例如競爭團隊的年輕化在國民黨和民進黨內都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大量的青年人進入競選團隊，利用各種新出現的傳播形式展開政治動員。一般來説某個政黨的行為只要在選舉動員中表現出較高的效率，其他政黨很快就會進行吸收改造並加以運用。2008年以後國民黨在選舉中逐漸注意到議題營造的重要性，即重視“空軍”的力量，應該也是在反思之後對選舉風格進行改革的結果。
相對而言，政治論述則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而也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其發展變化往往要經過較長時間以及在較為明顯的外部壓力下才能實現。一般來説政治論述的調整大都是在社會發展的背景下，政黨意識形態的傳統被打破，在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相互影響甚至互相接近、互相滲透的情況下，強調意識形態的特殊性，往往很難吸引民眾。這就使政黨不得不尋找新的途徑來動員民眾，贏得支援。執政黨要想保證自己的執政地位，就必須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做出調整。③這意味著政黨政治論述的調整往往會經歷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但是一旦調整展開，則是屬於較為根本性的調整，對政黨未來發展會産生長期的影響。
政黨之間的競爭是政治系統內各個政黨對自身進行適應性調整的直接動力。民進黨動員方式的改革以及效率提高必然會引起國民黨的生存危機，從而壓迫國民黨加強學習並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進行應對。2000年國民黨下臺後進行的黨組織改革，壓縮了龐大的黨工系統，同時在動員模式、提名方式以及基層經營方面均進行了調整。馬英九齣任黨主席後，開始系統改造國民黨的組織以及文化結構，目標在於使國民黨適應高度競爭性的政治情境，也就是説要將國民黨改造成一個“選舉機器”。這種調整無疑是民進黨政治版圖擴張壓力下的結果。2008年選舉中國民黨體現了空前的團結，成功替代民進黨成為執政黨，事實上是上述壓力下危機感與緊迫感的集中爆發。2008年民進黨下臺以後不斷加強基層服務的力度，同時與大陸的經濟交流也在逐漸展開，這些都是在國民黨的壓力下進行的適應性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説，臺灣兩個主要政黨事實上構成了互為鏡像的關係，彼此均從對方觀照自己並以對方來定義自己的存在。
不過在政黨互動的過程中各個政黨表現出來的調整能力是不同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政黨內部的改革都是困難重重。概括起來説政黨能否實現自身的改革以適應形勢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內部利益分配結構及其強固性。政黨政治核心內容是利益和資源的分配。一般來説制度化程度越高、生存時間越久的政黨，內部越容易形成利益分配格局固化的情形。一旦政黨的結構調整觸及到這些固化的利益分配結構時，就會遭到很大的阻力。國民黨在2000年以後撤裁黨工時遇到的阻力非常大，就是如此原因使然，這些黨工長期服務於國民黨，其生活的主要內容均與黨務活動密切相關，一旦脫離黨務系統，從情感和利益上均難以接受。二是政黨生存所遭遇到的危機程度。一般來説，在遭遇到較為嚴重的危機時，利益結構中的行為者可能為了長期的利益被迫放棄若干短期利益，但是一旦危機過去，傳統的行為模式又會回潮，消解此前改革的效果。所以我們在政黨政治中經常看到的情形是，一個政黨在某些方面雖然想進行適應性調整，但是改革卻無法向前推展。馬英九在對國民黨進行改革所遭遇的阻力已經有目共睹，蔡英文在2008年以後對民進黨進行改革時也有同樣的遭遇，在如何與陳水扁切割以及如何實現世代交替的問題上屢屢碰壁。在外界壓力下進行調整能力的強弱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政黨適應性調整能否實現，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政黨未來的基本生存狀態。學習能力弱的政黨顯然沒有辦法適應形勢的發展，最後自然免不了消亡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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