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最大限度延長既有比較優勢

2012-12-14 09:51     來源:經濟參考報     編輯:范樂

  近年來,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減少,老齡化越來越嚴重,中國遇到了“未富先老”新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原有優勢消失了,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增長源泉。這源泉主要來自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而勞動力的流動構成全要素生産率提高的主要部分。因此,他建議改革戶籍制度,使農民變成市民,改變勞動供給。

  《經濟參考報》: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能保持連續高速增長,人口紅利功不可沒。但是,近年來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減小,老齡化越來越嚴重,您在多個場合談到中國遇到了“未富先老”新問題。那麼,“未富先老”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將産生哪些影響?

  蔡昉“未富先老”是指在經濟社會發展水準尚低的情況下,就迎來了較高的老齡化程度,以致形成經濟增長減速、養老保障體系不健全和資金不足等挑戰。一般而言,勞動年齡人口增量減少伴隨高速經濟增長,會共同導致普通勞動力的短缺從而導致工資上漲,也就是常説的“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提高,原先的勞動密集型産業上的比較優勢就必然會相對弱化,這意味著産業結構要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升級。就中國的國情來説,每人平均收入剛剛跨入中等偏上水準的發展階段,物質資本積累上尚不具有明顯的優勢,在勞動力素質和科學技術水準上與發達國家仍有著巨大差距,因而無論是在資本還是技術密集型産業上,中國都不具有比較優勢。這也就意味著“未富先老”的中國失去人口紅利之後,經濟發展可能逐漸失去原有的比較優勢,在短期內卻不能獲得新的比較優勢,從而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從這個角度講“未富先老”是中國經濟在“十二五”時期所面對的特殊挑戰。最大的挑戰就是人口的機會之窗過早關閉的情況下,全要素生産率無法提高,經濟的強勁增長難以保持。

  《經濟參考報》:那麼,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蔡昉: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是資本加上勞動力投入。但是如果我們喪失了人口紅利,這些條件都不再具備,我們就必須尋找新的增長源泉。新的經濟增長源泉從哪來?來自於生産率的提高,特別是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全要素生産率表現是不錯的。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還是得益於資源重新配置。勞動力的流動,實際上是構成全要素生産率提高的主要部分。僅僅是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産業,對1978年至1998年期間G D P增長率的貢獻份額就達到21%。隨著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減少從而轉移速度的減慢,勞動力重新配置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漸淡化。今後要保持經濟持續、平穩發展應重點推行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保證穩定的勞動供給、提高勞動參與率。實際上它是一石三鳥,立竿見影。

  首先戶籍制度改革使農民變成市民,這部分人就變成了穩定的勞動力,直接改變了勞動供給。其次,戶籍制度改革讓政府在制度上激勵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提高人口轉移的力度。再次,農民工變成市民後,享受各種社會保障,解除了後顧之憂,能夠像市民一樣消費、生活,這可以改善內需中的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協調、可持續。

  目前經濟保持高增長率的主要因素是資本的投入,其實全要素生産率對這一段時間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下降的。所以,今後,要想保持經濟增長速度,必須在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方面下工夫。深化體制改革,提高企業管理水準,加強技術創新能力,從而提高技術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改善人力資本積累水準,也是提高勞動生産率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重要手段。

  《經濟參考報》:“未富先老”使我國經濟賴以保持高速發展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您認為怎麼做可以減輕這種衝擊,併為重建新的比較優勢做好基礎鋪墊?

  蔡昉:目前政策選擇最重要的立足點,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長既有比較優勢、避免休克式調整的前提下,進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産業結構升級的正確軌道。具體來説:

  一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向內需拉動型。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階段,由於比較優勢的變化,外需的減少是不可避免的。雖然伴隨著資源稟賦結構的變化,産業結構調整本來可以以漸進的方式進行,但是由於世界性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復蘇緩慢,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也趨於降低主要進口國家的需求,美國“無就業復蘇”及保護主義抬頭,也將抑制中國出口的增長。因此,中國經濟面臨著過於緊迫的調整任務。既順應發展階段變化的客觀要求,也為了應對這個特殊的國際經濟變化趨勢,中國經濟只有轉向以內需,特別是最終消費需求拉動的增長模式,才可能實現再平衡,獲得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內需與目前的生産結構和産業結構,以及資源稟賦仍然是適應的,這樣使産業結構調整不至於採取休克的方式或過於劇烈,從而可以避免出現比較優勢真空的狀態。內需擴大可以繼續利用現有産能,為産業結構調整贏得時間。

  二是實現産業的區域轉移,形成“國內雁陣模型”。勞動密集型産業的比較優勢,在東部地區逐漸喪失的同時,可以通過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而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延續。此外,中國到目前為止,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其中更多的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觀的技術效率。如果形成這個雁陣模型,就可以繼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為此,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十分重要。政策選擇中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政府應該推動這些地區的體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較優勢保持長期可持續的經濟趕超,而不是單純加大投資和給予補貼。

  三是充分認識中等收入階段的資源稟賦特徵,避免全面的技術趕超。科技發展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固然應該在那些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小的前沿技術領域,實現跨越式的趕超,特別是要利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經濟總量龐大的市場潛力,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新興科技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也要客觀、準確地認識中國所處經濟發展階段上的資源稟賦特徵,充分利用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科技上的差距,通過適用性技術創新以及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技術,繼續獲得後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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