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自己的真切感受來提醒國人這樣一句話：國家現在建立了抗戰和“南京大屠殺”公祭日活動是一個很好的形式，但這還遠遠不夠。一個儀式上的沉默與哀悼，只能産生大環境、大氛圍中的瞬間感動與觸動，只有通過深入的了解、冷靜的思考，才能形成主張與觀念，並從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中認識個人層面和國家層面及時代層面等種種深刻的問題，這樣才能在一個人內心構築信仰、堅定主張。一個人的內心強大了，才是真正的強大。一個國家何嘗不是？
被稱為二戰時期“世界三大慘劇”之一的“南京大屠殺”事件已經過去了77年，今年12月13日是我國的第一個“國家公祭日”。
義大利歷史學家羅齊曾言，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歷史敘述是對歷史的記錄和描述，它的重要功能在於“傳遞”歷史。對一個成熟作家而言，藝術地敘述事件或人物本身已經不是主要的創作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你的作品到底能不能給讀者和社會帶來一些新的認識和深刻的思想高度，尤其是在紀實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問題上。
對於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歷史事件，創作者容易把重點放在日本鬼子如何殘殺中國人的血腥場面和過程上，這毫無疑問是記錄“南京大屠殺”的重要部分，但一味的把筆力放在血淋淋的場面和敵人的殘暴本身，並不一定就是好作品，也未必會對歷史罪行的根源與後果進行徹底反思與省悟起到效果。就報告文學和紀實體作品而言，真正的藝術感染力並非是直截了當、平鋪直敘的單純敘述事件或人物的“軀殼”，它應當透過事件本身和人物的“軀殼”，追索其內在的“血質”和“靈魂”的本質。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作者就得在挖掘事件或人物時特別注意“老題材”的新發現、新角度。
真實是歷史的靈魂
真實才是歷史的靈魂。我是今年3月底才開始動心寫“南京大屠殺”的。從進入採訪到成稿，前後半年時間，時間實在太緊。創作一開始就碰到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把這樣一個人人皆知又人人不太清楚的大事件本本真真、藝術化地告訴世人。同時，還需要與已有的眾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學藝術作品不同，顯然這是個難上加難的事情。不過，當我閱讀完以往所有的幾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作品後發現，那些作品或受當時的歷史影響、或受創作者的功力、或受掌握的材料有限等影響，都讓我看到了重新創作南京大屠殺的巨大空間。我決心從上面這三個方面增強。在採訪倖存者和閱讀大量歷史資料的過程中，令我驚喜的是，許多東西以往的創作者基本上都沒有去關注。比如“南京大屠殺”是怎麼形成的？在日軍佔領南京時中國國民政府當時是如何應對的？蔣介石及他的軍隊到底是真抗日還是假抗日？日軍為什麼那麼輕易地殺害了30余萬人？除了受害者外，施暴者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場大屠殺的？“第三者”——國際人士他們那個時候幫助中國或日本人幹了些什麼？日本兵是如何變成殺人不眨眼的魔鬼的？中國軍隊和中國人自己有沒有值得反省的問題等等，這些引起我思考的“疑團”，都在採訪對象口中和4000余萬字的史料中找到了！這樣的發現，令我欣喜若狂，創作激情頓時倍增。
什麼叫深入生活？對作家來説，雙腳走在大地上是一種生活樣式；數月數年地紮在一個地方，實實在在吃住在那兒是一種生活樣式，但這僅僅是“一種樣式”的生活而已。真正的深入生活，是看你的心和眼睛還有感情是否“落到”或“沉到”了那個你所最需要的“藝術點”上。這個“藝術點”，就是你創作作品所需的原材料和滋長成藝術品的根基。再者就是調動你以前所有的生活“經歷”和生活體會。儘管在此次創作“南京大屠殺”之前，我並沒有多少這方面的直接生活，但間接生活並不比專門研究這一事件的人少。當年實施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侵略軍就是從我故鄉的長江口上岸的，小時候就一直聽老一代講述日本人如何一路燒殺搶，我讀小學時就是在一座被日本炮彈炸掉了一半的舊廟，那舊廟的主人是位財主，是我同桌的姥爺，而這位財主就是被日本人的炮彈炸死的。大家都知道的《沙家》，就是一齣抗日戲，而我的出生地就在“沙家”，我的爺爺、奶奶、大姑姑，便是與日本鬼子週旋的“沙奶奶”、“阿慶嫂”等。在寫作過程中，這些從小積累的生活便自然而然地涌現出來，派上用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