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30萬遇難同胞僅有1.6萬名字被找到

12月11日，80歲的歷史學家張憲文在位於南京大學的辦公室中接受記者採訪。李丹丹 攝

　　張憲文，1934年出生於山東泰安。歷史學家、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

　　張憲文從事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長達半個多世紀，他主持編寫的72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被認為是翔實而權威的大屠殺史料集。

　　在首個國家公祭日來臨之際，張憲文所在的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聯合南京部分學者根據《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編纂了三部五卷有關南京大屠殺史實與歷史的公眾讀本。

　　半世紀前只有幾人研究南京大屠殺

　　新京報：從事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長達半個多世紀，你是如何開始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的？

　　張憲文：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從1960年開始，目前已進行了54年。當時只有4個老師做這方面的研究，都談不上規模。這些老師的主業是研究日本史，而我本人主要研究中國現代史。

　　雖然南京大屠殺是屬於中國現代史的範疇，但在那個時代，我們的研究主線是中國共産黨如何領導人民推翻國民黨，研究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其實從全國來看，也就這麼幾個人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後來我們編了一個關於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小冊子。小冊子已經排好版後，準備刊印了。但是1972年中日建交，出版社認為這本書可能不利於中日友好，最終就沒出版，這樣的情況一直到了上世紀80年代。

　　新京報：上世紀80年代開始為何有所變化？

　　張憲文：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審查批准的歷史教科書中，把“侵略中國”改為“進入中國”，這完全扭曲了戰爭的性質。日本右翼分子聲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製造的謊言。這些謬論引起了中央的重視，南京召開了一系列的座談會。這些座談會有倖存者參加，當時還有兩三千的倖存者。

　　當時的南京市長張耀華決定做三樣工作：建館、立碑、編史。1983年，南京市政府專門設立了“南京大屠殺建館立碑編史工作小組”。在這其中，南京市組織了一部分老師開始編大屠殺歷史，還出了兩卷資料。但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學術研究進展緩慢，我們能獲得的資料也少，所以研究不是很有力度。

　　“通過多種渠道找到1.6萬個名字”

　　新京報：你主持編寫的72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被認為是翔實而權威的大屠殺史料集，在史料收集，特別是遇難者名單收集有什麼困難？

　　張憲文：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遇難者傷亡達20多萬，戰後還不斷有人因後遺症去世，但我看到，廣島做了很多調查工作，在當地的紀念館有一面墻放著倖存者的回憶錄。但早年，我們並沒有做這個工作。國民黨在抗戰勝利的時候試圖做這項工作，但是沒有進行下去。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的精力在恢複國民經濟上。

　　上世紀90年代初南京隨著上海的浦東開發開始進行改造，到處都在蓋房子。老房子沒了，倖存者遷移或者過世，現在只剩一百多倖存者，再找到新的倖存者很難。

　　我們通過多種渠道找到了1萬四千個遇難者的名字，現在大約有1萬六千個，距30萬人的數據還有很遠。這個工作很艱苦，還在進行。但如果新發現名單還需要從檔案去找新的材料，而南京的兩個檔案館基本都被我們調查過了，現在要去別的地方去挖掘，比如到臺灣。

　　新京報：是否能精確地進行人數上的統計？

　　張憲文：舉個例子，日軍在南京草鞋峽進行大規模殺戮，有人説遇難者人數達到57418，統計甚至到了個位數。在日軍進行屠殺的時候，肯定是機關槍掃射，也會有倖存者，而這個數字是不可統計的。因此，雖然這樣的數據看似對我們有利，但是我們不能採納。

　　另外，日本一個叫太田壽男的戰犯説，日軍動用30輛卡車和800個士兵從城內運15萬具屍體丟到長江裏。我們認為這不符合常規，不可靠。因此儘管這種數字對我們有利，但是為了理性研究就要冷靜地對待。

　　新京報：有人説你編著的南京大屠殺史料平實冷靜，你怎麼看？

　　張憲文：我們不忘歷史，也不記仇，不能永遠地糾纏。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我只有4歲。我們歷史學者要做個冷血動物，這就是要有冷靜的頭腦，不能熱血沸騰。如果熱血沸騰的話，就麻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