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國家博物館看新時代考古成果 400件新出土文物鑒往知遠

　　來中國國家博物館看新時代考古成果

　　400件新出土文物鑒往知遠

　　作者： 劉同華

　　9月14日，由中宣部、文旅部、國家文物局主辦，中國國家博物館攜手11家央地共建博物館承辦的大型考古發現展“鑒往知遠——新時代考古成果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

　　本次展覽以2012年以來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為重點，系統匯集展示全國43家文博、考古機構的近400件最新考古出土文物，涵蓋從舊石器時代到宋元時期，從田野考古到水下考古，從邊疆考古到絲綢之路考古多個領域，生動講述中國境內人類起源、文明起源、中華文明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歷程，充分展示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完整呈現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發展過程。

　　新時代考古成果印證了《論語》所説的“十世可知也”

　　《論語為政》裏記載，子張向孔子請教是否能夠預見未來。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張是孔子的弟子，他這裡提出的問題“十世可知也”就是問老師“今後十世可以預先知道嗎？”孔子回答：“商朝繼承了夏朝的禮儀制度，所減少和所增加的內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又繼承商朝的禮儀制度，所廢除的和所增加的內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將來有繼承周朝的，就是一百世以後的情況，也是可以預先知道的。”

　　這次“鑒往知遠——新時代考古成果展”中展出的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考古發現就印證了這段話。

　　2022年，中國國家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運城市文物保護中心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在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布方發掘，發現並清理了16座墓葬。這些墓葬的時代大致為二里崗下層階段，按規模可分大、中、小三類。隨葬品主要包括商和晉南土著文化因素。

　　大、中型墓葬出土的青銅器種類豐富，與之共存的陶器時代特徵明確，為商初青銅器斷代確立了可靠的年代尺規。可以看出這裡大、中型墓葬已經形成了鼎(鬲)、斝、爵的禮器組合，與夏代晚期貴族墓中的禮器組合略有不同，從考古角度詮釋了《論語》中孔子所講的“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西吳壁商代墓地的發現，為研究晉南地區商代人群構成、禮制源流，以及商王朝國家形態與統治模式等問題提供了直接證據，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當我們仰望歷史蒼穹，文明之光燦若星河；當我們俯首腳下熱土，浩浩歷程綿亙萬里，中華民族就是這樣的生生不息，以遒勁筆墨寫就壯麗史詩。

　　距今6000年至5100年前後，中華文明起源節奏加速，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各地區文化宛若“滿天星斗”，相互交融。距今5100年至4300年，長江、黃河中下游相繼進入文明階段。我國的文明進程逐漸呈現出“多元並進，中原領先”的發展格局。

　　對歷史的研究，不僅僅是為了撫慰我們對已經逝去時光的懷念，更重要的是總結經驗、溫故知新，在時間的長河中理解現代，謀劃未來。

　　考古，使得古與今、一層層時間、一個個人物在特定的空間裏交織，讓過去的時空有了新的生命。

　　中國考古學百年逐夢蔚為大觀

　　1840年之後，隨著“西學東漸”之風，中國學界開始了解和研究考古學：以章太炎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開始介紹考古學；殷墟甲骨和敦煌文書的發現更是讓世人知道了中華考古。

　　於是，1922年1月，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率先成立考古學研究機構，馬衡任考古學研究室主任(後來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這是中國第一個考古學研究機構。

　　1934年底，考古學家蘇秉琦去寶雞時途經西安、咸陽，感嘆：“這一帶是周、秦、漢、唐的故都所在，遠望去儘是大大小小連綿不斷的丘陵冢墓，下邊埋葬著我們的列祖列宗、先公先王，因此我想起了那些威名遠播的民族英雄，和他們不朽的功業。”

　　考古學從那個時代便被賦予了特殊的使命——通過科學的方法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批駁西方人提出的“中華文明西來説”，增強國人的愛國之心，提振國人的文化自信。

　　後來，蘇秉琦先生又提出中華文明起源“滿天星斗”的形象描述：“一時，中華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滿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

　　滿天星斗，故而中華文明的星空才會持久閃爍；多元一體，故而能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到了1952年，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共同支援北京大學在歷史系創辦考古專業，聘請鄭振鐸、裴文中、夏鼐、林耀華、郭寶鈞為兼任教授。這是全國高校第一個考古學教學機構。

　　在此之前，也就是1950年10月，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輝縣開始了新中國第一次考古發掘，有人稱之為“新中國考古第一鏟”，拉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的大幕。

　　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學界通過大量發掘和科學研究，證實了中國100多萬年的人類史、1萬多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及其發展演變歷程，在中國人類起源、中國文化起源、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方面擁有了足夠的話語權。

　　肇啟于2002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項承載著“中國考古學百年夢”的重大工程。二十年來經過學者們接續努力，一系列翔實的研究成果落地。

　　2022年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這次展覽，通過數百件最新考古出土文物，無聲卻有力地講述著新時代考古成果故事。展覽第一部分“走向文明”通過新時代考古工作，進一步實證我國100多萬年的人類史、1萬多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第二部分“協和萬邦”講述夏商周考古對於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與形成、國家的産生與發展的重要意義；第三部分“海宇攸同”中，展示了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最新實證；第四部分通過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古發現，講述中華文明“殊方共用”的貢獻。

　　遙想中華文明始於涓微，奔涌八方，成溪澗、奔萬里，最終匯聚成為一部波瀾壯闊的文明華章。

　　技術進步為考古提供重要支撐

　　這次展覽中，水下考古佔了不少比重，尤其是廣東“南海1號”南宋沉船的考古展示，引起很多人駐足。“南海1號”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保存最好的古代沉船，其沉沒地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其水下遺存既彰顯了宋代時期海洋活動的繁榮景象，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

　　“南海1號”發現了大量精美瓷器。中國瓷器和制瓷技術的對外傳播，成為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

　　至遲從中唐開始，中國陶瓷已大量行銷海外。宋元時期，陶瓷海上貿易蓬勃發展，廣州、泉州、明州等世界性港口相繼建立，以中國為主導的陶瓷貿易體系逐步確立。明清時期，陶瓷貿易持續繁榮，隨著新航路的開闢，中國瓷器大量遠銷歐美地區，推動了早期貿易全球化的形成和發展。

　　“歐洲的中國瓷器收藏史于1508年掀開了新的一頁，那一年，葡萄牙的航海家們返回歐洲。他們乘著風浪，以極大的勇氣航行至遙遠的東方，抵達了那個時代水手們幻想中的未知國度，千里迢迢帶回了諸多産品，種類不勝枚舉。”這是法國漢學家奧圖德薩代爾《器成天下——中國瓷器考》記載的西方航海家對中國的迷戀。西方航海家帶回的“諸多産品”中，“最吸引人們眼球的”則是中國瓷器。

　　中國陶瓷貿易的運輸路線，被當代考古學者稱為“陶瓷之路”。精美的中國瓷器沿著唐代發端的“陶瓷之路”源源外輸，它們既是美觀耐用的生活器皿，也以其絢爛多姿的造型和裝飾承載著濃郁的中國文化與風情，對行銷區域的物質生活以及文化面貌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水下考古，是與田野考古完全不同的發掘方式，中國在這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果。2020年，一支水下考古隊接受任務，完成對劉公島甲午沉艦定遠艦的考古調查。考古發掘中，一塊重達18.7噸的定遠艦巨型鐵甲殘骸被考古隊發現。當這塊銹跡斑斑又丹心不改的鐵甲浮出水面時，一百多年前那場慘烈的戰爭真實地展現在我們面前。甲午沉艦的發掘工作，對考古隊員來説，不僅是一次發掘和保護，更是一次對歷史的凝望。

　　不僅如此，科學技術更是被廣泛應用到考古學當中，有力地拓寬了研究範圍，提高了考古學從古代遺存中獲取資訊的能力。比如以碳-14為代表的測年手段，為夏商周斷代和史前文化的年代判定提供了重要技術支撐。回顧中國考古學，在年代測定、人骨研究、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環境考古等諸多方面都有了長足的技術進步。

　　另外，電腦考古、遙感考古、冶金考古、物質結構與成分分析、考古DNA研究以及考古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等，都使得我們的考古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概言之，中國的科技考古日新月異，為考古學研究貢獻了更多的資料和資訊，極大提高了考古學研究的科學性。

　　考古科學化的本身，是以科學思維和科技手段探究文化淵源，對考古成果的傳播，同樣需要以恢弘的歷史觀和豐富的科技手段還原文化的演進脈絡。

　　考古學成為找回記憶、啟迪智慧、走向未來的事業，在人類歷史的研究中熠熠生輝。站在古老的文明、厚重的歷史之上，先人留給我們的，不只是豐富的物質遺産，更是涌動不息的血脈與精神，我們能從中感受到中華文明的生機勃勃、生生不息。(中國紀檢監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