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藥補醫致過度醫療
調查顯示，以藥補醫機制長期存在造成的後果是過度醫療問題嚴重，直接導致看病貴。
據統計，2009年我國醫療輸液104億瓶，相當於13億人口每人輸了8瓶，遠高於國際上2.5瓶至3.3瓶的水準，我國近5年內醫院抗菌藥物使用率在67%~82%之間，是英美等發達國家2~3倍。
過度醫療背後的直接推手正是“以藥補醫”的公立醫院補償機制。目前我國公立醫院補償機制主要靠醫療服務收入、藥品耗材加成收入和財政補助。長期以來，由於財政投入不足，補償機制又未建立，醫院只能靠藥品的盈利來維持運轉。
以北京市為例，據統計，2002年至2009年，北京市直屬醫療機構工資總額構成中，財政撥款比例只佔10%，90%的工資經費來源於醫院盈利收入。
知名新醫改專家顧昕等多位業內專家向本報記者表示，目前這種按醫療服務項目、按藥品加成付費的制度安排，客觀上“鼓勵”醫院在市場條件下多開藥、多開檢查，誘導過度治療。這一制度不僅傷害了病人利益，也損害了醫生形象，最終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多方共輸的後果。
“以藥補醫”實質是公立醫院的籌資和支付制度問題。它既是社會向醫院的支付方式，也是醫院的主要資金來源。不少業內人士指出，這種籌資制度已無法滿足現實需求，必須取消。
衛生部部長陳竺近期公開表示，公立醫院不能過度市場化，如果只是跟著市場跑，它會完全跟著財富走，變成為少數有錢人服務的機構。公立醫院資源配置應跟著民眾的需求走。
此外，記者調查顯示，我國目前醫療衛生服務的高比例個人現金付費機制，也加重了貧困人口特別是農村貧困人口及流動人口的負擔；加之醫療保險（包括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方面統籌層次低的問題較突出，弱化了民眾的醫療風險分擔功能，進一步加劇了看病貴問題。
公平與效率的均衡
看病難涉及醫療資源配置問題，看病貴涉及醫療衛生費用負擔體系，這兩者與公立醫院資金籌措制度和支付體系直接相關。在這方面，無論是純粹市場主導還是全民免費醫保制度都被歷史經驗證明目前很難行得通。
記者綜合多方調查顯示，這一命題背後，其實是“公平”與“效率”博弈白熱化的體現。要想厘清改革思路，必須先回答兩個問題：哪些問題應屬政府職責範圍？哪些需要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這兩個問題能否得到精準判斷與回答，不僅對改善醫患關係有直接影響，更是我國公立醫院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的關鍵。
比如在支付制度設計方面，我國需要規劃整合不同醫療保險制度，以平衡制度間差異，實現實質的全民覆蓋。目前業內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根據各地條件，探索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的整合；一種是探索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醫保的整合。前者需跨部門，後者需大幅提高城鎮居民醫保籌資程度。無論哪種形式，都需在科學研究和論證基礎上，提出各種制度整合的框架和安排。
對於資源配置公平性問題，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院長王杉建議，國家應制定科學的區域規劃，統一規劃佈局醫療衛生資源，優先發展和保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重點加強西部薄弱地區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逐步建成衛生資源佈局合理、結構優化和規模數量日趨科學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而如何實現佈局合理和結構優化，避免資源重復投入和低效運轉，達到資源利用最大化，則涉及到效率問題。
事實上，解決公平和效率問題的關鍵被業內普遍認為是要厘清政府與市場的職責與分工。
一些醫改專家建議，新醫改的推進應充分吸收和借鑒各國經驗，既發揮市場配置衛生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又通過政府提供的保障性服務以保障醫療衛生服務公平性。最終通過市場和政府共同作用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均衡。
在陳竺看來，公立醫院不能搞過度市場化，儘管有利於提升效率的市場機制可以借鑒，然而醫患關係不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種市場為主的制度安排出了問題。單純放開市場機制而忽略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建立，只會使醫患關係越來越惡劣，直至最後醫生群體失去民眾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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