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歐洲的電影同行,好萊塢總是顯得過於保守和遲鈍。對於有重大影響力的實事新聞,好萊塢往往不願意馬上將其改編成電影,反而對歷史題材和科幻題材興趣更大。究其原因,在一個事件尚未蓋棺論定之時,好萊塢絕不願意冒險表達自己的觀點,以防止觸怒到潛在的觀眾。
然而,對於反恐戰爭,以及伴隨反恐而引發的一系列政府行為,好萊塢卻罕見地迅速表達出了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有時候甚至頗為激烈。
比如以熱衷於批判美國政府而知名的好萊塢導演奧利弗 斯通,便在美國棱鏡事件發生不到一年後,就高調宣佈要以棱鏡事件為題材拍攝電影,該片將於今年年底開機。就連新力這種大公司,也緊隨其後,宣佈自己也準備將棱鏡事件搬上大銀幕,只不過,將會交由“007”系列電影的製片人著手打造,比起奧利弗 斯通的版本,預計會涵蓋更多商業元素、更少嚴肅思考。
好萊塢急於對反恐問題發表態度,並不是最近才開始的,而是早已有之。從2004年邁克爾 摩爾的《華氏911》、2006年奧利弗 斯通的《世貿大廈》、2008年凱瑟琳 畢格羅的《拆彈部隊》,到2012年凱瑟琳 畢格羅的《獵殺本 拉登》。尤其是《拆彈部隊》,直接獲得了奧斯卡當年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的桂冠,可謂贏得了整個好萊塢的認可。
如果再算上暗示或影射了反恐問題的電影,那就更多了。2002年的《蜘蛛俠》,不僅刪除了影片中所有關於世貿大廈的鏡頭,以避免觸痛觀眾,導演山姆 雷米更是稱自己插入了一段“對紐約市的悼念”。當威廉 達福扮演的“綠魔”危及一輛滿載兒童的纜車時,當地人向他投擲石塊,其中一個紐約人憤怒地喊道:“你惹了我們中任何一個,你就惹了我們所有的人!”這被看作是導演對9 11事件的直接表態。而今年的《美國隊長2》,故事中神盾局局長尼克談到為了應對越來越邪惡的敵人,必須對每一個美國公民進行監聽時,也被認為直接影射了棱鏡事件。
為何對於反恐問題,好萊塢一改往日的謹慎保守,甚至冒著觸怒美國政府的風險,一而再、再而三地將其搬上銀幕?
因為反恐問題具有足夠的當代性和重要性。作為21世紀最重大的政治課題之一,反恐問題極大地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決策及國際關係,並最終滲入到美國民眾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萊塢作為美國大眾傳媒最重要的代表,自然無法對反恐問題完全視而不見。好萊塢必須用自己的故事,重新包裹講述反恐,從而安慰和保護美國的民眾。
技術上的原因,則是好萊塢能夠將自己對越戰的經驗和記憶,搬到反恐戰爭之中。如今的好萊塢當權者,都是在新好萊塢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對越戰有著深刻的記憶,也就這個題材拍過很多經典電影,比如邁克爾 西米諾的《獵鹿人》、斯坦利 庫布裏克的《全金屬外殼》。而準備將棱鏡事件搬上大銀幕的奧利弗 斯通,其代表作之一正是1986年的《野戰排》,一部關於越戰如何深深傷害美國人的故事。
因此,反恐戰爭對於好萊塢而言,並非一個完全陌生、全新的事物。凱瑟琳 畢格羅的《拆彈部隊》,很多敘事風格都參照了那些經典的越戰電影。好萊塢一方面支援著反恐戰爭,另一方面也不忘提醒美國政府,不要為了反恐,而將美國拖入另一個越戰的泥潭中。(劉康康 影評人)